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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2014-6-23 08:34:12

来源:中华读书报 选稿:宋晓东


  
  读书报:目前,口述历史类书籍可算是学界和出版界的一个热点。《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口述历史,您认为这本书和通常人们所知的口述历史类书籍有什么异同?
  
  艾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并非“通常的”口述历史出版品。以我所在的美国为例,口述历史大体上有两种形式:“大众式”和“学术式”。在两种形式中,又有一般群众及历史名人口述历史的界线。第一个形态(包括两种形式中的“一般群众”方法)——“大众式”口述历史——强调自某一时间和某一地点着手来掌握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脉络。
  
  斯塔兹·特克尔(Studs Terkel)的专书具体表现了这种大众式的口述历史研究方式。他本人是芝加哥的一位政治活跃分子,也是一位记者。借1966年口述历史的专著Division Street: America,他在美国及各国都声名鹊起。(Division Street是芝加哥市内一条主要街道名。)该书出版未久即狂销数百万册,它是特克尔出版的一系列口述历史专著中的第一本。1970年,特克尔出版了第二本口述史著作:Hard Times,内容是描述经济大萧条时期的芝加哥。该书同样造成了轰动。在这两部著作和他的其他著作中,特克尔赋予许多在“历史”中没有声音的一般民众以“声音”;同时,他也很清楚地给他自己以“声音”——尽管这些专著是根据录音访谈而写成,特克尔本人的政治和社会观点却透过一些技巧而得以清楚地呈现,包括他所问的问题、为了提示重点而引导谈话的方式以及最后的编辑过程,等等。相比之下,我和梁先生的访谈内容以全然未经编辑的方式,呈现在读者眼前。因此,内容难免会有些许重复,甚至有一至二处事实错误(书中已标注出来)。
  
  特克尔的著作是对20世纪50年代历史学界兴起的一种趋势的反省。该趋势的研究重点是由贵族(国王及将军,即社会精英)向普通民众以及“自下而上的历史”转移。相比之下,“传统”的口述历史研究以哥伦比亚大学于1948年设立口述历史研究办公室后所做的工作最为典型。该项研究是世界上最古老且组织最庞大的历史计划,主要包含了政治人物、影星以及其他名人自传式回忆录的录音。当我在1980年首次访问梁漱溟时,他还不是太出名。在我的传记出版前,在西方世界,甚至在中国,也很少有学者认真看待梁漱溟。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我开始频繁访问中国大陆时,大部分人还只是因为毛主席的有关著作中记载了毛主席对梁漱溟的批评才听过梁漱溟的名字。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其他地方,当梁漱溟的名字出现在任何历史著作中,他也总会无一例外地被归类为“保守派”,甚至被贬低到“扫入历史的垃圾堆”的那一类中,而和现今没有任何关联。
  
  第二个,也是最为重要的不同在于,在对重要人物所做的口述历史研究中,受访者本人非常清楚他们的自传叙述是为了“历史”所录制。他们是在制造待收藏(被编辑之后)的文件,这些文件可能成为历史记录的主要史料来源。以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计划为例,受访人的某些预备性和具警示性的回答反映出他知道他正在为“历史”留下记录。这些访谈资料具有一定的准备性、计划性的特质。它们不但经过了仔细编辑,甚至给人留下准备出书前的书稿形式的印象。
  
  和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访谈内容相较,我和梁漱溟间的访谈显得更为自然,这是很清楚的。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计划中占有相对大的分量。而我和梁漱溟的访谈内容,当时无意以口述历史的形式出版。1980年和1984年的两次访谈,我的动机主要有两重。首先,我希望为我所著的梁漱溟传记的修改工作增添他在生活方面的资料;其次,虽然梁先生当时健康情形颇佳,神志清明,但毕竟年事已高,故我想尽可能保存他在漫长且曲折的人生中的珍贵经验。
  
  但我当时无意对其进行编辑或入档收藏,而这正是一般如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采行的模式。这些1984年的访谈资料历经二十余年仍未经誊写,尚保存于录音带中。我在1986年出版的梁漱溟传记第二版推出以后,全然忘记手上保有这些录音带。直到最近,外研社请我将其整理出版。当我好不容易将这些录音带找出来后,发现其中有很多标签已脱落,不易辨明录制日期。我又一一仔细听过,才得以确定它们的录制顺序。现在,我提供这些与梁先生的录音访谈作为珍贵的“原版”历史文件,希望能在更大范围内为人所知道和保存,我也有意将其译成英文并附加一些评论。在此,我要谢谢外研社与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使这些文件有机会呈现在读者面前。

    读书报:自1984年访谈后,您和梁漱溟先生还有过晤谈吗?
  
  艾恺:是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中的大部分访谈均是在1984年9月录制,但其中有一个例外,即本书所收录最后一节是1986年我和梁先生之间一次随意闲聊的部分录音。我那时为何身在北京,说来话长,我也愿意在此与读者分享:197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了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旨在推动中美两国间的学术交流事宜。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以后,双方开始互派访问学者。然而莫斯利事件后,那些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美国专家在中国失去了研究基地。他们开始向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施加压力,申请这样的研究基地。当时,麦克·奥克森伯格(Michael Oxenberg)担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主席,他直接写信给邓小平提出了这个请求,请求被转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但是最终只有山东省社科院院长刘蔚华给了肯定的答复。1986年春,奥克森伯格代表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委派我去邹平进行考察,并写出一份调查报告。他告诉我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正考虑在邹平设立一个研究基地。邹平考察之后,我在北京拜访了梁先生,向他讲述了我在邹平的所见所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将与梁先生的部分谈话内容录了下来。后来,我给梁老先生写了封信,信中描述了对美国学者“开放”的邹平以及这一发展的重要性。梁老一直以来对邹平的民生非常关注,他将我的信登在了《光明日报》上。
  
  1985年后,梁先生和我仍有许多面谈的机会,但我并未将内容录下来。这些谈话都是较为轻松的闲谈,而非正式的访谈。例如1985年我和内子一起拜访梁先生。他非常热情地招待我们,我们如同老朋友般天南地北地聊天。我现在仍然可以一字不漏地记得当时谈话的部分内容,但我并未将这些内容收入本集之中,因为这部作品是我们访谈内容的原始录音文本。我目前正在重新撰写梁漱溟的传记,我计划利用和他所有的谈话记录——无论录音与否——作为修改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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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23日 08:34 来源:中华读书报


  
  读书报:目前,口述历史类书籍可算是学界和出版界的一个热点。《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口述历史,您认为这本书和通常人们所知的口述历史类书籍有什么异同?
  
  艾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并非“通常的”口述历史出版品。以我所在的美国为例,口述历史大体上有两种形式:“大众式”和“学术式”。在两种形式中,又有一般群众及历史名人口述历史的界线。第一个形态(包括两种形式中的“一般群众”方法)——“大众式”口述历史——强调自某一时间和某一地点着手来掌握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脉络。
  
  斯塔兹·特克尔(Studs Terkel)的专书具体表现了这种大众式的口述历史研究方式。他本人是芝加哥的一位政治活跃分子,也是一位记者。借1966年口述历史的专著Division Street: America,他在美国及各国都声名鹊起。(Division Street是芝加哥市内一条主要街道名。)该书出版未久即狂销数百万册,它是特克尔出版的一系列口述历史专著中的第一本。1970年,特克尔出版了第二本口述史著作:Hard Times,内容是描述经济大萧条时期的芝加哥。该书同样造成了轰动。在这两部著作和他的其他著作中,特克尔赋予许多在“历史”中没有声音的一般民众以“声音”;同时,他也很清楚地给他自己以“声音”——尽管这些专著是根据录音访谈而写成,特克尔本人的政治和社会观点却透过一些技巧而得以清楚地呈现,包括他所问的问题、为了提示重点而引导谈话的方式以及最后的编辑过程,等等。相比之下,我和梁先生的访谈内容以全然未经编辑的方式,呈现在读者眼前。因此,内容难免会有些许重复,甚至有一至二处事实错误(书中已标注出来)。
  
  特克尔的著作是对20世纪50年代历史学界兴起的一种趋势的反省。该趋势的研究重点是由贵族(国王及将军,即社会精英)向普通民众以及“自下而上的历史”转移。相比之下,“传统”的口述历史研究以哥伦比亚大学于1948年设立口述历史研究办公室后所做的工作最为典型。该项研究是世界上最古老且组织最庞大的历史计划,主要包含了政治人物、影星以及其他名人自传式回忆录的录音。当我在1980年首次访问梁漱溟时,他还不是太出名。在我的传记出版前,在西方世界,甚至在中国,也很少有学者认真看待梁漱溟。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我开始频繁访问中国大陆时,大部分人还只是因为毛主席的有关著作中记载了毛主席对梁漱溟的批评才听过梁漱溟的名字。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其他地方,当梁漱溟的名字出现在任何历史著作中,他也总会无一例外地被归类为“保守派”,甚至被贬低到“扫入历史的垃圾堆”的那一类中,而和现今没有任何关联。
  
  第二个,也是最为重要的不同在于,在对重要人物所做的口述历史研究中,受访者本人非常清楚他们的自传叙述是为了“历史”所录制。他们是在制造待收藏(被编辑之后)的文件,这些文件可能成为历史记录的主要史料来源。以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计划为例,受访人的某些预备性和具警示性的回答反映出他知道他正在为“历史”留下记录。这些访谈资料具有一定的准备性、计划性的特质。它们不但经过了仔细编辑,甚至给人留下准备出书前的书稿形式的印象。
  
  和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访谈内容相较,我和梁漱溟间的访谈显得更为自然,这是很清楚的。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计划中占有相对大的分量。而我和梁漱溟的访谈内容,当时无意以口述历史的形式出版。1980年和1984年的两次访谈,我的动机主要有两重。首先,我希望为我所著的梁漱溟传记的修改工作增添他在生活方面的资料;其次,虽然梁先生当时健康情形颇佳,神志清明,但毕竟年事已高,故我想尽可能保存他在漫长且曲折的人生中的珍贵经验。
  
  但我当时无意对其进行编辑或入档收藏,而这正是一般如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采行的模式。这些1984年的访谈资料历经二十余年仍未经誊写,尚保存于录音带中。我在1986年出版的梁漱溟传记第二版推出以后,全然忘记手上保有这些录音带。直到最近,外研社请我将其整理出版。当我好不容易将这些录音带找出来后,发现其中有很多标签已脱落,不易辨明录制日期。我又一一仔细听过,才得以确定它们的录制顺序。现在,我提供这些与梁先生的录音访谈作为珍贵的“原版”历史文件,希望能在更大范围内为人所知道和保存,我也有意将其译成英文并附加一些评论。在此,我要谢谢外研社与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使这些文件有机会呈现在读者面前。

    读书报:自1984年访谈后,您和梁漱溟先生还有过晤谈吗?
  
  艾恺:是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中的大部分访谈均是在1984年9月录制,但其中有一个例外,即本书所收录最后一节是1986年我和梁先生之间一次随意闲聊的部分录音。我那时为何身在北京,说来话长,我也愿意在此与读者分享:197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了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旨在推动中美两国间的学术交流事宜。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以后,双方开始互派访问学者。然而莫斯利事件后,那些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美国专家在中国失去了研究基地。他们开始向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施加压力,申请这样的研究基地。当时,麦克·奥克森伯格(Michael Oxenberg)担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主席,他直接写信给邓小平提出了这个请求,请求被转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但是最终只有山东省社科院院长刘蔚华给了肯定的答复。1986年春,奥克森伯格代表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委派我去邹平进行考察,并写出一份调查报告。他告诉我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正考虑在邹平设立一个研究基地。邹平考察之后,我在北京拜访了梁先生,向他讲述了我在邹平的所见所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将与梁先生的部分谈话内容录了下来。后来,我给梁老先生写了封信,信中描述了对美国学者“开放”的邹平以及这一发展的重要性。梁老一直以来对邹平的民生非常关注,他将我的信登在了《光明日报》上。
  
  1985年后,梁先生和我仍有许多面谈的机会,但我并未将内容录下来。这些谈话都是较为轻松的闲谈,而非正式的访谈。例如1985年我和内子一起拜访梁先生。他非常热情地招待我们,我们如同老朋友般天南地北地聊天。我现在仍然可以一字不漏地记得当时谈话的部分内容,但我并未将这些内容收入本集之中,因为这部作品是我们访谈内容的原始录音文本。我目前正在重新撰写梁漱溟的传记,我计划利用和他所有的谈话记录——无论录音与否——作为修改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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