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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路的表情:赵祖康旧居 神秘的"一号楼"

2014-7-16 09:22:50

来源:看看新闻网 选稿:贾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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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为:看懂上海:兴国路的表情

    兴国路很安静,安静的气质,好像能包容一切,让我这个搬到华山路附近多年的人,经常会把这里和湖南路搞错。微信里不少老朋友批评我说,“侬已经乃兴国路周边的马路都写遍了,啥时候可以有兴国路了?”呵呵,来了,来了。

    兴国路,原名“雷上达路”(Route P.legendre),北起华山路,南至淮海中路,是长宁和徐汇两区的界路之一。同样,这里也是上海西区较有情调的区域之一,在周边霓虹闪烁、人群喧涌、一派繁华的背景下,这里依然宁静超脱,与外界保持着矜持的、贵族般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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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别选了一张巴黎的“雷上达路”的老照片,觉得似曾相识么?太像兴国路、武康路、淮海路路口了)

  这里和泰安路一样,过去曾是“洛云浜”的浜址。上世纪20年代,法租界当局填浜筑路,以法租界公董局秘书“保罗雷上达”(Paul Legendre)的名字来命名。P.legendre不仅是公董局的秘书,同时还是一位建筑师,同样纪念他是因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1943年,汪精卫伪政权接收上海,改名“兴国路”,以江西省兴国县命名,沿用至今。

  既然都提到过两次了,那么,再来简单说说这个“洛云浜”。苏州河自西向东流经上海市区境北缘,境内的河道均属吴淞江的支流。19世纪末,区干河有法华浜、东上澳塘、西上澳塘和新泾港,以及它们的支流。现在江苏路、华山路附近的一些马路,比如东诸安浜路、西诸安浜路、曹家堰路等等,就是上世纪初一直到50年代,填埋筑路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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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路324弄1号的洋房)

  河道的拥挤、支流的污秽不堪,这些历史的痕迹在今天的兴国路,你丝毫察觉不到。兴国路非常安静,只要随意钻进一条路旁小弄堂,噪音就被隔绝在身后。沿路两侧绿树成行,北段尤为幽静。沿线历史建筑较少,多为近年来兴建的多层住宅;而历史建筑主要分布在湖南路以南的路段,多为花园住宅,路东侧则有少量新式里弄。  

  兴国路324号,这里是赵祖康的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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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祖康是松江人,公路工程与市政工程专家,30年代毕业于康奈尔大学,有“道路大王”之称。在本世纪30年代初,赵参与了中国公路的创建事业,先后任国府公路总局处长,局长,上海市工务局局长。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赵担任了7天的代理市长,得到了当时陈毅市长的嘉许,并即委派他担任上海人民政府工务局局长。赵老一直视陈毅为“良师益友”,多年以后,他还在《陈毅在上海》一书中回忆道:“我终生都不会忘记,陈毅同志那句出乎至诚,感人肺腑的话——我们是能够很好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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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陪同陈毅市长一同去见赵祖康,接收上海市政府的还有几个人,潘汉年、周晓、还有一个就是曾山。在解放后上海的第一届政府中,担任副市长兼财经接管委员会主任,他的夫人是参加过红军长征的邓六金,曾在上海,负责筹建了著名的“华东局机关保育院”。其子曾庆红,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这一段的兴国路上应该还有一处有故事的老房子,沦陷时期,上海伪政府财政部顾问、冈田酉次的家,就在当年的“雷上达路”上,当年,伪政权的上海市市长周佛海,经常出入于此地,为什么呢?因为,好色的周佛海在这里“金屋藏娇”,有一段时间,筱玲红就藏身于此。但因为现有资料记述不详,已经很难知晓《汪精卫和陈璧君》这本书里提到的这处地址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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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国路湖南路路口,有座小花园,秋日的午后,在公园里坐坐,周围没有高楼的压抑,不高的树木之间露出天空,周围住着的老人或下棋,或闲谈,却也自得其乐,有人走过,却并不抬头,仿佛仍有围墙,为他们把外面隔开。

  虽然离得很近,兴国路和湖南路的感觉,却有着不同,这里更为内敛封闭,路旁的房子,都带有高高的围墙,把院子圈起来,住在里面的人,就拥有了自己的一方小天地,或许人总喜欢打破点什么,于是走在兴国路上,总期待着房子里的人出门,这样在咿呀打开的门后面,封闭的春光就有了乍泄的机会。围墙是一色的淡黄色,兴国路的静,就封闭在这些围墙后面,虽少了噪音,但总让人觉得憋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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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湖南路,兴国路北端的所有故事,似乎都为一个名字存在:“兴国宾馆”——在兴国路72号的大院里,不知有多少历史和传奇荟萃;同时,对于大多数上海人而言,这里依然是一个有些神秘的地方,不单单是因为,毛泽东和江青曾在50年代时,在一号楼内居住;而今的八号楼,亦是上海市领导人,会晤重要外宾的最高规格接待场所之一。

  法租界当局修筑了雷上达路以后,外国洋行陆续在此建造别墅,而这些别墅均为洋行大班居住。大院内的13幢别墅建筑就属此类背景,其中的l、2、6号楼,已经被列为了优秀历史保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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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爆发,这场始于华尔街的经济危机,使得当时作为远东金融中心的上海,也无法独善其身。据资料记载,仅1934年,上海民族资本企业就倒闭了425家,失业队伍日长夜大,但与此同时,经济危机的爆发,也给一些有远见的资本家,找到了低价购地的良机——兴国宾馆的一号楼,恰是这一特殊时代的产物。

  当时建造兴国一号楼的,是英商太古洋行的“大班”,其地位类似于今天的跨国公司驻华首席代表。1866年12月,清同治五年,英国人斯维尔(William Swire)和巴特费(R.S. Butterfield)在上海开办了Butterfield Swire Co,中文名译作“太古洋行”。太古洋行和当时的英国政府关系密切,其实质是受英国政府支持的,在华设立的一个对华贸易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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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太古旗下船只总数及吨位,均占外国轮船公司在华首位,当时和太古在中国能够抗衡的贸易和货运公司,唯有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一家。即便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太古”的财力依然雄厚,这才使得一直对上海房地产市场雄心勃勃的经理们,下决心在市中心大兴土木,在上海建立一个奢华总部大楼,也就是今天兴国宾馆的一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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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国一号楼建筑平面规整,均匀对称,正屋朝南,北向入口。东侧有单层附房与主楼相接。宅前有露台及大草坪。建筑外观为英国帕拉第奥式,浅绿色铜质四坡屋面,外墙面以白灰粉刷,整个建筑呈横三段纵三段的古典构图。入口上方屋顶起山花,中间有一椭圆型窗,周围花饰细腻纤巧,属典型巴洛克时代设计风格,对一号楼建筑整体的立面,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William Swire造这栋楼,就立意要将这一建筑,建成雷上达路、乃至上海市的一个醒目景观。当年出入太古总部的也都“非富即贵”,门前的大草坪,更是当年上海滩上流社会豪华派对的首选场地——尽管如此,太古洋行巨头本人,却从未在这幢豪华的住宅住过一天,户主一直是太古公司伦敦总部派驻上海的首席执行米契尔(G.E.Mitc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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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号楼”总部落成后不久,又兴建了“二号楼”、“三号楼”等作为员工住所,特别供当时的高级职员和其家属居住,足见其打算在中国扩张的野心。老上海都知道一个说法,“太古圈”,指的就是当年雷上达路、海格路、朱尔典路(今兴国路、华山路、湖南路)相围的土地。太古洋行在此兴建了不少“职工住宅”。

  原海格路695号(今兴国宾馆2号楼),是太古洋行上海行正副主管的住宅,长期居住者为主管罗克(W.H.Lock);海格路727号(今华山路1215号)的居住者,是原太古洋行工程部主管詹姆斯?李(Lee .H.James)。不仅如此,其他包括德士古石油洋行(Texaco)在内的英美大资本家、大企业,也都纷纷在太古系别墅附近圈地造楼,都想借太古洋行的名气,为自己的品牌和地产增值,最终形成了兴国宾馆今天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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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太古洋行的英籍职员,被作为敌对国难民遣返回国,洋行产业则作为敌产被日伪接管,原“太古圈”的房子也成为了日本军方的乐土。抗日战争胜利后,太古洋行逐渐缩小在大陆的投资,于是“一号楼”就通过途径变卖了。据说,蒋介石曾将许多重要活动和会议,都安排在这里。

  1956年,“一号楼”划归当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委办公厅招待处,初时仅简单将“一号楼”定名为“上海市委第一招待所”,后又改名为“兴国招待所”,名字虽然仅叫“招待所”,从服务到设施却始终保持高标准、严要求,因为当年“兴国招待所”主要接待的,都是由北京来沪出访的中央级领导,其中就包括毛泽东和江青——“一号楼”也因此,在上海人心中的神秘色彩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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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成为“一号首长”的招待所之前,这里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周恩来的保健大夫张佐良曾回忆,“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卫生干部学校,设在兴国路72号一座豪华漂亮的花园洋房里,那是个闹中取静的地方,环境幽雅,院内树木森森、绿草如茵,足球场般的大草坪,还有一个游泳池。看到的这一切真叫我一时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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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华东卫生干部学校”,其实就在“一号楼”。解放后成立的“华东卫生干部学校”,于1952年通过上海市房管局,向当时在法律上仍拥有“一号楼”产权的英国房产代理,租借“一号楼”办学。房管局向英国代理,开出了远高于普通房租的特别地税,最终,“华东卫校”在未花一分钱的情况下,“名正言顺”地拿下了一号楼。1953年,华东卫校迁出,才正式翻开了“一号招待所”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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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路的表情:赵祖康旧居 神秘的"一号楼"

2014年7月16日 09:22 来源:看看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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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为:看懂上海:兴国路的表情

    兴国路很安静,安静的气质,好像能包容一切,让我这个搬到华山路附近多年的人,经常会把这里和湖南路搞错。微信里不少老朋友批评我说,“侬已经乃兴国路周边的马路都写遍了,啥时候可以有兴国路了?”呵呵,来了,来了。

    兴国路,原名“雷上达路”(Route P.legendre),北起华山路,南至淮海中路,是长宁和徐汇两区的界路之一。同样,这里也是上海西区较有情调的区域之一,在周边霓虹闪烁、人群喧涌、一派繁华的背景下,这里依然宁静超脱,与外界保持着矜持的、贵族般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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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别选了一张巴黎的“雷上达路”的老照片,觉得似曾相识么?太像兴国路、武康路、淮海路路口了)

  这里和泰安路一样,过去曾是“洛云浜”的浜址。上世纪20年代,法租界当局填浜筑路,以法租界公董局秘书“保罗雷上达”(Paul Legendre)的名字来命名。P.legendre不仅是公董局的秘书,同时还是一位建筑师,同样纪念他是因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1943年,汪精卫伪政权接收上海,改名“兴国路”,以江西省兴国县命名,沿用至今。

  既然都提到过两次了,那么,再来简单说说这个“洛云浜”。苏州河自西向东流经上海市区境北缘,境内的河道均属吴淞江的支流。19世纪末,区干河有法华浜、东上澳塘、西上澳塘和新泾港,以及它们的支流。现在江苏路、华山路附近的一些马路,比如东诸安浜路、西诸安浜路、曹家堰路等等,就是上世纪初一直到50年代,填埋筑路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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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路324弄1号的洋房)

  河道的拥挤、支流的污秽不堪,这些历史的痕迹在今天的兴国路,你丝毫察觉不到。兴国路非常安静,只要随意钻进一条路旁小弄堂,噪音就被隔绝在身后。沿路两侧绿树成行,北段尤为幽静。沿线历史建筑较少,多为近年来兴建的多层住宅;而历史建筑主要分布在湖南路以南的路段,多为花园住宅,路东侧则有少量新式里弄。  

  兴国路324号,这里是赵祖康的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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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祖康是松江人,公路工程与市政工程专家,30年代毕业于康奈尔大学,有“道路大王”之称。在本世纪30年代初,赵参与了中国公路的创建事业,先后任国府公路总局处长,局长,上海市工务局局长。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赵担任了7天的代理市长,得到了当时陈毅市长的嘉许,并即委派他担任上海人民政府工务局局长。赵老一直视陈毅为“良师益友”,多年以后,他还在《陈毅在上海》一书中回忆道:“我终生都不会忘记,陈毅同志那句出乎至诚,感人肺腑的话——我们是能够很好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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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陪同陈毅市长一同去见赵祖康,接收上海市政府的还有几个人,潘汉年、周晓、还有一个就是曾山。在解放后上海的第一届政府中,担任副市长兼财经接管委员会主任,他的夫人是参加过红军长征的邓六金,曾在上海,负责筹建了著名的“华东局机关保育院”。其子曾庆红,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这一段的兴国路上应该还有一处有故事的老房子,沦陷时期,上海伪政府财政部顾问、冈田酉次的家,就在当年的“雷上达路”上,当年,伪政权的上海市市长周佛海,经常出入于此地,为什么呢?因为,好色的周佛海在这里“金屋藏娇”,有一段时间,筱玲红就藏身于此。但因为现有资料记述不详,已经很难知晓《汪精卫和陈璧君》这本书里提到的这处地址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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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国路湖南路路口,有座小花园,秋日的午后,在公园里坐坐,周围没有高楼的压抑,不高的树木之间露出天空,周围住着的老人或下棋,或闲谈,却也自得其乐,有人走过,却并不抬头,仿佛仍有围墙,为他们把外面隔开。

  虽然离得很近,兴国路和湖南路的感觉,却有着不同,这里更为内敛封闭,路旁的房子,都带有高高的围墙,把院子圈起来,住在里面的人,就拥有了自己的一方小天地,或许人总喜欢打破点什么,于是走在兴国路上,总期待着房子里的人出门,这样在咿呀打开的门后面,封闭的春光就有了乍泄的机会。围墙是一色的淡黄色,兴国路的静,就封闭在这些围墙后面,虽少了噪音,但总让人觉得憋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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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湖南路,兴国路北端的所有故事,似乎都为一个名字存在:“兴国宾馆”——在兴国路72号的大院里,不知有多少历史和传奇荟萃;同时,对于大多数上海人而言,这里依然是一个有些神秘的地方,不单单是因为,毛泽东和江青曾在50年代时,在一号楼内居住;而今的八号楼,亦是上海市领导人,会晤重要外宾的最高规格接待场所之一。

  法租界当局修筑了雷上达路以后,外国洋行陆续在此建造别墅,而这些别墅均为洋行大班居住。大院内的13幢别墅建筑就属此类背景,其中的l、2、6号楼,已经被列为了优秀历史保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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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爆发,这场始于华尔街的经济危机,使得当时作为远东金融中心的上海,也无法独善其身。据资料记载,仅1934年,上海民族资本企业就倒闭了425家,失业队伍日长夜大,但与此同时,经济危机的爆发,也给一些有远见的资本家,找到了低价购地的良机——兴国宾馆的一号楼,恰是这一特殊时代的产物。

  当时建造兴国一号楼的,是英商太古洋行的“大班”,其地位类似于今天的跨国公司驻华首席代表。1866年12月,清同治五年,英国人斯维尔(William Swire)和巴特费(R.S. Butterfield)在上海开办了Butterfield Swire Co,中文名译作“太古洋行”。太古洋行和当时的英国政府关系密切,其实质是受英国政府支持的,在华设立的一个对华贸易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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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太古旗下船只总数及吨位,均占外国轮船公司在华首位,当时和太古在中国能够抗衡的贸易和货运公司,唯有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一家。即便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太古”的财力依然雄厚,这才使得一直对上海房地产市场雄心勃勃的经理们,下决心在市中心大兴土木,在上海建立一个奢华总部大楼,也就是今天兴国宾馆的一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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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国一号楼建筑平面规整,均匀对称,正屋朝南,北向入口。东侧有单层附房与主楼相接。宅前有露台及大草坪。建筑外观为英国帕拉第奥式,浅绿色铜质四坡屋面,外墙面以白灰粉刷,整个建筑呈横三段纵三段的古典构图。入口上方屋顶起山花,中间有一椭圆型窗,周围花饰细腻纤巧,属典型巴洛克时代设计风格,对一号楼建筑整体的立面,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William Swire造这栋楼,就立意要将这一建筑,建成雷上达路、乃至上海市的一个醒目景观。当年出入太古总部的也都“非富即贵”,门前的大草坪,更是当年上海滩上流社会豪华派对的首选场地——尽管如此,太古洋行巨头本人,却从未在这幢豪华的住宅住过一天,户主一直是太古公司伦敦总部派驻上海的首席执行米契尔(G.E.Mitc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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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号楼”总部落成后不久,又兴建了“二号楼”、“三号楼”等作为员工住所,特别供当时的高级职员和其家属居住,足见其打算在中国扩张的野心。老上海都知道一个说法,“太古圈”,指的就是当年雷上达路、海格路、朱尔典路(今兴国路、华山路、湖南路)相围的土地。太古洋行在此兴建了不少“职工住宅”。

  原海格路695号(今兴国宾馆2号楼),是太古洋行上海行正副主管的住宅,长期居住者为主管罗克(W.H.Lock);海格路727号(今华山路1215号)的居住者,是原太古洋行工程部主管詹姆斯?李(Lee .H.James)。不仅如此,其他包括德士古石油洋行(Texaco)在内的英美大资本家、大企业,也都纷纷在太古系别墅附近圈地造楼,都想借太古洋行的名气,为自己的品牌和地产增值,最终形成了兴国宾馆今天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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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太古洋行的英籍职员,被作为敌对国难民遣返回国,洋行产业则作为敌产被日伪接管,原“太古圈”的房子也成为了日本军方的乐土。抗日战争胜利后,太古洋行逐渐缩小在大陆的投资,于是“一号楼”就通过途径变卖了。据说,蒋介石曾将许多重要活动和会议,都安排在这里。

  1956年,“一号楼”划归当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委办公厅招待处,初时仅简单将“一号楼”定名为“上海市委第一招待所”,后又改名为“兴国招待所”,名字虽然仅叫“招待所”,从服务到设施却始终保持高标准、严要求,因为当年“兴国招待所”主要接待的,都是由北京来沪出访的中央级领导,其中就包括毛泽东和江青——“一号楼”也因此,在上海人心中的神秘色彩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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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成为“一号首长”的招待所之前,这里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周恩来的保健大夫张佐良曾回忆,“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卫生干部学校,设在兴国路72号一座豪华漂亮的花园洋房里,那是个闹中取静的地方,环境幽雅,院内树木森森、绿草如茵,足球场般的大草坪,还有一个游泳池。看到的这一切真叫我一时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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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华东卫生干部学校”,其实就在“一号楼”。解放后成立的“华东卫生干部学校”,于1952年通过上海市房管局,向当时在法律上仍拥有“一号楼”产权的英国房产代理,租借“一号楼”办学。房管局向英国代理,开出了远高于普通房租的特别地税,最终,“华东卫校”在未花一分钱的情况下,“名正言顺”地拿下了一号楼。1953年,华东卫校迁出,才正式翻开了“一号招待所”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