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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渡海一代"乡愁伴终生 揭马英九家庭背景

2014-7-22 09:16:27

来源:人民网 作者:李振广 选稿:贾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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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末,马英九与母亲携手在台北家门口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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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鹤凌

    原标题为:台湾渡海一代,乡愁伴终生

    2014年5月2日,随着马英九母亲秦厚修的病逝,许多人猛然发觉,当年台湾的“渡海一代”已经渐渐凋零。

  1949年,随着中国内战接近尾声,国民党开始退往台湾,中国大地发生了一场世纪大迁徙。来自青岛、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的近200万军民,以不同的方式汇聚于台湾。他们中间,就包括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的父母马鹤凌、秦厚修,台湾前“行政院长”郝龙斌的父亲郝柏村,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父亲连震东等众多年富力强的“精英”。共同的遭遇,同样的情绪,让他们在台湾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命运共同体,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字——“渡海一代”。回顾他们的人生,总是让人心生感慨:他们承受了背井离乡的苦楚,也为台湾的经济、社会发展立下功勋。他们的经历,成为两岸关系发展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

  矢志国家强大统一的马鹤凌、秦厚修夫妇

  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1920年生于湖南省衡东县(今属湘潭县)。在中学读书期间,因为正值日本侵华,他参加学生运动,为抗日救国奔忙。1941年,马鹤凌考入重庆南温泉镇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今国立政治大学)第十一期。毕业前夕,他和师友们一起,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人”的号召,入伍从军。

  马鹤凌早年曾当过蒋介石的侍卫官,后来在蒋经国的“救国团”任职。1945年日本战败后,中国政府收回台湾、澎湖及附属岛屿。3年后,马鹤凌受国民党政府指派到台湾工作。1949年,为了把尚在大陆的老母亲接来台湾团聚,他偕妻女赴香港等候。1950年7月,马英九出生在香港。次年,马家从香港搬到台湾。

  赴台后,马鹤凌先后任国民党阴明山党部书记、国民党台北市党部组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秘书、国民党知识青年党部书记长、台湾当局“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第四组主任等职,培养出许多优秀青年学子。不过,他一生最大的骄傲,还是培养出马英九。

  马英九曾被蒋经国认为是“无缺陷的年轻人”。1981年9月,他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很快出任蒋经国英文秘书,次年任“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1984年,他被拔擢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成为马鹤凌(时任国民党台北市党部副主任委员)的顶头上司。在台湾政坛,这曾是一段有趣的“子大父小”的佳话。

  马鹤凌一手将马英九栽培成为栋梁之材,又将他一把推上政治这条道路。父子俩尽管外貌相似,性格却南辕北辙:马鹤凌性子急,直率,马英九则缓和许多。不过,这种性格上的互补,往往能帮马英九渡过政治生涯上的难关。

  20世纪90年代,马英九担任“法务部长”期间,曾因严厉扫黑受到威胁。面对艰难,马鹤凌告诉儿子:“文天祥只活(到)39岁,你已多活5年了。”言外之意就是,只要做得对,就大胆去干,要有得罪人的勇气。他还常以曾国藩家书中的两句话,“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训勉马英九,希望能将儿子培养成弘毅之士,鼓励他勇担大任。为此,有台湾媒体曾说,马鹤凌是马英九从政道路上的“影武者”——他用自己独有的方式,给予马英九默默的支持和鼓励。

  马鹤凌一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活动,追求两岸和平统一。2005年11月,他以86岁高龄辞世时,骨灰坛上还刻着他生前所作诗句:“化独渐统,全面振兴中国;协强扶弱,一起迈向大同。”短短20个字,将老人家反对“台独”、心怀中华的胸怀展现得淋漓尽致。

  马英九的母亲秦厚修,1922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宁乡县。她的爷爷是满清举人,父亲是国民党军官。1941年,秦厚修辗转到重庆考上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经济系。正是在大学校园里,她遇见了同乡马鹤凌。1944年8月,二人在重庆举行了婚礼。

  婚后,秦厚修一直随马鹤凌四处奔波,直到1951年迁居台北,一家人才算安定下来。起初,夫妻俩与5个子女及马鹤凌的母亲共8口人挤在台北市万华区广州街的青年服务团宿舍里,条件十分艰苦。为维持生计,秦厚修甚至到缝衣工厂帮忙缝军衣,赚钱贴补家用。家境渐渐好转后,一家人搬迁到台北复兴桥的一处寓所,秦厚修也放弃工作,全力相夫教子。有一次,马英九和妹妹吵架,秦厚修也不责骂他,只叫他去读《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她用这个故事教育马英九,做兄弟要一心一意,做母子要相亲相爱,家庭如果不和睦,就会影响国家大事。马英九听后,心服口服。

  秦厚修生活非常低调,家务事也都亲力亲为,直到晚年行动不便,才请人照料。即便2008年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拥有了自己的官邸,她依旧独自居住在旧公寓。想念儿子时,她就打开电视,看一看有关马英九的报道。

  2014年5月2日,秦厚修因心肺衰竭病逝于台北万芳医院,享寿93岁。过世前,她曾留下遗言,要求低调治丧,不设治丧委员会,不发讣闻,不设灵堂,仅将骨灰存在台北市富德灵骨楼,与丈夫相伴长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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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渡海一代"乡愁伴终生 揭马英九家庭背景

2014年7月22日 09:16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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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末,马英九与母亲携手在台北家门口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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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鹤凌

    原标题为:台湾渡海一代,乡愁伴终生

    2014年5月2日,随着马英九母亲秦厚修的病逝,许多人猛然发觉,当年台湾的“渡海一代”已经渐渐凋零。

  1949年,随着中国内战接近尾声,国民党开始退往台湾,中国大地发生了一场世纪大迁徙。来自青岛、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的近200万军民,以不同的方式汇聚于台湾。他们中间,就包括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的父母马鹤凌、秦厚修,台湾前“行政院长”郝龙斌的父亲郝柏村,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父亲连震东等众多年富力强的“精英”。共同的遭遇,同样的情绪,让他们在台湾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命运共同体,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字——“渡海一代”。回顾他们的人生,总是让人心生感慨:他们承受了背井离乡的苦楚,也为台湾的经济、社会发展立下功勋。他们的经历,成为两岸关系发展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

  矢志国家强大统一的马鹤凌、秦厚修夫妇

  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1920年生于湖南省衡东县(今属湘潭县)。在中学读书期间,因为正值日本侵华,他参加学生运动,为抗日救国奔忙。1941年,马鹤凌考入重庆南温泉镇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今国立政治大学)第十一期。毕业前夕,他和师友们一起,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人”的号召,入伍从军。

  马鹤凌早年曾当过蒋介石的侍卫官,后来在蒋经国的“救国团”任职。1945年日本战败后,中国政府收回台湾、澎湖及附属岛屿。3年后,马鹤凌受国民党政府指派到台湾工作。1949年,为了把尚在大陆的老母亲接来台湾团聚,他偕妻女赴香港等候。1950年7月,马英九出生在香港。次年,马家从香港搬到台湾。

  赴台后,马鹤凌先后任国民党阴明山党部书记、国民党台北市党部组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秘书、国民党知识青年党部书记长、台湾当局“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第四组主任等职,培养出许多优秀青年学子。不过,他一生最大的骄傲,还是培养出马英九。

  马英九曾被蒋经国认为是“无缺陷的年轻人”。1981年9月,他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很快出任蒋经国英文秘书,次年任“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1984年,他被拔擢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成为马鹤凌(时任国民党台北市党部副主任委员)的顶头上司。在台湾政坛,这曾是一段有趣的“子大父小”的佳话。

  马鹤凌一手将马英九栽培成为栋梁之材,又将他一把推上政治这条道路。父子俩尽管外貌相似,性格却南辕北辙:马鹤凌性子急,直率,马英九则缓和许多。不过,这种性格上的互补,往往能帮马英九渡过政治生涯上的难关。

  20世纪90年代,马英九担任“法务部长”期间,曾因严厉扫黑受到威胁。面对艰难,马鹤凌告诉儿子:“文天祥只活(到)39岁,你已多活5年了。”言外之意就是,只要做得对,就大胆去干,要有得罪人的勇气。他还常以曾国藩家书中的两句话,“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训勉马英九,希望能将儿子培养成弘毅之士,鼓励他勇担大任。为此,有台湾媒体曾说,马鹤凌是马英九从政道路上的“影武者”——他用自己独有的方式,给予马英九默默的支持和鼓励。

  马鹤凌一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活动,追求两岸和平统一。2005年11月,他以86岁高龄辞世时,骨灰坛上还刻着他生前所作诗句:“化独渐统,全面振兴中国;协强扶弱,一起迈向大同。”短短20个字,将老人家反对“台独”、心怀中华的胸怀展现得淋漓尽致。

  马英九的母亲秦厚修,1922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宁乡县。她的爷爷是满清举人,父亲是国民党军官。1941年,秦厚修辗转到重庆考上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经济系。正是在大学校园里,她遇见了同乡马鹤凌。1944年8月,二人在重庆举行了婚礼。

  婚后,秦厚修一直随马鹤凌四处奔波,直到1951年迁居台北,一家人才算安定下来。起初,夫妻俩与5个子女及马鹤凌的母亲共8口人挤在台北市万华区广州街的青年服务团宿舍里,条件十分艰苦。为维持生计,秦厚修甚至到缝衣工厂帮忙缝军衣,赚钱贴补家用。家境渐渐好转后,一家人搬迁到台北复兴桥的一处寓所,秦厚修也放弃工作,全力相夫教子。有一次,马英九和妹妹吵架,秦厚修也不责骂他,只叫他去读《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她用这个故事教育马英九,做兄弟要一心一意,做母子要相亲相爱,家庭如果不和睦,就会影响国家大事。马英九听后,心服口服。

  秦厚修生活非常低调,家务事也都亲力亲为,直到晚年行动不便,才请人照料。即便2008年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拥有了自己的官邸,她依旧独自居住在旧公寓。想念儿子时,她就打开电视,看一看有关马英九的报道。

  2014年5月2日,秦厚修因心肺衰竭病逝于台北万芳医院,享寿93岁。过世前,她曾留下遗言,要求低调治丧,不设治丧委员会,不发讣闻,不设灵堂,仅将骨灰存在台北市富德灵骨楼,与丈夫相伴长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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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震东

    光复台湾的政坛名门连震东、赵兰坤夫妇

  连战父母连震东、赵兰坤也堪称“渡海一代”的代表。连震东1904年生于台南,是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连横之子。1931年,连震东在父亲的支持下,从台湾赴大陆跟随国民党元老张继参加抗日工作。当时,淞沪战争爆发,张继前往西安,力主设西京筹备委员会,建设西北作为抗日基地。连震东也随他到西安,任职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并经张继介绍加入国民党。

  连震东一去就是10个春秋。期间,他一度前往北平,并在朋友的介绍下结识了赵兰坤。赵兰坤比连震东小6岁,出身于沈阳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当时正在燕京大学读书。两人一见倾心,虽然相识不久便分别两地,但靠着鸿雁传书,情愫日深。1934年,两人结为连理,当时,赵兰坤正在河北省昌黎县美以美教会任民众教育干事。

  1936年6月28日,连横因肝癌在上海逝世,享年58岁。弥留之际,他给儿子、儿媳留下遗言:“中、日必将一战,若生男则名连战,寓有自强不息、克敌致胜之意义,有复兴故国、重整家园、光明希望之象征。”8月27日,赵兰坤生了一个男孩,并遵照连横的遗愿,取名连战。

  一年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连震东一家人辗转西安、重庆。战时生活艰苦,连战后来曾撰文回忆:“在黄昏暮色中,倚门凝望父亲清癯瘦削的背影渐行渐远,生离死别之感,常令我不禁纵身母亲怀抱,相拥而泣。”

  连震东出身台湾世家,又在大陆为国民党工作多年,因此,他随国民党到台后,更加受到重用。1945年抗战胜利后,台湾光复,连震东受命接管台北州,即今天的台北县、宜兰县、基隆县市等地,主要负责恢复道路、工程等基础建设与改制工作。1946年1月27日,《台湾省乡镇组织规程》通过,台北州接管委员会予以裁撤。运行时间虽短,但在连震东的筹划下,台湾的公路、铁路很快修复通车,市政设施恢复正常运转,工厂也开工生产,避免了接收时期行政脱节现象。

  1946年,连震东出任台北县长,并在台北市当选制宪后的首届“国大代表”。不久,他调任行政长官公署参事。同年省参议会成立后,他又出任参议会秘书长,直至1950年。1952年,连震东被指派为出席联合国第七届大会代表团的顾问。随后,他从“省建设厅长”一直干到“国策顾问”“总统府资政”等,成为台湾政坛响当当的人物。

  相比之下,连震东的夫人赵兰坤可算是个理财高手。1946年到达台湾后,她便靠着自己过人的投资智慧与眼光,卖掉了连家在苗栗的3甲(1甲约合9700平方米)多土地,用这笔钱在台北购房出租。紧接着,她又以这些房作为抵押,贷款购地建房,再次出售或出租,以滚雪球方式,积累起雄厚的房地产家底。赵兰坤还是个炒股高手,通过购买银行及其他公司的股票,让连家赚了不少钱。当时,官员夫人中经商的不少,赚钱的也不少,但能像赵兰坤这样创造经济奇迹的,却着实不多。

  连家的财富到底有多少?恐怕连战自己也不清楚。在《我心永平》一书中,他保守地估计“应不少于60亿元新台币(1新台币约合0.2元人民币)”。上世纪90年代,连家每年纳税平均在5000万元新台币上下,连续多年名列个人纳税榜前列。也有媒体称,“因参与台湾经济建设、土地改革等制度,且与一些商贾关系密切,连震东迅速成为岛内的富豪,为连战留下巨额财产”,并认为“这是连震东备受争议之处”。

  1986年,连震东逝世,享年82岁。赵兰坤则于2011年去世。或许是受到父辈从政的影响,再加上丰厚家产的支持,连战先后担任“交通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等职,并多次率团访问大陆。他与胡锦涛、习近平两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间的“胡连会”“习连会”,也为两岸交流开启了新的格局。他一度成为台湾政坛的二号人物,将连家事业推向新的高峰。现在,他的儿子连胜文也步入政坛,成为新一任台北市长的热门人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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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8月,李国鼎(左)出访阿拉伯国家。

    经济奇迹的推手李国鼎

  除了政治上的名流,以李国鼎为代表的“技术派”,也曾为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李国鼎1910年出生于南京,1934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名额,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已获得博士学位奖学金的他决定放弃学业回国效力。回国后,李国鼎曾任国立武汉大学物理系教授、航空委员会防空学校照测总队少校机械员及修理所所长等职,并积极参与机械人才的培养。

  1948年,38岁的李国鼎来到台湾,后历任台湾造船公司总经理、美援会秘书长、“经济部长”“财政部长”“总统府资政”等职。李国鼎的专业素养极其扎实,这一点,让曾和他共过事的人都赞叹不已。1967年,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的科学顾问访台,欲就科技合作的事情与相关部门展开讨论,李国鼎被临时要求在会上做个发言。他看了一下会议报告,觉得资料还算齐全,但应加强一些应用科技研究的内容。时间紧迫,再请工作人员补充已经来不及了。李国鼎以便签当做稿纸,奋笔疾书,顷刻就列出了台湾应用科技现况表,包括农、林、渔、牧、工矿、卫生、电子、电讯、气象等类别,让众人傻了眼。

  1959年,台湾发生“八七水灾”,共13个县市、30余万居民受灾,死亡人数达667人,总损失约为新台币37亿元。许多离开故乡的台胞积极参与灾后重建,并希望回台投资。然而,当时的法令十分繁杂,主管投资的官员有时都弄不清该怎么操作。针对这样的情况,李国鼎提出废除所有不合时宜的法令,制定“奖励投资条例”。1960年9月1日,该条例在“立法院”停留了短短3个月后便得以实施,并很快见到成效。此后7年中,台湾“国民生产总值”从620亿美元(按现行汇率,1美元约合6.22元人民币)增加到1460亿美元,到1975年,更达到5600亿美元。岛内经济进入长期增长阶段。

  除了制定“奖励投资条例”,李国鼎还积极推动加工出口区,协助策划科技发展方案,创设科学园区,促进国际合作,为台湾迈向现代化、科技化作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他本人也因此被誉为“台湾经济发展奇迹的缔造者”“台湾现代化之父”“科技教父”。

  2001年,李国鼎以92岁高龄在台湾去世。现在,李国鼎在台北的住所已规划成为李国鼎故居,供世人怀念其对台湾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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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运璇全家福。

    不拿回扣的“交通部长”孙运璇

  孙运璇也是“渡海一代”中杰出的技术官员之一。1934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赴美国进修。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孙运璇奉命负责修复台湾电力系统。当时,台湾经过盟军的轰炸,已经千疮百孔,发电量只有正常的1/10。孙运璇在日籍技术人员纷纷返国、手中缺人又缺料的情况下,找来一群在校学生,四处拼凑零件,一边修理、一边学习,在5个月内便复原了台湾80%的供电系统。

  20世纪50年代,孙运璇确定了台湾电力“火主水从”的策略,大力发展火力发电,结束了台湾轮流停电的岁月。此后,他由处长、总工程师一路升至台电的总经理,并不惜成本推行乡村电气化,使台湾电力普及率达到99.7%。

  1967年底,孙运璇担任“交通部长”,在全台湾岛广建道路,奠定了台湾汽车交通的基础。在台湾当时的十大建设项目之中,与交通有关的就有6项,包括北回铁路、中正机场、台中港、苏澳港、铁路电气化、南北高速公路,均由孙运璇负责规划。这些工程完成后,不仅打通和扩大了台湾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空中、航海交通线,也将台湾各地紧密地连在一起,使整个台湾的交通运输面貌大大改观,从此步入交通现代化时代。台湾能在20世纪70年代末成功跃居“亚洲四小龙”之首,孙运璇在交通建设方面的作用可谓居功至伟。

  更为时人敬佩的是孙运璇的简朴。刚迁到台湾时,孙运璇一家十几口人挤在一间房子里,只靠他一个人的薪水过活。每过月半,夫人俞蕙萱就要拿出首饰典卖,以贴补家用。据俞蕙萱回忆,孩子的衣服总是缝了又补,大的穿不下了就留给小的,不能每餐吃白饭,“要配着番薯一起煮,有三四样菜,大都是青菜、豆腐,每个人夹两筷子,盘子就见底了”。

  到上世纪60年代,已担任台电总经理的孙运璇还不得不去打洋工——前往当时受世界银行扶助的尼日利亚国家电力公司担任执行长。靠着在尼日利亚工作3年的高工资,一家人的生活才有所改善。直到逝世,孙运璇一直住在公家供给的宿舍里,从未另外购置过房产,家中仅有的一套沙发也已有几十年历史。生活如此艰辛,孙运璇却始终坚持不收礼、不拿回扣,还曾因此被批评不通人情。正是这样一个人,在2006年以93岁高龄去世时,有数万人自发参加公祭,为他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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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在“渡海一代”的精英群体中,只有少数人依然健在,郝柏村、许历农就是典型代表。

  郝柏村1919年生于江苏盐城,是现任台北市长郝龙斌的父亲。1935年,郝柏村入读黄埔军校十二期炮科,3年后的1月20日,由于抗战形势紧张,他提前毕业。郝柏村参加过1938年的广州战役及1939年10月的皖南战役,1944年进入重庆的陆军大学正规班二十期受训,1948年9月国共内战之辽西会战期间成为时任总统蒋介石的侍从官。1949年,国民党溃败后,郝柏村定居台湾。

  来台后,郝柏村继续任随从参谋。1954年,他在陆军大学将官短训班学习一年后,被分到第三炮兵任上校指挥官。1958年,“8·23”金门炮战发生时,郝柏村在金门担任第9师师长,因率部戍守小金门“有功”,获颁云麾勋章与虎字荣誉旗,并升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1965年,郝柏村出任“总统府”侍卫长。虽然给蒋介石做了5年侍卫长,但郝柏村说,他们通常只谈公事,蒋做指示,他接受命令,不曾有任何闲话家常的机会。相较之下,郝柏村与蒋经国的关系则密切得多,经常促膝长谈,可以无话不说。1981年,郝柏村被蒋经国提拔为“国防部”参谋总长,成为军中头号人物。

  1988年1月,蒋经国逝世后,郝柏村以参谋总长的身份发表电视谈话,稳定人心。李登辉上台后,因为权力基础并不稳固,对郝柏村一度相当倚重——先留任他为“参谋总长”,后又提名其出任“行政院长”。外界认为,李登辉这一系列举措的目的,是想削弱郝柏村的军权,把手伸进军队。

  郝柏村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台独。在他担任“行政院长”期间,海峡两岸关系也进入转变期。他批准成立了陆委会和海基会,为台湾与中国大陆“三通”开辟了互相联系与协调的通道,还请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帮忙,将第一次“汪辜会谈”的地点安排在新加坡。他还是台湾最早识破李登辉“台独”真面目的人。1993年1月30日,台湾“国民代表大会”在台北阳明山举行闭幕典礼时,郝柏村遭民进党围攻。他振臂高呼“消灭台独”,随后宣布辞去“行政院长”。台湾各大新闻节目当天都反复播放了这个镜头,在台湾民众中产生极大反响。至今,许多台湾民众说起郝柏村,第一反应仍是他当年高呼“消灭台独”。他本人也因为坚决反对“两国论”,被台湾舆论誉为“反独大将”。

  1993年8月,郝柏村被推举为国民党副主席。1996年,他与台湾前“司法院长”林洋港搭档参选“总统”,最终落败。2005年2月6日,他被聘任为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退休后,郝柏村多次到大陆祭祖、省亲、旅游,活跃在台海两岸反对“台独”的第一线,力促两岸交流。今年4月,已经95岁高龄的他还应大陆邀请,到湖北探访八年抗战的遗迹,参观长江三峡大坝,并与抗战老兵会面。

  老将许历农也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他历任黄埔军校第十二任校长、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今总政治作战局)主任、“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退辅会)主任委员、“总统府”国家统一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1982年,61岁的许历农被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1993年,他因反对时任国民党主席李登辉而退党,与王建煊、郁慕明、赵少康等另组新党。因为资历比较深,他被许多人亲切地称为“许老爹”,并成为新党的精神领袖。

  为了两岸统一,许历农一直十分活跃,做了不少工作。据女儿许绮燕回忆,他在台湾参加过反“台独”大游行,跟着游行队伍一走就是十几里;去日本、俄罗斯、德国参加过世界华人反“独”促统大会;到香港、澳门参加过回归庆典;还到北京参加过辛亥革命纪念庆典,并在庆典活动的发言稿中高呼:“所有中华儿女都应该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

  看到父亲不辞辛劳地在两岸奔波,许绮燕心疼地劝他:“爸,您何必还这么辛苦呢?也该休息了。”许历农却说:“傻丫头,你知道吗,人生七十才开始,你爸爸还年轻。”接着又叹了口气,“我多么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两岸中国人共走一条和平统一之路啊。”

  如今,马鹤凌、秦厚修、连震东、李国鼎、孙运璇等“渡海一代”纷纷离世,郝柏村、许历农等人也步入高龄。他们当年那种曾经震撼心灵的思乡之情,对家国梦想的澎湃激情,如今已很难在台湾年轻人身上找到踪影。“渡海一代”的第二代、第三代虽然继承了先辈们的禀赋,不少人还在掌控着台湾政治经济,但大陆对他们而言,与父辈相比,多了几许淡淡的政治味道,少了几分浓浓的乡情。(《环球人物》杂志李振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