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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毛泽东批准出版《金瓶梅》 省军级高干方可购买

2014-7-16 09:29:24

来源:人民网 作者:潘采夫 选稿:宋晓东

  在古典文学作品里,《金瓶梅》备受争议,自明、清以来,一直被视为“淫书”、“禁书”。

  但在一些学者眼中,《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写实小说,认为其内在价值与艺术成就不可多得。有人甚至断言“没有《金瓶梅》,则无《红楼梦》。”

  “文革”结束后,由于先前鲁迅、郑振铎等文化名家的推崇,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对于《金瓶梅》的研究也开始多了起来。

  改革开放后的1985年到1988年,全国第一、二、三届《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分别在徐州、扬州召开,促使了“金学”研究走向繁荣。

  在这种背景下,人民文学出版社(简称人文社)于1985年出版了删节本的《金瓶梅词话》。

  《金瓶梅》曾作为内部读物影印

  作为专门出版文学作品的国家级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简称人文社)此前与《金瓶梅》有很深的渊源。为此次《金瓶梅词话》出版,人文社已准备多年。

  时任人文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的杜维沫回忆,1979年,古典文学编辑室准备出版一套“中国小说史料丛书”。编辑部请教了启功、俞平伯等学者和专家,重点选择解放以后没有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陆续拟定了60种书目。

  头一批先出的六种书目包括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词话》删节本,还有吴璿的《飞龙全传》、文康的《儿女英雄传》、沈复的《浮生六记》等。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觉得该书可以作为内部读物来重印。

  在人文社任职多年的黄伊生前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回忆,曾在人文社担任过副社长的许觉民对他讲,“1.传达毛主席要印《金瓶梅》的指示,是王任叔(即作家巴人,曾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特命全权大使)在中宣部听的。王当时是社长,由他接受任务并部署影印工作。2.该书印数本定1000部。王任叔认为,此书印一次不易,以后很难再印,不如印2000部。3.发行范围有严格的限制。”

  古典文学编审陈建根称,影印本发行手续特别严格,购者要有三个条件:一、年满45岁;二、已婚;三、省、军一级的高干或研究家。每部书编了号,购买时要登记。

  曾任人文社副总编的秦顺新说,那时,自己替部队作家魏巍和杜烽一人买了一部。他们是作家,又是从老区来的,级别也不低,自己还雇了一辆三轮车给他们送去。

  出版消息引起很大反响

  到“文革”期间,影印《金瓶梅》成了人文社一大罪状。曾在人文社给领导当过秘书的王之梁对黄伊说,“文革”期间,红卫兵来造反,那时王任叔已调离出版社,他们找到当时参与出版《金瓶梅》的副社长楼适夷,要他交待为什么出版这部大毒草。老作家兼翻译家楼适夷表示有罪,并称“印多了”。

  1979年,人文社打算在“中国小说史料丛书”中列入《金瓶梅》删节版,继续以前的工作时,编辑们只得另起炉灶。

  古典文学编辑室的编辑们极其看重此次出版。

  当时,对于《金瓶梅》的研究也开始多了起来,围绕着“作者究竟是谁”的话题,产生了许多不同观点。

  有学者认为,《金瓶梅》是集体著作。1980年3月,杜维沫在《文献》上发表《谈谈〈金瓶梅词话〉成书及其他》,谈到了此书的出版等情况并认为,这本书是一个人写的。

  1980年9月3日,古典文学编辑室编辑弥松颐在《光明日报》发了一个消息,介绍了“中国小说史料丛书”的出版事宜,并提到了首批六种书的书目。

  尽管弥松颐在文章中说,要出的《金瓶梅词话》是删节本,但是,文章发表后还是引起很大反响。(记者张弘)

  评论:《金瓶梅》研究学术开放的缩影

  冰雪消融,万物解冻,1977年恢复高考,知识青年回到校园,对出版物形成了极大的饥渴;1978年部分中外名著开禁,大中城市读者通宵排队买书;1979年《读书》杂志复刊。一个有书可出,有书可读的时代终于到来了。在学术领域,遭到重创的学术研究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金瓶梅》研究的曲折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它与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具有相似的轨迹与曲线。在五六十年代,所谓《金瓶梅》研究,具有两个方面的局限,一是研究者身份,仅局限于一定级别的官员与研究者,为研究设置了苛刻的门槛;二是研究内容,只规定了一个指向,如何暴露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是如何压迫人民的。

  所以,那个时候,很难谈得上“金学”研究。

  不独金学,许多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研究,由于缺乏必要的水分与土壤,都面临干涸的困境。

  到了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出版《金瓶梅词话》删节本,引起社会强烈反响。1984年12月,中国作协召开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韦君宜申请出版《金瓶梅词话》校点本。1985年,几经波折的《金瓶梅词话》校点本终得出版,尽管销售对象限定为全国作协会员和古典文学工作者,并凭证、凭卡购买。但由于不再只限定在领导干部,而是面对广大知识分子,这终于象征着,真正的《金瓶梅》学术研究开始起步了。

  在随后几年里,《金瓶梅》的出版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对《金瓶梅》的研究,也开始繁荣起来。如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金瓶梅词话》已走入寻常百姓家,人们对它的态度,也由充满好奇心变成了平常心。

  《金瓶梅》的命运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其他社科领域莫不如是,尽管进步有快有慢,开放幅度有大有小,但学术研究全面复兴,知识重新受到尊重,是不争的事实。这得益于改革与开放,改革开放将重重禁区逐步扫除,使读书、获取知识成为一种权利。那些满载着思想与智慧,被冰冻许多年,如今又被重新放在阳光下的学术研究,象征着这个社会开始正常化。我们开始尊重知识,也开始尊重个人自由。那些薄薄的书页,成为社会告别蒙昧,走向理性与文明的符号。

  回顾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程,不仅仅有一个经济不断改革,经济高速发展,百姓走向富裕的经济脉络,还有一个思想不断解放,文化不断开放,法治观念加强,公民权利渐渐受到重视这样一个文明脉络。而在文明进步这一块,学术研究的开放功莫大焉。而学术文化的繁荣,又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开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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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毛泽东批准出版《金瓶梅》 省军级高干方可购买

2014年7月16日 09:29 来源:人民网

  在古典文学作品里,《金瓶梅》备受争议,自明、清以来,一直被视为“淫书”、“禁书”。

  但在一些学者眼中,《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写实小说,认为其内在价值与艺术成就不可多得。有人甚至断言“没有《金瓶梅》,则无《红楼梦》。”

  “文革”结束后,由于先前鲁迅、郑振铎等文化名家的推崇,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对于《金瓶梅》的研究也开始多了起来。

  改革开放后的1985年到1988年,全国第一、二、三届《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分别在徐州、扬州召开,促使了“金学”研究走向繁荣。

  在这种背景下,人民文学出版社(简称人文社)于1985年出版了删节本的《金瓶梅词话》。

  《金瓶梅》曾作为内部读物影印

  作为专门出版文学作品的国家级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简称人文社)此前与《金瓶梅》有很深的渊源。为此次《金瓶梅词话》出版,人文社已准备多年。

  时任人文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的杜维沫回忆,1979年,古典文学编辑室准备出版一套“中国小说史料丛书”。编辑部请教了启功、俞平伯等学者和专家,重点选择解放以后没有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陆续拟定了60种书目。

  头一批先出的六种书目包括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词话》删节本,还有吴璿的《飞龙全传》、文康的《儿女英雄传》、沈复的《浮生六记》等。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觉得该书可以作为内部读物来重印。

  在人文社任职多年的黄伊生前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回忆,曾在人文社担任过副社长的许觉民对他讲,“1.传达毛主席要印《金瓶梅》的指示,是王任叔(即作家巴人,曾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特命全权大使)在中宣部听的。王当时是社长,由他接受任务并部署影印工作。2.该书印数本定1000部。王任叔认为,此书印一次不易,以后很难再印,不如印2000部。3.发行范围有严格的限制。”

  古典文学编审陈建根称,影印本发行手续特别严格,购者要有三个条件:一、年满45岁;二、已婚;三、省、军一级的高干或研究家。每部书编了号,购买时要登记。

  曾任人文社副总编的秦顺新说,那时,自己替部队作家魏巍和杜烽一人买了一部。他们是作家,又是从老区来的,级别也不低,自己还雇了一辆三轮车给他们送去。

  出版消息引起很大反响

  到“文革”期间,影印《金瓶梅》成了人文社一大罪状。曾在人文社给领导当过秘书的王之梁对黄伊说,“文革”期间,红卫兵来造反,那时王任叔已调离出版社,他们找到当时参与出版《金瓶梅》的副社长楼适夷,要他交待为什么出版这部大毒草。老作家兼翻译家楼适夷表示有罪,并称“印多了”。

  1979年,人文社打算在“中国小说史料丛书”中列入《金瓶梅》删节版,继续以前的工作时,编辑们只得另起炉灶。

  古典文学编辑室的编辑们极其看重此次出版。

  当时,对于《金瓶梅》的研究也开始多了起来,围绕着“作者究竟是谁”的话题,产生了许多不同观点。

  有学者认为,《金瓶梅》是集体著作。1980年3月,杜维沫在《文献》上发表《谈谈〈金瓶梅词话〉成书及其他》,谈到了此书的出版等情况并认为,这本书是一个人写的。

  1980年9月3日,古典文学编辑室编辑弥松颐在《光明日报》发了一个消息,介绍了“中国小说史料丛书”的出版事宜,并提到了首批六种书的书目。

  尽管弥松颐在文章中说,要出的《金瓶梅词话》是删节本,但是,文章发表后还是引起很大反响。(记者张弘)

  评论:《金瓶梅》研究学术开放的缩影

  冰雪消融,万物解冻,1977年恢复高考,知识青年回到校园,对出版物形成了极大的饥渴;1978年部分中外名著开禁,大中城市读者通宵排队买书;1979年《读书》杂志复刊。一个有书可出,有书可读的时代终于到来了。在学术领域,遭到重创的学术研究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金瓶梅》研究的曲折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它与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具有相似的轨迹与曲线。在五六十年代,所谓《金瓶梅》研究,具有两个方面的局限,一是研究者身份,仅局限于一定级别的官员与研究者,为研究设置了苛刻的门槛;二是研究内容,只规定了一个指向,如何暴露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是如何压迫人民的。

  所以,那个时候,很难谈得上“金学”研究。

  不独金学,许多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研究,由于缺乏必要的水分与土壤,都面临干涸的困境。

  到了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出版《金瓶梅词话》删节本,引起社会强烈反响。1984年12月,中国作协召开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韦君宜申请出版《金瓶梅词话》校点本。1985年,几经波折的《金瓶梅词话》校点本终得出版,尽管销售对象限定为全国作协会员和古典文学工作者,并凭证、凭卡购买。但由于不再只限定在领导干部,而是面对广大知识分子,这终于象征着,真正的《金瓶梅》学术研究开始起步了。

  在随后几年里,《金瓶梅》的出版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对《金瓶梅》的研究,也开始繁荣起来。如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金瓶梅词话》已走入寻常百姓家,人们对它的态度,也由充满好奇心变成了平常心。

  《金瓶梅》的命运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其他社科领域莫不如是,尽管进步有快有慢,开放幅度有大有小,但学术研究全面复兴,知识重新受到尊重,是不争的事实。这得益于改革与开放,改革开放将重重禁区逐步扫除,使读书、获取知识成为一种权利。那些满载着思想与智慧,被冰冻许多年,如今又被重新放在阳光下的学术研究,象征着这个社会开始正常化。我们开始尊重知识,也开始尊重个人自由。那些薄薄的书页,成为社会告别蒙昧,走向理性与文明的符号。

  回顾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程,不仅仅有一个经济不断改革,经济高速发展,百姓走向富裕的经济脉络,还有一个思想不断解放,文化不断开放,法治观念加强,公民权利渐渐受到重视这样一个文明脉络。而在文明进步这一块,学术研究的开放功莫大焉。而学术文化的繁荣,又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开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