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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进步学生到新中国摄影记者 我用镜头定格1949

2014-7-22 10:51:35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吴四一 李君娜 选稿:贾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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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新中国成立牌楼照 吴四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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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吴四一的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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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人民庆祝新中国成立集会庆典照 吴四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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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四一先生近照

    原标题为:我用镜头定格1949

    口述 吴四一(83岁)
  
  整理 李君娜
  
  拍照,改变我的人生轨迹
  
  “咔嚓”一声,时隔60多年,我还记得那一声。
  
  那是1948年3月的一天,南京的天空看上去有点阴沉。我站在国民党警车驾驶室门边的踏板上,车的周围,是群情激奋的学生,还有无数蛮横的反动军警。我觉得有点慌乱,心跳得有点快,但我没有忘记按下快门——那是一张国民党军警包围学生游行队伍的场景照片。
  
  我那时18岁,在南京第五中学读高三。说起参加学生运动,这已经不是我的第一次了。还得从天津读书时说起。我初二转学到当时的天津工商学院附中,那是一所美国天主教会办的学校,有初中部也有高中部,我读到了高二。1946年12月,美军侮辱中国女学生的“沈崇事件”发生,激起平津众多正义学子的强烈反抗。虽然还是高二的学生,我也加入了反抗的队伍,并因此上了反动派的黑名单,最终被学校开除。
  
  上了黑名单,华北地区的学校都上不了了,我就去了南京,南京的舅舅开炭店。他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当时是中央大学(也就是南京大学的前身)的大学生,是地下党员,也是南京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他给我提供了包括《大众哲学》在内的很多进步书籍,并让我参加了南京学联组织的很多学生运动。我在学联主要负责摄影工作。我在唐山念的小学,在唐山铁道学院学习的小舅舅有相机,他常来我家里给我拍照为乐,所以我很早就对摄影产生了兴趣。小舅舅还把一架日制的120相机送给了我。南京学联组织学生赴紫金山游行请愿,我会照相,又有相机,在活动中负责照相,自然是责无旁贷。
  
  就是这一次的照相,再一次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南京的游行活动过了没几天,我被特务组织盯上了,我从学校离开,暂时借住在了表哥所在的中央大学宿舍。有一天,我舅舅的小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弟,跑到中央大学找到我,他说别回家了,家外面也已经有人“注意”到我了。这时,表哥建议我直接去上海,投靠上海的一个叔叔。同时让表弟把家里的所有传单都烧掉。
  
  到了上海,我很快就考取了位于宝山区大场镇的育才学校。育才学校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及其子嗣抗战时期在重庆创办的专科学校,抗战胜利后迁到上海宝山。陶行知是著名的民主进步人士,当时国民党想暗杀的民主进步人士名单中,陶行知排在第三位,前两位是闻一多和李公朴。所以,育才学校里的教员也大都是接受进步思潮影响的人。学校设新闻组、音乐组、喜剧组等,我不会唱歌、不会演习,但之前参加学生运动的时候照过相,照片还上过当时的报纸,又喜欢写点东西,顺理成章就读了新闻组。我的同学中,包括后来做了上海电视台台长的刘继权。
  
  相机,是我革命工作的武器
  
  我在上海迎来了解放。5月份,距离上海5月27日正式解放还有几天,我记得学校门口有国民党的兵在逃,也看到解放军在追上去,也有解放军战士负了伤,坐在学校门口一动不动,有同学特意送水过去给坐在地上的解放军战士,他胸口处的衣服有一个明显的标识,上面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
  
  你问我为什么不随时随地多拍一点照片下来?那时候可不像现在,学生有事没事用智能手机随随便便就是一张街拍,那时物资匮乏,胶卷很难买到,价钱又贵,每次拍一张照片前,都要左思右想,想好了拍什么才不浪费。而且,我是过来投靠亲戚的,父母都还在北方,我每次都向亲戚“借钱”买胶卷。也是在1949年,解放之前,我用可以买到一石米的伪币价格在当时位于城隍庙的上海旧货市场淘到了一台德国老相机。它的镜头可以拆卸,比我之前的相机都要好。我后来陆陆续续有过大概10台老相机,后来都捐给了松江档案馆。
  
  1949年5月13日,松江比上海早了14天解放。当时松江为专区,隶属苏南行政署,是苏南行政区松江专员公署所在地,上海城区周边的众多地区都归松江专区管理。
  
  5月27日,上海解放。因为郊区缺少“文化人”,松江文工团到我们学校来“招兵买马”,我报名了。我在育才学校的不少同学进了复旦等高等院校,而我则直接肄业进入松江文工团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当时松江地委文工团渡江南下,在松江专区下属的松江县。松江地委文工团是中共松江地委机关领导的一群文艺工作者队伍,既是党的文艺队,也是工作队,包括淮海战役期间从上海冲破国民党封锁线、秘密进入解放区的电影演员、上海剧专和上海音专的青年教师、学生,也有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南通、松江、上海和苏州一批大专院校和中学的学生,以及农村文艺人才。
  
  我印象很深刻,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也就是5月29日,我和育才学校20多个进步青年一起在学校地下党组织的带领下,穿过上海市区,步行经过徐家汇、北桥、马桥等,很多地方的桥都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毁了,我们走了整整一天才进入松江,加入刚刚组建的中共松江地委文工团。那一天的行程不少于80里路。
  
  刚刚解放,文工团团员广泛接触新区群众,通过教唱革命歌曲、学秧歌舞、演出歌剧《白毛女》等宣传党的政策。1949年7月份,文工团又组建成农村工作队,深入农村配合发动贫下中农参加农会,完成取缔保甲制度、建立新政权和“反黑田”等中心任务。我在南京和上海等地待过,懂南方话,所以借着松江县试点土地改革,9月份经组织分派,我到了松江县城东区土改工作队,并担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城东委员会副书记一职。
  
  土改工作中,我手中的相机继续成为斗争的武器。1949年,我拍了很多反映地主阶级盘剥农民的“罪证”,比如地契、借据和“做了手脚”的斗等。斗在当时是一种称粮食的容器,地主们往往会在斗底装上一个插板。这个插板的用处是在于:当地主向农民收粮食时,就把插板拔出来,这样斗原来的容量就变大了;而借粮给农民时,斗上的插板又会放进去,这样,斗的容量变小。一进一出,农民辛苦种的粮食就被地主从斗里盘剥去了不少“利息”。1950年,经过土改,广大贫下中农在旧社会被地主阶级剥削去的典当地契和高利贷全部收回,被地主占有的田地也被重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很多人喜极而泣。我也拍下了很多类似的场面和瞬间。
  
  镜头,定格那些伟大的历史
  
  1949年,这是一个伟大的年份。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从此都和1949年10月1日这个特殊日子联系在了一起。“立此存照”本就是相机的基本功能,生逢其时,我的相机自然也为历史“立此存照”。虽然呈现的或许是碎片式的瞬间,但这些瞬间定格下的何尝不是永恒的历史?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前举行。9月,松江人民在马路桥,也就是现在的松江区中山路和人民路十字路口的交警亭的东西两侧搭建了两座灯彩牌楼,以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的深情祝贺。
  
  你看,这张照片拍的就是那个牌楼。牌楼是用松江当地生产的竹竿搭建而成,上面安装了类似霓虹灯的小灯泡,这在当时算是非常时髦的东西,虽然都是一色的。从照片上能看得很清楚的是,牌楼上悬挂了毛主席和朱老总的头像,两边粘贴了祝贺的对联,上面的横批是“万流归宗”。拍摄这张照片在当时是有难度的,白天人太多,没法拍,到了晚上,人是少了,但光线又不够了,需要三脚架进行充分曝光,但我们又没有三脚架。
  
  那会正是土改时期,松江新华乡也就是现在的松江城东区的民兵队长和两个老乡连我四人,他们是以“保护我”的名义陪着我。因为拍摄这张照片算是政治任务,当时松江地委宣传部通知文工团,新政府马上就要成立,要拍几张反映松江喜迎新政府的照片,我当仁不让。我们一行四人来到马路桥,我打算拍摄下这一有意义的灯彩牌楼。那一天,我们一直等到夜深人静,我一直在琢磨着怎么把这美丽的夜景一起记录下来。因为没有三脚架,我灵机一动,旁边有卖夜宵馄饨的店铺,店里有高凳,可以代替三脚架作为曝光依托。就这样,拍下了这张有纪念意义的照片。今天看这张照片,依然能很清楚地看到不远处的交警亭。可见曝光是充分的。
  
  拍摄这张照片是9月份的事。10月7日,松江人民用集会的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之所以和10月1日相隔了6天,是因为松江秋天多雨,要等到放晴才能集会。集会放在了当时的松江大操场,人们面向主席台高举着毛泽东、朱德等开国元勋的头像,人群里有小孩、有老人,有学生、有公务员模样的人,还有民兵装扮的人,还有戴帽子的消防队员,松江的男女老少以这样的方式庆祝新中国的诞生。我需要记录下这个时刻。这时我用的已经是文工团里的专用相机了,焦距可以拍广角,但是要容下这么大的场面似乎还是不够用。也依然是灵机一动,趁着大会还没正式开始,我跑上了操场的主席台,一定的“居高临下”和一定的距离,“拉长”了我的镜头焦距,尽可能地通过照片保留下松江人民庆祝新中国解放的喜悦。
  
  三年后,松江地委文工团解散,我因为工作留了下来。这一留,就是62年。62年来,松江和松江人一直是我镜头中的主角,他们也应该属于松江,所以我将毕生作品都捐赠了松江区档案馆、图书馆。
  
  人物小传
  
  吴四一:1931年生,祖籍安徽,离休干部。1949年开始从事摄影工作,1950年起曾任《华东画报》《新华日报》摄影通讯员、《松江报》记者、上海市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摄影协会会员、松江摄影协会顾问、上海市农村摄影“耕耘奖”获得者。2003年,他将毕生作品无偿捐赠给松江区档案馆、图书馆。
  
  记者手记
  
  ■他的名字很有意思,他在父亲四十一岁时出生,所以取名吴四一。儿童时期,父亲的朋友到访,觉得此名太直白,建议其父取“集思广益”的谐音,改为“吴思益”,也暗喻成为一个对国家和民族更有用的人。吴思益少年求学,因上黑名单,辗转至南京,自取谐音“吴耜漪”为名。“文革”时期,因为这个名字被当时的人们认为过于“小资产阶级情调”,又恢复为最初的“吴四一”。一个名字的变化,背后是几个时代的风云变迁。唯一不变的,是吴四一从幼童到耄耋之际的摄影情结。他用相机给人们留下时代剪影和共同的历史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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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进步学生到新中国摄影记者 我用镜头定格1949

2014年7月22日 10:51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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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新中国成立牌楼照 吴四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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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吴四一的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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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人民庆祝新中国成立集会庆典照 吴四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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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四一先生近照

    原标题为:我用镜头定格1949

    口述 吴四一(83岁)
  
  整理 李君娜
  
  拍照,改变我的人生轨迹
  
  “咔嚓”一声,时隔60多年,我还记得那一声。
  
  那是1948年3月的一天,南京的天空看上去有点阴沉。我站在国民党警车驾驶室门边的踏板上,车的周围,是群情激奋的学生,还有无数蛮横的反动军警。我觉得有点慌乱,心跳得有点快,但我没有忘记按下快门——那是一张国民党军警包围学生游行队伍的场景照片。
  
  我那时18岁,在南京第五中学读高三。说起参加学生运动,这已经不是我的第一次了。还得从天津读书时说起。我初二转学到当时的天津工商学院附中,那是一所美国天主教会办的学校,有初中部也有高中部,我读到了高二。1946年12月,美军侮辱中国女学生的“沈崇事件”发生,激起平津众多正义学子的强烈反抗。虽然还是高二的学生,我也加入了反抗的队伍,并因此上了反动派的黑名单,最终被学校开除。
  
  上了黑名单,华北地区的学校都上不了了,我就去了南京,南京的舅舅开炭店。他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当时是中央大学(也就是南京大学的前身)的大学生,是地下党员,也是南京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他给我提供了包括《大众哲学》在内的很多进步书籍,并让我参加了南京学联组织的很多学生运动。我在学联主要负责摄影工作。我在唐山念的小学,在唐山铁道学院学习的小舅舅有相机,他常来我家里给我拍照为乐,所以我很早就对摄影产生了兴趣。小舅舅还把一架日制的120相机送给了我。南京学联组织学生赴紫金山游行请愿,我会照相,又有相机,在活动中负责照相,自然是责无旁贷。
  
  就是这一次的照相,再一次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南京的游行活动过了没几天,我被特务组织盯上了,我从学校离开,暂时借住在了表哥所在的中央大学宿舍。有一天,我舅舅的小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弟,跑到中央大学找到我,他说别回家了,家外面也已经有人“注意”到我了。这时,表哥建议我直接去上海,投靠上海的一个叔叔。同时让表弟把家里的所有传单都烧掉。
  
  到了上海,我很快就考取了位于宝山区大场镇的育才学校。育才学校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及其子嗣抗战时期在重庆创办的专科学校,抗战胜利后迁到上海宝山。陶行知是著名的民主进步人士,当时国民党想暗杀的民主进步人士名单中,陶行知排在第三位,前两位是闻一多和李公朴。所以,育才学校里的教员也大都是接受进步思潮影响的人。学校设新闻组、音乐组、喜剧组等,我不会唱歌、不会演习,但之前参加学生运动的时候照过相,照片还上过当时的报纸,又喜欢写点东西,顺理成章就读了新闻组。我的同学中,包括后来做了上海电视台台长的刘继权。
  
  相机,是我革命工作的武器
  
  我在上海迎来了解放。5月份,距离上海5月27日正式解放还有几天,我记得学校门口有国民党的兵在逃,也看到解放军在追上去,也有解放军战士负了伤,坐在学校门口一动不动,有同学特意送水过去给坐在地上的解放军战士,他胸口处的衣服有一个明显的标识,上面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
  
  你问我为什么不随时随地多拍一点照片下来?那时候可不像现在,学生有事没事用智能手机随随便便就是一张街拍,那时物资匮乏,胶卷很难买到,价钱又贵,每次拍一张照片前,都要左思右想,想好了拍什么才不浪费。而且,我是过来投靠亲戚的,父母都还在北方,我每次都向亲戚“借钱”买胶卷。也是在1949年,解放之前,我用可以买到一石米的伪币价格在当时位于城隍庙的上海旧货市场淘到了一台德国老相机。它的镜头可以拆卸,比我之前的相机都要好。我后来陆陆续续有过大概10台老相机,后来都捐给了松江档案馆。
  
  1949年5月13日,松江比上海早了14天解放。当时松江为专区,隶属苏南行政署,是苏南行政区松江专员公署所在地,上海城区周边的众多地区都归松江专区管理。
  
  5月27日,上海解放。因为郊区缺少“文化人”,松江文工团到我们学校来“招兵买马”,我报名了。我在育才学校的不少同学进了复旦等高等院校,而我则直接肄业进入松江文工团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当时松江地委文工团渡江南下,在松江专区下属的松江县。松江地委文工团是中共松江地委机关领导的一群文艺工作者队伍,既是党的文艺队,也是工作队,包括淮海战役期间从上海冲破国民党封锁线、秘密进入解放区的电影演员、上海剧专和上海音专的青年教师、学生,也有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南通、松江、上海和苏州一批大专院校和中学的学生,以及农村文艺人才。
  
  我印象很深刻,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也就是5月29日,我和育才学校20多个进步青年一起在学校地下党组织的带领下,穿过上海市区,步行经过徐家汇、北桥、马桥等,很多地方的桥都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毁了,我们走了整整一天才进入松江,加入刚刚组建的中共松江地委文工团。那一天的行程不少于80里路。
  
  刚刚解放,文工团团员广泛接触新区群众,通过教唱革命歌曲、学秧歌舞、演出歌剧《白毛女》等宣传党的政策。1949年7月份,文工团又组建成农村工作队,深入农村配合发动贫下中农参加农会,完成取缔保甲制度、建立新政权和“反黑田”等中心任务。我在南京和上海等地待过,懂南方话,所以借着松江县试点土地改革,9月份经组织分派,我到了松江县城东区土改工作队,并担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城东委员会副书记一职。
  
  土改工作中,我手中的相机继续成为斗争的武器。1949年,我拍了很多反映地主阶级盘剥农民的“罪证”,比如地契、借据和“做了手脚”的斗等。斗在当时是一种称粮食的容器,地主们往往会在斗底装上一个插板。这个插板的用处是在于:当地主向农民收粮食时,就把插板拔出来,这样斗原来的容量就变大了;而借粮给农民时,斗上的插板又会放进去,这样,斗的容量变小。一进一出,农民辛苦种的粮食就被地主从斗里盘剥去了不少“利息”。1950年,经过土改,广大贫下中农在旧社会被地主阶级剥削去的典当地契和高利贷全部收回,被地主占有的田地也被重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很多人喜极而泣。我也拍下了很多类似的场面和瞬间。
  
  镜头,定格那些伟大的历史
  
  1949年,这是一个伟大的年份。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从此都和1949年10月1日这个特殊日子联系在了一起。“立此存照”本就是相机的基本功能,生逢其时,我的相机自然也为历史“立此存照”。虽然呈现的或许是碎片式的瞬间,但这些瞬间定格下的何尝不是永恒的历史?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前举行。9月,松江人民在马路桥,也就是现在的松江区中山路和人民路十字路口的交警亭的东西两侧搭建了两座灯彩牌楼,以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的深情祝贺。
  
  你看,这张照片拍的就是那个牌楼。牌楼是用松江当地生产的竹竿搭建而成,上面安装了类似霓虹灯的小灯泡,这在当时算是非常时髦的东西,虽然都是一色的。从照片上能看得很清楚的是,牌楼上悬挂了毛主席和朱老总的头像,两边粘贴了祝贺的对联,上面的横批是“万流归宗”。拍摄这张照片在当时是有难度的,白天人太多,没法拍,到了晚上,人是少了,但光线又不够了,需要三脚架进行充分曝光,但我们又没有三脚架。
  
  那会正是土改时期,松江新华乡也就是现在的松江城东区的民兵队长和两个老乡连我四人,他们是以“保护我”的名义陪着我。因为拍摄这张照片算是政治任务,当时松江地委宣传部通知文工团,新政府马上就要成立,要拍几张反映松江喜迎新政府的照片,我当仁不让。我们一行四人来到马路桥,我打算拍摄下这一有意义的灯彩牌楼。那一天,我们一直等到夜深人静,我一直在琢磨着怎么把这美丽的夜景一起记录下来。因为没有三脚架,我灵机一动,旁边有卖夜宵馄饨的店铺,店里有高凳,可以代替三脚架作为曝光依托。就这样,拍下了这张有纪念意义的照片。今天看这张照片,依然能很清楚地看到不远处的交警亭。可见曝光是充分的。
  
  拍摄这张照片是9月份的事。10月7日,松江人民用集会的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之所以和10月1日相隔了6天,是因为松江秋天多雨,要等到放晴才能集会。集会放在了当时的松江大操场,人们面向主席台高举着毛泽东、朱德等开国元勋的头像,人群里有小孩、有老人,有学生、有公务员模样的人,还有民兵装扮的人,还有戴帽子的消防队员,松江的男女老少以这样的方式庆祝新中国的诞生。我需要记录下这个时刻。这时我用的已经是文工团里的专用相机了,焦距可以拍广角,但是要容下这么大的场面似乎还是不够用。也依然是灵机一动,趁着大会还没正式开始,我跑上了操场的主席台,一定的“居高临下”和一定的距离,“拉长”了我的镜头焦距,尽可能地通过照片保留下松江人民庆祝新中国解放的喜悦。
  
  三年后,松江地委文工团解散,我因为工作留了下来。这一留,就是62年。62年来,松江和松江人一直是我镜头中的主角,他们也应该属于松江,所以我将毕生作品都捐赠了松江区档案馆、图书馆。
  
  人物小传
  
  吴四一:1931年生,祖籍安徽,离休干部。1949年开始从事摄影工作,1950年起曾任《华东画报》《新华日报》摄影通讯员、《松江报》记者、上海市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摄影协会会员、松江摄影协会顾问、上海市农村摄影“耕耘奖”获得者。2003年,他将毕生作品无偿捐赠给松江区档案馆、图书馆。
  
  记者手记
  
  ■他的名字很有意思,他在父亲四十一岁时出生,所以取名吴四一。儿童时期,父亲的朋友到访,觉得此名太直白,建议其父取“集思广益”的谐音,改为“吴思益”,也暗喻成为一个对国家和民族更有用的人。吴思益少年求学,因上黑名单,辗转至南京,自取谐音“吴耜漪”为名。“文革”时期,因为这个名字被当时的人们认为过于“小资产阶级情调”,又恢复为最初的“吴四一”。一个名字的变化,背后是几个时代的风云变迁。唯一不变的,是吴四一从幼童到耄耋之际的摄影情结。他用相机给人们留下时代剪影和共同的历史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