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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人民" 忆65年前拍摄上海解放第一次大游行

2014-7-15 09:08:07

来源:解放日报 选稿:贾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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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人民”——上海市民的心声。姚海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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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海康

    原标题为:65年前今天 我拍摄上海解放第一次大游行

    姚海康,1930年5月生,浙江余姚人。1947年1月起参加革命学生运动,194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任上海市人民保安队沪西区指挥部汽车驾驶员。解放初任中共上海市委反轰炸工作队队员、中共长宁区委调研员。之后,又历任长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长宁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革命工作期间,用相机记录历史,拍摄的作品先后被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市档案馆等收藏。

  口述 姚海康 采访整理 褚觉美
  
  我今年84岁,出身于工商地主家庭,家里开有木行和锯木厂。我这样一个“木行小开”,是如何参与解放上海战斗的?

  回忆起来,人生的转折点是在1946年9月进入上海沪新中学之后。当时,我在沪新中学高中理二乙读书,班级中有地下党支部书记华天惠、委员钟一鸣(这些情况我是解放后知道的)。那年10月,华天惠、钟一鸣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在班级开展“优秀生活动”,发起成立以温习功课为主的互助学习团体——丙戌社,利用一起做功课的机会向普通同学传输进步思想,当时我也是骨干之一,还任过丙戌社社长。

  1947年初,在党员同志的启发引导下,我与进步同学一起参加了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的游行。1947年3月,在学校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蜂社,参加蜂社的成员必须接受任务,遵守纪律,保守秘密,蜂社的成立大会就在我家的客厅举行。后来,我又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救饥救寒运动”、“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争自由”、“抗议美帝国主义在九龙迫害我国侨胞事件”等学生运动。

  1949年4月2日,上海解放前夕,我被大同大学党组织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共党员。
  
  家中隐蔽了10余名地下党员
  
  入党后,组织上知道我家有辆小汽车,就交给我一项特殊任务——抓紧时间学会开车,以便在解放上海时使用。

  我在驾驶学校学习了12天,每天学习1小时,考出了驾驶执照,那时考驾照蛮简单的。学会开车后,我买了一大桶50加仑汽油,准备随时使用。

  1949年4月26日,上午9时许,我接到在交通大学读书的原“沪新”同学周耐德的电话,要我尽快开车到淮海西路新华路口的交大等他。我问他什么事?他只是说:“你来了就知道了。”我立即开车前往。

  我刚驾车到路口,就见一人从交大后门处奔过来,打开车门就往里坐,此时我才看清是周耐德。只见他从头到脚满是灰尘,简直认不出来了。他一上车就说:“快开车,先到你家洗个澡换身衣服,再与你详细谈。”

  到家洗漱后他告诉我:今天凌晨,国民党军警突击搜捕交大革命师生,他是在值班巡逻同志敲响警钟惊醒后,在上院宿舍天花板里躲了一夜,才躲过了敌人的搜捕。

  后来我知道,那天,国民党军警还对其他大学的革命师生进行了大逮捕;并借口局势混乱,宣布各大学停课,责令师生限期离开学校——实际上是解散各大学,不给我们党有活动基地。但我们在地下党上海市委的领导下,采取更隐蔽的方式,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通过加强联络网,组织起了6万人的“人民保安队”,以“反搬迁、反破坏”为口号,保卫上海的工厂、学校、仓库和码头,并调查敌情,以更紧张的战斗姿态,做好迎接上海解放的各项准备工作。

  此时,1948年曾隐蔽在我家编辑《学生报》近半年的徐惟诚同志(退出一线工作前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带了大夏大学的郑广棠、徐英伟、杨鸿训、张善潮四位同志也来到我家,隐蔽住在三层阁里。解放后,惟诚同志才告诉我:“我们都是中共大夏大学总支成员,当时上级要求我们选择一个能将总支成员集中居住,又有电话,便于领导和对外联系工作的地方,所以选择了你家。”同时,原沪新中学的老同学、大同大学党支部的侯杰同志带了王绍骥同志,交通大学的周耐德同志带了沈敬熙、杨志宏同志都来我家隐蔽居住,进行迎接上海解放的准备工作。这两批人住在二楼中间的一间房内。

  以上情况,我向组织上汇报后,组织上叫我做好掩护工作。为了安全,大夏大学的同志与其他学校的同志是互不联系的。在我母亲孙璧君的照料下,一日三餐亦分开吃。床不够,就挤着睡;挤不下,就睡地铺。在上海临解放时,买不到菜,只能用豆瓣酱作菜下饭,一直紧张有序地工作到上海解放。

  能隐蔽这么多的同志,是因为我家是个大家庭,房屋大,屋外还有木行和锯木厂,进出人多且杂,因此不太容易引起别人注意。
  
  哪里需要开车去哪里
  
  5月25日清晨,解放军占领了我家门口的苏州河南岸阵地。我接到的通知是:开车到设在大同大学的上海市人民保安队沪西区指挥部报到。

  我立即加足汽油,正要出发,但到窗口一看,问题来了。因我家在淮安路(今西苏州路)的苏州河边,河对面国民党军队的碉堡不时向这边打枪,如果贸然打开汽车库大门,就会遭到对面国民党军队的射击,怎么办?我一边看地形一边想办法,发现不时有群众在国民党军队不打枪时跑出来看解放军,敌人的注意力被分散。这是开车出去的好机会,于是我请表弟协助,我先发动好汽车,等街上人多时,由表弟打开车库大门,我迅速将汽车开出去,驶过了苏州河南岸的开阔地带,终于进入市区。

  我一到大同大学,就看到一片热烈欢腾的景象。宣传队的同志们有的在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有的在打腰鼓;有的围着解放军政工干部听战斗故事。我虽没有时间去参加,但内心却与他们共享着上海解放的欢乐。

  我报到后接受的任务是担任汽车专职驾驶员,根据指挥部安排,哪里需要就开车到哪里去。如,开车送施瑛同志去运人民保安队臂章、送同志去接管、送同志去电台广播宣传、送受伤同志回家养伤等。还有,每天要开车到第一师范学校去运饭菜供同志们膳食等。

  在执行驾驶任务中,也遇到几次比较危险的情况:一次是送上海地下党市委委员、沪西区人民保安队负责人梅洛同志去外滩海关——上海市人民保安队总部工作。当汽车开到新闸路西藏路口时,遭到苏州河北岸国民党军队的射击,危急时刻,我急忙将车往南转,从福州路去往海关,没有被击中。梅洛同志到了总部后,需连夜写一份报告,我与汽车亦留在海关大楼过夜。未料当晚下了一夜雨,汽车又停在露天,早晨发动汽车时发现电瓶没电了,只得请其他同志另用车辆帮助拖着发动,拖到外滩,汽车完全暴露在了开阔地。驻扎在苏州河北岸的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的国民党军队向我们开枪射击。我们继续沉着地发动汽车,终于进入九江路才转危为安。

  还有一次是5月27日,解放军刚打过苏州河,我就开车送新静长区委委员刘起林同志到提篮桥的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联系工作,那里还处于交战状态……当时我只是想要努力完成好党交给我的每一项任务,根本没去想危险不危险的问题。经过五六天夜以继日的工作,终于完成了党交给我的各项任务。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就在5月25日早上,省吾中学地下党员、人民保安队长宁区指挥站第二大队的陈仲信大队长,在骑自行车去圣约翰大学(现华东政法大学)途中,被国民党军队冷枪击中而牺牲。他是我知道的上海解放时最后牺牲的一位中共地下党员。
  
  用镜头记录欢庆的笑脸
  
  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摄影。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开始跟随父亲学习摄影。1947年,家里用500元美金给我买了一台徕卡3C型相机,开始了我“革命摄影”之旅。

  1947年冬天“救饥救寒”运动的照片,我一直很珍爱——因为那可以算是我拍摄的第一批学生运动照片了,记录了旧社会老百姓所受的苦难。也是通过对这次运动的拍摄,更使我认识到,只有跟共产党干革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推翻压在劳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才能救中国。

  最值得回忆的,是1949年7月6日,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组织“纪念‘七·七’庆祝解放上海市军民联合大游行”的拍摄。这次大游行是上海解放后第—次举行,是全市人民热切期盼的。除了市中心进行游行外,还在沪东区、沪西区组织游行。当时,我的党员组织关系已由大同大学支部转移到沪西区百货业支部,但还未接上具体工作。因我会摄影、又有相机,在大游行开始前,便向领导提出让我把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景拍摄下来的建议,得到了组织上的赞同,并拿到了1只臂章。

  于是,我成了沪西区大游行中的摄影员。我时年19岁,正当年轻力壮,随着游行队伍奔前跑后,有时甚至爬上路口的红绿灯控制塔、路旁的围墙,选择最佳拍摄视角,先后拍摄了30余张照片。事后,我将这套照片整理入册珍藏起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我遭到迫害和抄家,但庆幸的是,这套照片和底片,除几张底片被损外,大部分都保留下来了。

  重温这一张张照片:“上海总工会沪西联络站正在向解放军敬献‘你们永远是工人的弟兄’的横幅”——充分体现了上海工人阶级与解放军的亲密兄弟情谊;“沪西染织业工会正在向解放军敬献‘为我人民’的横幅”——表达了上海人民对解放军的崇高敬意;“以‘八·一’军旗为先导的潍县团正在前进中”——表现了人民军队威武雄壮的气概;“人山人海欢迎人民解放军”——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人民子弟兵的热爱……在各界人民游行队伍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工厂的彩车和人们边歌边舞的场景,还可以看到工厂大门前为庆祝上海解放而搭建的彩牌楼,两边挂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大字标语,记录下了党在解放初期的经济政策。这些照片,定格下动人的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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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人民" 忆65年前拍摄上海解放第一次大游行

2014年7月15日 09:08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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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人民”——上海市民的心声。姚海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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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海康

    原标题为:65年前今天 我拍摄上海解放第一次大游行

    姚海康,1930年5月生,浙江余姚人。1947年1月起参加革命学生运动,194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任上海市人民保安队沪西区指挥部汽车驾驶员。解放初任中共上海市委反轰炸工作队队员、中共长宁区委调研员。之后,又历任长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长宁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革命工作期间,用相机记录历史,拍摄的作品先后被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市档案馆等收藏。

  口述 姚海康 采访整理 褚觉美
  
  我今年84岁,出身于工商地主家庭,家里开有木行和锯木厂。我这样一个“木行小开”,是如何参与解放上海战斗的?

  回忆起来,人生的转折点是在1946年9月进入上海沪新中学之后。当时,我在沪新中学高中理二乙读书,班级中有地下党支部书记华天惠、委员钟一鸣(这些情况我是解放后知道的)。那年10月,华天惠、钟一鸣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在班级开展“优秀生活动”,发起成立以温习功课为主的互助学习团体——丙戌社,利用一起做功课的机会向普通同学传输进步思想,当时我也是骨干之一,还任过丙戌社社长。

  1947年初,在党员同志的启发引导下,我与进步同学一起参加了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的游行。1947年3月,在学校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蜂社,参加蜂社的成员必须接受任务,遵守纪律,保守秘密,蜂社的成立大会就在我家的客厅举行。后来,我又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救饥救寒运动”、“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争自由”、“抗议美帝国主义在九龙迫害我国侨胞事件”等学生运动。

  1949年4月2日,上海解放前夕,我被大同大学党组织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共党员。
  
  家中隐蔽了10余名地下党员
  
  入党后,组织上知道我家有辆小汽车,就交给我一项特殊任务——抓紧时间学会开车,以便在解放上海时使用。

  我在驾驶学校学习了12天,每天学习1小时,考出了驾驶执照,那时考驾照蛮简单的。学会开车后,我买了一大桶50加仑汽油,准备随时使用。

  1949年4月26日,上午9时许,我接到在交通大学读书的原“沪新”同学周耐德的电话,要我尽快开车到淮海西路新华路口的交大等他。我问他什么事?他只是说:“你来了就知道了。”我立即开车前往。

  我刚驾车到路口,就见一人从交大后门处奔过来,打开车门就往里坐,此时我才看清是周耐德。只见他从头到脚满是灰尘,简直认不出来了。他一上车就说:“快开车,先到你家洗个澡换身衣服,再与你详细谈。”

  到家洗漱后他告诉我:今天凌晨,国民党军警突击搜捕交大革命师生,他是在值班巡逻同志敲响警钟惊醒后,在上院宿舍天花板里躲了一夜,才躲过了敌人的搜捕。

  后来我知道,那天,国民党军警还对其他大学的革命师生进行了大逮捕;并借口局势混乱,宣布各大学停课,责令师生限期离开学校——实际上是解散各大学,不给我们党有活动基地。但我们在地下党上海市委的领导下,采取更隐蔽的方式,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通过加强联络网,组织起了6万人的“人民保安队”,以“反搬迁、反破坏”为口号,保卫上海的工厂、学校、仓库和码头,并调查敌情,以更紧张的战斗姿态,做好迎接上海解放的各项准备工作。

  此时,1948年曾隐蔽在我家编辑《学生报》近半年的徐惟诚同志(退出一线工作前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带了大夏大学的郑广棠、徐英伟、杨鸿训、张善潮四位同志也来到我家,隐蔽住在三层阁里。解放后,惟诚同志才告诉我:“我们都是中共大夏大学总支成员,当时上级要求我们选择一个能将总支成员集中居住,又有电话,便于领导和对外联系工作的地方,所以选择了你家。”同时,原沪新中学的老同学、大同大学党支部的侯杰同志带了王绍骥同志,交通大学的周耐德同志带了沈敬熙、杨志宏同志都来我家隐蔽居住,进行迎接上海解放的准备工作。这两批人住在二楼中间的一间房内。

  以上情况,我向组织上汇报后,组织上叫我做好掩护工作。为了安全,大夏大学的同志与其他学校的同志是互不联系的。在我母亲孙璧君的照料下,一日三餐亦分开吃。床不够,就挤着睡;挤不下,就睡地铺。在上海临解放时,买不到菜,只能用豆瓣酱作菜下饭,一直紧张有序地工作到上海解放。

  能隐蔽这么多的同志,是因为我家是个大家庭,房屋大,屋外还有木行和锯木厂,进出人多且杂,因此不太容易引起别人注意。
  
  哪里需要开车去哪里
  
  5月25日清晨,解放军占领了我家门口的苏州河南岸阵地。我接到的通知是:开车到设在大同大学的上海市人民保安队沪西区指挥部报到。

  我立即加足汽油,正要出发,但到窗口一看,问题来了。因我家在淮安路(今西苏州路)的苏州河边,河对面国民党军队的碉堡不时向这边打枪,如果贸然打开汽车库大门,就会遭到对面国民党军队的射击,怎么办?我一边看地形一边想办法,发现不时有群众在国民党军队不打枪时跑出来看解放军,敌人的注意力被分散。这是开车出去的好机会,于是我请表弟协助,我先发动好汽车,等街上人多时,由表弟打开车库大门,我迅速将汽车开出去,驶过了苏州河南岸的开阔地带,终于进入市区。

  我一到大同大学,就看到一片热烈欢腾的景象。宣传队的同志们有的在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有的在打腰鼓;有的围着解放军政工干部听战斗故事。我虽没有时间去参加,但内心却与他们共享着上海解放的欢乐。

  我报到后接受的任务是担任汽车专职驾驶员,根据指挥部安排,哪里需要就开车到哪里去。如,开车送施瑛同志去运人民保安队臂章、送同志去接管、送同志去电台广播宣传、送受伤同志回家养伤等。还有,每天要开车到第一师范学校去运饭菜供同志们膳食等。

  在执行驾驶任务中,也遇到几次比较危险的情况:一次是送上海地下党市委委员、沪西区人民保安队负责人梅洛同志去外滩海关——上海市人民保安队总部工作。当汽车开到新闸路西藏路口时,遭到苏州河北岸国民党军队的射击,危急时刻,我急忙将车往南转,从福州路去往海关,没有被击中。梅洛同志到了总部后,需连夜写一份报告,我与汽车亦留在海关大楼过夜。未料当晚下了一夜雨,汽车又停在露天,早晨发动汽车时发现电瓶没电了,只得请其他同志另用车辆帮助拖着发动,拖到外滩,汽车完全暴露在了开阔地。驻扎在苏州河北岸的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的国民党军队向我们开枪射击。我们继续沉着地发动汽车,终于进入九江路才转危为安。

  还有一次是5月27日,解放军刚打过苏州河,我就开车送新静长区委委员刘起林同志到提篮桥的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联系工作,那里还处于交战状态……当时我只是想要努力完成好党交给我的每一项任务,根本没去想危险不危险的问题。经过五六天夜以继日的工作,终于完成了党交给我的各项任务。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就在5月25日早上,省吾中学地下党员、人民保安队长宁区指挥站第二大队的陈仲信大队长,在骑自行车去圣约翰大学(现华东政法大学)途中,被国民党军队冷枪击中而牺牲。他是我知道的上海解放时最后牺牲的一位中共地下党员。
  
  用镜头记录欢庆的笑脸
  
  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摄影。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开始跟随父亲学习摄影。1947年,家里用500元美金给我买了一台徕卡3C型相机,开始了我“革命摄影”之旅。

  1947年冬天“救饥救寒”运动的照片,我一直很珍爱——因为那可以算是我拍摄的第一批学生运动照片了,记录了旧社会老百姓所受的苦难。也是通过对这次运动的拍摄,更使我认识到,只有跟共产党干革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推翻压在劳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才能救中国。

  最值得回忆的,是1949年7月6日,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组织“纪念‘七·七’庆祝解放上海市军民联合大游行”的拍摄。这次大游行是上海解放后第—次举行,是全市人民热切期盼的。除了市中心进行游行外,还在沪东区、沪西区组织游行。当时,我的党员组织关系已由大同大学支部转移到沪西区百货业支部,但还未接上具体工作。因我会摄影、又有相机,在大游行开始前,便向领导提出让我把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景拍摄下来的建议,得到了组织上的赞同,并拿到了1只臂章。

  于是,我成了沪西区大游行中的摄影员。我时年19岁,正当年轻力壮,随着游行队伍奔前跑后,有时甚至爬上路口的红绿灯控制塔、路旁的围墙,选择最佳拍摄视角,先后拍摄了30余张照片。事后,我将这套照片整理入册珍藏起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我遭到迫害和抄家,但庆幸的是,这套照片和底片,除几张底片被损外,大部分都保留下来了。

  重温这一张张照片:“上海总工会沪西联络站正在向解放军敬献‘你们永远是工人的弟兄’的横幅”——充分体现了上海工人阶级与解放军的亲密兄弟情谊;“沪西染织业工会正在向解放军敬献‘为我人民’的横幅”——表达了上海人民对解放军的崇高敬意;“以‘八·一’军旗为先导的潍县团正在前进中”——表现了人民军队威武雄壮的气概;“人山人海欢迎人民解放军”——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人民子弟兵的热爱……在各界人民游行队伍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工厂的彩车和人们边歌边舞的场景,还可以看到工厂大门前为庆祝上海解放而搭建的彩牌楼,两边挂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大字标语,记录下了党在解放初期的经济政策。这些照片,定格下动人的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