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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忆与毛泽东争论:我不应伤害他的感情

2014-6-23 08:28:46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选稿:宋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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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漱溟先生是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闻于世垂于史的,至于是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学者、著名哲学家、教育家身份当为次。他毕生的爱国言行世人皆知,毋须详细介绍。但为理解其形象的完整性,就他人生之旅中为“国事”所发惊世骇俗的言行或精彩绝伦的名句若干片段节录于此:“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
  
  1946年5月11日、16日,爱国民主人士闻一多、李公朴相继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全国震惊!时为民盟秘书长的梁漱溟闻讯后,勃然大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了这番话。他坚定地表示,他本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于文化工作,但现在却无法退出了。梁漱溟践履笃实,冒着吃“第三颗子弹”的危险,代表民盟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终将反动政府暗杀民主人士的罪行告白天下。

    延伸阅读: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1970年梁漱溟提意见:接班人名字不能写入宪法


  
  “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1946年六七月间,蒋介石悍然在全国发动大规模内战,“政协决议”被撕毁。周恩来毅然由南京移居上海为抗议。9月30日,周分别致函马歇尔、蒋介石,严正警告。梁漱溟为国共和谈不厌其烦地奔走其间。10月10日,梁漱溟邀周回宁继续和谈。梁乘11日夜车返宁。翌日晨抵宁,惊见报端已刊发国民党攻占解放区张家口的消息。大愕。面对记者的采访,梁漱溟惊叹地说了这句话。此话一时为媒体广为引用,成为痛斥蒋介石背信弃义的经典趣话。
  
  “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却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
  
  1953年9月中旬,梁漱溟列席中央政府扩大会议,应周恩来之请作发言。11日下午,梁漱溟作即席发言重点谈农民问题,要求对农民施“仁政”,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始料不及,这篇发言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满,梁漱溟遭到痛斥,酿成“廷争面折”的尴尬局面。“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
  
  “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1973年年底,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划批林批孔。江青在某次大会上捎带批判了梁漱溟。在政协学习批判会上,人人要“表态”,梁一直沉默不语。有人警告:“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迫不得已,梁作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长篇即席讲演,但不直言表态拥护。在众口追问他对“批林”的态度时,他说:“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从而引起对梁的大规模批判。1974年9月23日,对梁历时半年的批判会告一段落时,主持人征问梁对大家批判他的感想时,梁脱口而出:“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石破天惊,四座哑然,旋群情激奋。主持人勒令梁作解释。梁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趣事梁漱溟二十岁时在《民国报》当记者,发表文章常用的笔名是寿民或瘦民。那时他年轻,当外勤记者,上跑总统府、国务院,下访学校团体,政治新闻、市井民生都是笔下文章。当年袁世凯在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他作为《民国报》记者亲眼目睹。他晚年回忆说:“袁世凯与我们记者近在咫尺。他矮墩墩的个头,光着秃脑袋(帽子拿在手里),留着短须,已有几根花白,胡须周围和两颊都没有修刮干净,一套军服也是皱巴巴的,与大总统就职的庄重典礼很不相称。”当时的《民国报》总编辑是孙炳文先生,一次兴致所至为梁题写一扇面,不知出于何意,将上款题为“漱溟”。“正中我意”,梁觉得此名很别致,自此始将梁焕鼎正式易为梁漱溟,沿用终生。

    梁漱溟信奉孔子的“仁者不忧”之说,因此他“乐天知命”。抗战期间,袁鸿寿先生在桂林七星岩宴请他吃素席,饭后在一株小树下聊天,恰敌机在头上盘旋下“蛋”,袁鸿寿大惊失色,要避,“万一‘中头赏’”何以对天下人!“而梁漱溟则镇定自若,聊天如常。”“志不可夺。”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人都逃出户外,梁漱溟却安居不动。在居委会、家属再三劝告下,最后才有几个晚上到寓所后门草地上露宿。
  
  但有时他也“怕”的,怕的不是天,而是人。
  
  1944年梁漱溟在民盟秘书长任上,介绍千家驹入盟,新盟员每人填写“入盟志愿书”并签名盖章,志愿书填好后,他又叫其当场焚毁,不留蛛丝马迹。究其原因,民盟当时还是“地下组织”。
  
  梁漱溟面冷,似不苟言笑,但也不乏幽默。1944年在桂林梁漱溟的续弦婚礼上,热闹非凡,仪式无法结束,让大家扫兴也不好,梁站起来说,自己喜欢听京剧《盗御马》,借剧中人台词并做起身告辞状,说“告辞了———”(拖长声),他就借机扬长而去,众人随之退场。
  
  “文革”中,他以十分幽默而带有不屑的意味向批判者说:“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
  
  友事“情贵淡,气贵和。惟淡惟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这是梁漱溟的座右铭;“勉仁斋”,是梁漱溟的斋名。由此两端,可见梁漱溟的品格与操行之一斑。
  
  梁漱溟的百年人生,由于他独特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结交了一大批中外社会名流和贤达,甚而是其他杂色人士。无论对谁,他都通体透明,表里如一。他说:“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这是他处事做人的原则;尽管“失言失态,这也并不少见”,甚而既“狂”又“狷”,但绝不乏一个“诚”字。当年马歇尔、司徒雷登得见梁漱溟形(光头)与神(劳形,为国事奔走),称他为“中国的甘地”。
  
  40年代,在重庆、桂林办学期间,他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宗旨,接纳不少穷困的学生;他明知有些师生是从事民主和学生运动的,也乐于保护。当学生被捕时,他多方奔走、呼吁,亲笔书函甚而挺身交涉,保释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据当事人回忆,当时的勉仁国专一度成为民主运动的“保护伞”、“避难所”。
  
  他的平易近人是有口皆碑的。每遇有人相求,只要他认为在理,从不厌烦劳;复信不假他人之手,即在垂暮之年,一时无力作复,他都要在未复的函件上注明“待复”。对八方的不速之客,无论对方年长年幼,位尊位卑,他都竭诚相迎、让座,客人告辞,送至门外,还鞠躬揖别。“梁漱溟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他已九十一高龄。发言者大多坐在主席台上讲话,他发言十五分钟一直站立,主持者三次请他坐下,他谢绝。敬人者恒敬之。
  
  梁漱溟晚年回忆一生说:“我曾哭过两次,一次在曹州,系由学生不听话所致;另一次是陈铭枢出卖了李济深,使李被蒋介石软禁汤山温泉一段时间,我觉得太不应该,曾大哭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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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忆与毛泽东争论:我不应伤害他的感情

2014年6月23日 08:28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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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漱溟先生是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闻于世垂于史的,至于是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学者、著名哲学家、教育家身份当为次。他毕生的爱国言行世人皆知,毋须详细介绍。但为理解其形象的完整性,就他人生之旅中为“国事”所发惊世骇俗的言行或精彩绝伦的名句若干片段节录于此:“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
  
  1946年5月11日、16日,爱国民主人士闻一多、李公朴相继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全国震惊!时为民盟秘书长的梁漱溟闻讯后,勃然大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了这番话。他坚定地表示,他本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于文化工作,但现在却无法退出了。梁漱溟践履笃实,冒着吃“第三颗子弹”的危险,代表民盟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终将反动政府暗杀民主人士的罪行告白天下。

    延伸阅读: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1970年梁漱溟提意见:接班人名字不能写入宪法


  
  “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1946年六七月间,蒋介石悍然在全国发动大规模内战,“政协决议”被撕毁。周恩来毅然由南京移居上海为抗议。9月30日,周分别致函马歇尔、蒋介石,严正警告。梁漱溟为国共和谈不厌其烦地奔走其间。10月10日,梁漱溟邀周回宁继续和谈。梁乘11日夜车返宁。翌日晨抵宁,惊见报端已刊发国民党攻占解放区张家口的消息。大愕。面对记者的采访,梁漱溟惊叹地说了这句话。此话一时为媒体广为引用,成为痛斥蒋介石背信弃义的经典趣话。
  
  “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却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
  
  1953年9月中旬,梁漱溟列席中央政府扩大会议,应周恩来之请作发言。11日下午,梁漱溟作即席发言重点谈农民问题,要求对农民施“仁政”,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始料不及,这篇发言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满,梁漱溟遭到痛斥,酿成“廷争面折”的尴尬局面。“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
  
  “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1973年年底,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划批林批孔。江青在某次大会上捎带批判了梁漱溟。在政协学习批判会上,人人要“表态”,梁一直沉默不语。有人警告:“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迫不得已,梁作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长篇即席讲演,但不直言表态拥护。在众口追问他对“批林”的态度时,他说:“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从而引起对梁的大规模批判。1974年9月23日,对梁历时半年的批判会告一段落时,主持人征问梁对大家批判他的感想时,梁脱口而出:“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石破天惊,四座哑然,旋群情激奋。主持人勒令梁作解释。梁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趣事梁漱溟二十岁时在《民国报》当记者,发表文章常用的笔名是寿民或瘦民。那时他年轻,当外勤记者,上跑总统府、国务院,下访学校团体,政治新闻、市井民生都是笔下文章。当年袁世凯在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他作为《民国报》记者亲眼目睹。他晚年回忆说:“袁世凯与我们记者近在咫尺。他矮墩墩的个头,光着秃脑袋(帽子拿在手里),留着短须,已有几根花白,胡须周围和两颊都没有修刮干净,一套军服也是皱巴巴的,与大总统就职的庄重典礼很不相称。”当时的《民国报》总编辑是孙炳文先生,一次兴致所至为梁题写一扇面,不知出于何意,将上款题为“漱溟”。“正中我意”,梁觉得此名很别致,自此始将梁焕鼎正式易为梁漱溟,沿用终生。

    梁漱溟信奉孔子的“仁者不忧”之说,因此他“乐天知命”。抗战期间,袁鸿寿先生在桂林七星岩宴请他吃素席,饭后在一株小树下聊天,恰敌机在头上盘旋下“蛋”,袁鸿寿大惊失色,要避,“万一‘中头赏’”何以对天下人!“而梁漱溟则镇定自若,聊天如常。”“志不可夺。”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人都逃出户外,梁漱溟却安居不动。在居委会、家属再三劝告下,最后才有几个晚上到寓所后门草地上露宿。
  
  但有时他也“怕”的,怕的不是天,而是人。
  
  1944年梁漱溟在民盟秘书长任上,介绍千家驹入盟,新盟员每人填写“入盟志愿书”并签名盖章,志愿书填好后,他又叫其当场焚毁,不留蛛丝马迹。究其原因,民盟当时还是“地下组织”。
  
  梁漱溟面冷,似不苟言笑,但也不乏幽默。1944年在桂林梁漱溟的续弦婚礼上,热闹非凡,仪式无法结束,让大家扫兴也不好,梁站起来说,自己喜欢听京剧《盗御马》,借剧中人台词并做起身告辞状,说“告辞了———”(拖长声),他就借机扬长而去,众人随之退场。
  
  “文革”中,他以十分幽默而带有不屑的意味向批判者说:“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
  
  友事“情贵淡,气贵和。惟淡惟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这是梁漱溟的座右铭;“勉仁斋”,是梁漱溟的斋名。由此两端,可见梁漱溟的品格与操行之一斑。
  
  梁漱溟的百年人生,由于他独特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结交了一大批中外社会名流和贤达,甚而是其他杂色人士。无论对谁,他都通体透明,表里如一。他说:“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这是他处事做人的原则;尽管“失言失态,这也并不少见”,甚而既“狂”又“狷”,但绝不乏一个“诚”字。当年马歇尔、司徒雷登得见梁漱溟形(光头)与神(劳形,为国事奔走),称他为“中国的甘地”。
  
  40年代,在重庆、桂林办学期间,他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宗旨,接纳不少穷困的学生;他明知有些师生是从事民主和学生运动的,也乐于保护。当学生被捕时,他多方奔走、呼吁,亲笔书函甚而挺身交涉,保释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据当事人回忆,当时的勉仁国专一度成为民主运动的“保护伞”、“避难所”。
  
  他的平易近人是有口皆碑的。每遇有人相求,只要他认为在理,从不厌烦劳;复信不假他人之手,即在垂暮之年,一时无力作复,他都要在未复的函件上注明“待复”。对八方的不速之客,无论对方年长年幼,位尊位卑,他都竭诚相迎、让座,客人告辞,送至门外,还鞠躬揖别。“梁漱溟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他已九十一高龄。发言者大多坐在主席台上讲话,他发言十五分钟一直站立,主持者三次请他坐下,他谢绝。敬人者恒敬之。
  
  梁漱溟晚年回忆一生说:“我曾哭过两次,一次在曹州,系由学生不听话所致;另一次是陈铭枢出卖了李济深,使李被蒋介石软禁汤山温泉一段时间,我觉得太不应该,曾大哭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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