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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2014-6-23 08:34:12

来源:中华读书报 选稿:宋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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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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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恺

  梁漱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独特且惊人的见证者”。他讲论东西文化,投身乡村建设,发起民主同盟;观世变,悯苍生,投袂而起。面对20世纪初民生凋敝、风云变幻的中国,他何以疾呼“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是狷,是狂,还是最后一个儒家的使命感?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近日联合推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梁漱溟晚年口述》。本报记者专访该著的作者之一、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艾恺(Guy S. Alitto)。

    延伸阅读:

    1970年梁漱溟提意见:接班人名字不能写入宪法

    梁漱溟忆与毛泽东争论:我不应伤害他的感情
  
  读书报:您曾在1980年和1984年两次访问梁漱溟先生,第一次访谈内容以《这个世界会好吗》为题出版,第二次访谈内容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题目是《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个世界会好吗》的书名源于梁漱溟与父亲梁济的对谈,那么《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个名字是否也有典故?为何以此命名这本书?
  
  艾恺:1917年10月,梁漱溟先生在湖南目睹军阀交战、民不聊生的惨景,心中悲悯,写成《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他自费印刷千册散发,呼吁民众自水深火热中奋起:“余以为若不办,安得有办法。若要办即刻有办法。今但决于大家之办不办,大家之中自吾曹始,吾曹之中必自我始。个个之人各有其我,即必各自其我始。我今不为,而望谁为之乎?嗟乎!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种救世济民、舍我其谁的气概,在20世纪激荡的时代风云映衬下,“最后一个儒家”的个人形象颇为凸显。每每思之,都令人神往。梁先生一生的治学和实践,都以这样的儒者担当一以贯之。有鉴于此,我和编者都认为以《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为题,最能概括梁先生在本书中所述行止交游的意蕴,最能代表梁先生以及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担当和气节。
  
  读书报:1980年访谈时,您和梁漱溟先生聊到了中国的思想、梁先生本人的经历与交游。1984年的访谈与第一次有什么不同呢?您为何要进行这第二次的访谈?
  
  艾恺:我于1980年访问梁先生之后,一直和他保持联系。我心里一直认为首次的访谈资料即为珍贵的历史文件。当我愈往这方面思考,愈觉得梁先生是一位独特的历史人物,他的生命贯穿了20世纪前80年中国的每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独特且惊人的见证者!读者若从梁漱溟似乎总是身处重要历史事件之中这一角度思考,便知我以上所言不虚。例如,梁先生清楚地记得1900年义和团进入北京时的情形。事实上,当年义和团入京时曾立即给梁漱溟的个人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他当时正在一所西式学校就学,该学校由他家庭的朋友彭诒孙先生经营,彭先生也是梁漱溟与我的访谈内容里提到的第一个历史人物。由于学校有西式课程(如英语和科学),义和团焚毁了学校,梁漱溟因此无法继续就读。为了不让漱溟有机会自修,他的家人甚至将他的课本全数烧毁。就在此事发生五年以后,梁漱溟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参加了中国近代史上首次民族主义式的学生运动——抵制美国货。又五年,梁漱溟加入同盟会,成为地下革命分子,工作内容包括从事一些“子弹和炸弹行动”。一年后,他担任记者,并在南京见证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又过了两年,他和反对袁世凯的势力接触,直至他全心全意修习唯识宗佛学为止,他也因此成为20世纪初佛教复兴的重要人物。众所周知,梁漱溟在五四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教书,而且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也因此认识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章士钊、毛泽东、熊十力、梁启超以及其他当时中国重要的知识分子。
  
  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也和各式政治、军事人物有所接触,如李济深、冯玉祥、阎锡山和韩复榘等人。他甚至与许多爱好中国文化的欧洲人士结为好友,包括了卫西琴(Alfred Westharp)、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等。30年代,梁漱溟持续对政治和社会事务倾注关心,他结交了几乎所有的改革运动的提倡者,如黄炎培和晏阳初等人。他也认识了许多国民政府的官员。他去了延安并且与毛泽东对谈。他参与创立了一个既非国民党、亦非共产党的政治组织,即日后的中国民主同盟。他于此过程中创办了《光明报》。梁漱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紧接而来的国共和谈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一串他认识的重要历史人物的名单以及他所亲身参与的事件可以一直讲下去,但是我感觉这已足够证明梁先生是第一手历史知识以及关键且独特史料的来源,我因此决定于1984年继续访问他。如同首次,访谈地点在梁先生住处,我每天早上前往,每次时间几小时,共进行一个多星期,访谈过程中我深感梁先生的记忆极为清楚。
  
  在第一次访谈中,我的问题被梁先生的答案所引导,他在第一次访谈中有意提供他自己对儒家和道家思想的观点;在第二组访谈中,我试着引导他朝他和重要的历史人物间的交往来作发挥,希望保存他能记住的任何东西。因此我在这次访谈中问的问题完全集中于梁漱溟漫长且曲折的一生中所认识并交往的人物。在1984年作的这些访谈中,梁老轻松回忆起许多不为人所熟知的人名。梁老立身处世正直诚信,早为世人称道,我想他断不至于故意闪避问题乃至捏造回答。
  
  由此,我不禁想起口述历史的另一项好处,它能尽量补充生活中各层面因未留下足够文字记录而产生的盲点或缺憾。这份访谈笔录,如同已出版的首份笔录(《这个世界会好吗》),完全以录音为准,段落文章亦未经润色。当然,这也表明,我有限的中文能力恐将难逃读者的眼睛,想来甚感惶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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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2014年6月23日 08:34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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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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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恺

  梁漱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独特且惊人的见证者”。他讲论东西文化,投身乡村建设,发起民主同盟;观世变,悯苍生,投袂而起。面对20世纪初民生凋敝、风云变幻的中国,他何以疾呼“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是狷,是狂,还是最后一个儒家的使命感?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近日联合推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梁漱溟晚年口述》。本报记者专访该著的作者之一、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艾恺(Guy S. Alitto)。

    延伸阅读:

    1970年梁漱溟提意见:接班人名字不能写入宪法

    梁漱溟忆与毛泽东争论:我不应伤害他的感情
  
  读书报:您曾在1980年和1984年两次访问梁漱溟先生,第一次访谈内容以《这个世界会好吗》为题出版,第二次访谈内容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题目是《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个世界会好吗》的书名源于梁漱溟与父亲梁济的对谈,那么《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个名字是否也有典故?为何以此命名这本书?
  
  艾恺:1917年10月,梁漱溟先生在湖南目睹军阀交战、民不聊生的惨景,心中悲悯,写成《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他自费印刷千册散发,呼吁民众自水深火热中奋起:“余以为若不办,安得有办法。若要办即刻有办法。今但决于大家之办不办,大家之中自吾曹始,吾曹之中必自我始。个个之人各有其我,即必各自其我始。我今不为,而望谁为之乎?嗟乎!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种救世济民、舍我其谁的气概,在20世纪激荡的时代风云映衬下,“最后一个儒家”的个人形象颇为凸显。每每思之,都令人神往。梁先生一生的治学和实践,都以这样的儒者担当一以贯之。有鉴于此,我和编者都认为以《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为题,最能概括梁先生在本书中所述行止交游的意蕴,最能代表梁先生以及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担当和气节。
  
  读书报:1980年访谈时,您和梁漱溟先生聊到了中国的思想、梁先生本人的经历与交游。1984年的访谈与第一次有什么不同呢?您为何要进行这第二次的访谈?
  
  艾恺:我于1980年访问梁先生之后,一直和他保持联系。我心里一直认为首次的访谈资料即为珍贵的历史文件。当我愈往这方面思考,愈觉得梁先生是一位独特的历史人物,他的生命贯穿了20世纪前80年中国的每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独特且惊人的见证者!读者若从梁漱溟似乎总是身处重要历史事件之中这一角度思考,便知我以上所言不虚。例如,梁先生清楚地记得1900年义和团进入北京时的情形。事实上,当年义和团入京时曾立即给梁漱溟的个人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他当时正在一所西式学校就学,该学校由他家庭的朋友彭诒孙先生经营,彭先生也是梁漱溟与我的访谈内容里提到的第一个历史人物。由于学校有西式课程(如英语和科学),义和团焚毁了学校,梁漱溟因此无法继续就读。为了不让漱溟有机会自修,他的家人甚至将他的课本全数烧毁。就在此事发生五年以后,梁漱溟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参加了中国近代史上首次民族主义式的学生运动——抵制美国货。又五年,梁漱溟加入同盟会,成为地下革命分子,工作内容包括从事一些“子弹和炸弹行动”。一年后,他担任记者,并在南京见证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又过了两年,他和反对袁世凯的势力接触,直至他全心全意修习唯识宗佛学为止,他也因此成为20世纪初佛教复兴的重要人物。众所周知,梁漱溟在五四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教书,而且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也因此认识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章士钊、毛泽东、熊十力、梁启超以及其他当时中国重要的知识分子。
  
  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也和各式政治、军事人物有所接触,如李济深、冯玉祥、阎锡山和韩复榘等人。他甚至与许多爱好中国文化的欧洲人士结为好友,包括了卫西琴(Alfred Westharp)、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等。30年代,梁漱溟持续对政治和社会事务倾注关心,他结交了几乎所有的改革运动的提倡者,如黄炎培和晏阳初等人。他也认识了许多国民政府的官员。他去了延安并且与毛泽东对谈。他参与创立了一个既非国民党、亦非共产党的政治组织,即日后的中国民主同盟。他于此过程中创办了《光明报》。梁漱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紧接而来的国共和谈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一串他认识的重要历史人物的名单以及他所亲身参与的事件可以一直讲下去,但是我感觉这已足够证明梁先生是第一手历史知识以及关键且独特史料的来源,我因此决定于1984年继续访问他。如同首次,访谈地点在梁先生住处,我每天早上前往,每次时间几小时,共进行一个多星期,访谈过程中我深感梁先生的记忆极为清楚。
  
  在第一次访谈中,我的问题被梁先生的答案所引导,他在第一次访谈中有意提供他自己对儒家和道家思想的观点;在第二组访谈中,我试着引导他朝他和重要的历史人物间的交往来作发挥,希望保存他能记住的任何东西。因此我在这次访谈中问的问题完全集中于梁漱溟漫长且曲折的一生中所认识并交往的人物。在1984年作的这些访谈中,梁老轻松回忆起许多不为人所熟知的人名。梁老立身处世正直诚信,早为世人称道,我想他断不至于故意闪避问题乃至捏造回答。
  
  由此,我不禁想起口述历史的另一项好处,它能尽量补充生活中各层面因未留下足够文字记录而产生的盲点或缺憾。这份访谈笔录,如同已出版的首份笔录(《这个世界会好吗》),完全以录音为准,段落文章亦未经润色。当然,这也表明,我有限的中文能力恐将难逃读者的眼睛,想来甚感惶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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