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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2014-6-23 08:34:12

来源:中华读书报 选稿:宋晓东


  
  读书报:您从年轻时就开始研究梁漱溟先生的思想,您以梁漱溟为主题的博士论文《最后的儒家》获得“费正清东亚研究最佳著作奖”;后来您又因梁漱溟而开始更深入地研究中国。除了梁先生的思想和理论,他身上还有哪些东西吸引着您以此作为一生学术事业的重点?
  
  艾恺:我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对梁先生的生平志业产生兴趣,以他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在台湾与香港收集相关资料,寻访他的故友旧交。碍于当时中美政治局势,我始终无法前往中国大陆,亲见我的研究对象梁先生。书成之后,我得到拜访他的机会,我发现梁先生表里如一,他的文章真实地反映出他的思想感情,未曾因为要顺应时局而掩饰真心,所以我透过文字所认识的梁先生,与我后来实际上与之对谈的梁先生是一致的。是以我虽无缘在书成前见到他,但透过他的文章,我仍然深刻地认识到梁先生的真实的性格与想法。
  
  我为什么把他的传记起名为《最后的儒家》,不是因为他的思想,而主要是根据他的为人。儒家的观念是,一个人对社会是有责任的。梁先生一向崇奉明代泰州学派的思想主张,也算是王艮的传人,一直非常重视实践。他的这些行为就是最好的例子,他表里合一,不随波逐流,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气节。我觉得这也是他很了不起的一个地方,让我非常佩服。他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像他抗战时回山东去,差一点就让日本人枪毙了,类似的经历有好几次,他都不怕。有勇气,有风骨,我觉得这是他人格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看来,我认为就算再过100年,梁先生仍会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不单单是由于他独特的思想,也是因为他有着表里如一的人格。与许多20世纪的儒家信徒相比较起来,他更接近传统儒者的形象——确实地在生活中实践他的思想,而非仅仅在学院中高谈阔论。梁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去体现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就这点而言,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
  
  读书报:您谈到梁先生的个人魅力与人格力量,这也是我们在《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本书中透过他的行止交游看到的。陈丹青曾用“民国范儿”形容那个时代的坦然率真、特立独行和色彩斑斓,您觉得梁先生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是否有某种共同的特质?
  
  艾恺:在我和梁先生的对谈中,我透过他理解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特质。这是最值得一提的部分。梁先生和我说了许多关于佛家的想法,让我很感疑惑,便问:“您不是早在多年前便公开放弃佛家思想了吗?”他说他算放弃也算没放弃。谈到拙作的标题《最后的儒家》将他定位为一位儒者,他表示他可以接受。然而有时他也向我表示马列主义的科学很好。当谈到中国传统文化时,他也赞美道教。有次提到他因组织民盟而见到马歇尔,他对马歇尔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个好人,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那时我相当不解,一个人如何可以既是佛家,又是儒家?既认同马列思想,又赞许基督教?后来终于想通了,这种能融多种思想于一体、集各种矛盾于一身的特点,正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各家学者虽有许多辩论,但并不将自己限定为特定的一家。比方说现在我们讨论孟子与荀子,认为他们虽然一言性善,一言性恶,但都是儒家,是孔子的信徒。然而在当时,即便是孔子也未必认为自己是儒家。我们今日习以为常的学术分类,其实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论及其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时,为诸子百家分门别派而发明出来的体系。先秦诸子虽然路线不同,但他们都共享一个宇宙观,认为宇宙是一体而有机的,天地间的每个成分跟其他的成分相互关联,所以在这样的宇宙观里,没有绝对的矛盾,只有相对的矛盾。只需留心便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融合各类思想于一身。晚清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章太炎,固然在政治立场与今古文经学上分踞两极,但同样都将佛家、西方思想及儒家融入他们个人的学思中。从这点看来,梁先生仍是一个相当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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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2014年6月23日 08:34 来源:中华读书报


  
  读书报:您从年轻时就开始研究梁漱溟先生的思想,您以梁漱溟为主题的博士论文《最后的儒家》获得“费正清东亚研究最佳著作奖”;后来您又因梁漱溟而开始更深入地研究中国。除了梁先生的思想和理论,他身上还有哪些东西吸引着您以此作为一生学术事业的重点?
  
  艾恺:我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对梁先生的生平志业产生兴趣,以他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在台湾与香港收集相关资料,寻访他的故友旧交。碍于当时中美政治局势,我始终无法前往中国大陆,亲见我的研究对象梁先生。书成之后,我得到拜访他的机会,我发现梁先生表里如一,他的文章真实地反映出他的思想感情,未曾因为要顺应时局而掩饰真心,所以我透过文字所认识的梁先生,与我后来实际上与之对谈的梁先生是一致的。是以我虽无缘在书成前见到他,但透过他的文章,我仍然深刻地认识到梁先生的真实的性格与想法。
  
  我为什么把他的传记起名为《最后的儒家》,不是因为他的思想,而主要是根据他的为人。儒家的观念是,一个人对社会是有责任的。梁先生一向崇奉明代泰州学派的思想主张,也算是王艮的传人,一直非常重视实践。他的这些行为就是最好的例子,他表里合一,不随波逐流,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气节。我觉得这也是他很了不起的一个地方,让我非常佩服。他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像他抗战时回山东去,差一点就让日本人枪毙了,类似的经历有好几次,他都不怕。有勇气,有风骨,我觉得这是他人格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看来,我认为就算再过100年,梁先生仍会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不单单是由于他独特的思想,也是因为他有着表里如一的人格。与许多20世纪的儒家信徒相比较起来,他更接近传统儒者的形象——确实地在生活中实践他的思想,而非仅仅在学院中高谈阔论。梁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去体现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就这点而言,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
  
  读书报:您谈到梁先生的个人魅力与人格力量,这也是我们在《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本书中透过他的行止交游看到的。陈丹青曾用“民国范儿”形容那个时代的坦然率真、特立独行和色彩斑斓,您觉得梁先生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是否有某种共同的特质?
  
  艾恺:在我和梁先生的对谈中,我透过他理解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特质。这是最值得一提的部分。梁先生和我说了许多关于佛家的想法,让我很感疑惑,便问:“您不是早在多年前便公开放弃佛家思想了吗?”他说他算放弃也算没放弃。谈到拙作的标题《最后的儒家》将他定位为一位儒者,他表示他可以接受。然而有时他也向我表示马列主义的科学很好。当谈到中国传统文化时,他也赞美道教。有次提到他因组织民盟而见到马歇尔,他对马歇尔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个好人,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那时我相当不解,一个人如何可以既是佛家,又是儒家?既认同马列思想,又赞许基督教?后来终于想通了,这种能融多种思想于一体、集各种矛盾于一身的特点,正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各家学者虽有许多辩论,但并不将自己限定为特定的一家。比方说现在我们讨论孟子与荀子,认为他们虽然一言性善,一言性恶,但都是儒家,是孔子的信徒。然而在当时,即便是孔子也未必认为自己是儒家。我们今日习以为常的学术分类,其实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论及其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时,为诸子百家分门别派而发明出来的体系。先秦诸子虽然路线不同,但他们都共享一个宇宙观,认为宇宙是一体而有机的,天地间的每个成分跟其他的成分相互关联,所以在这样的宇宙观里,没有绝对的矛盾,只有相对的矛盾。只需留心便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融合各类思想于一身。晚清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章太炎,固然在政治立场与今古文经学上分踞两极,但同样都将佛家、西方思想及儒家融入他们个人的学思中。从这点看来,梁先生仍是一个相当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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