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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忆下关惨案:雷洁琼被流氓用脚踩踏

2014-6-23 08:22:47

来源:新民晚报 选稿:宋晓东

  “下关惨案”发生

  那年的6月23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事情的起因是,1946年5月5日,上海各界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这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联合会选举了马寅初等29人为理事,发表了成立宣言,并通过了致蒋介石和毛泽东电,反对内战,呼吁和平。但是,由于国民党不断破坏和谈,内战迫在眉睫。联合会便组成了“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由马寅初、阎宝航、雷洁琼等十一位各界民意代表到南京请愿。国民党知悉后,沿途派特务捣乱,企图阻止请愿团进京。阴谋失败后,干脆纠集一帮流氓特务,假冒苏北难民在南京下关车站殴打代表,致使代表团的多位代表和记者受伤。那次正好我去车站采访,也被打成重伤。

  其实,那天我本来并不准备去车站,因为办事处的车子坏了,天又热,我想等代表团的人到了城里,再去采访。范长江不知怎么知道了,打个电话来,说你应该去,我来接你。一会儿,就坐着一部吉普车来了,车里还有新民报的浦熙修。长江穿了一身白西装,像个大外交家的样子。我问他:你怎么穿这么一套衣服?他说,我自有妙用。我穿的是美国军装,是朱启平去美国前留给我的。我们到车站,已是暮色四合,大约晚上七八点钟了。车站上有一排军警,也有一些人面目不清,后来知道他们就是冒充苏北难民的地痞流氓。代表团下车后,这些“难民”拥了上去,大喊大叫,并把代表们分割成两拨,一拨是团长马叙伦和雷洁琼等人,一拨是蒉延芳、阎宝航、盛丕华等实业界人士。我和浦熙修随着马老,被这些人推搡到候车室,一路上就挨了他们许多拳脚。进来的十来个人,穿的都很体面,根本不像难民。他们围着马老、雷洁琼等无理取闹,纠缠不清。后来,阎宝航不放心马老,也来到候车室。门口有人把着,一进来,就别想出去。窗外也拥了许多人,我还看见范长江和郁风隔着窗子往里张望。过了一阵子,忽然“哗啦”一声,玻璃被人砸碎,一大帮流氓从窗户外跳进来,对屋里的人大打出手。有一个暴徒拿着酒瓶子窜向马叙伦,举起就要砸,我一看,这还得了,砸下去不就完了吗,马上冲上去,用手一挡,瓶子就掉地下了。这家伙恼羞成怒,冲着我一通暴打,我那时二十多岁,血气方刚,就和他对打起来。后来,我见雷洁琼她们被流氓们用脚踩踏,又跑过去解围,立即又遭到没头没脑的毒打,后来就被打昏了。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军警就在旁边,但根本不予制止,这充分说明,事件是有计划、有预谋的。

  暴徒行凶时,范长江机智地脱身,坐吉普车回办事处,报告了周恩来。这也许就是他那身白西装的“妙用”吧。周立即打电话给马歇尔,马歇尔又打电话给蒋介石。后来,才来了一些宪兵,驱散了那些暴徒。这些,是后来范长江告诉我的。等我们被送进中央医院,已是第二天凌晨两两点了。这次事件,前后折腾了五六个小时,有十几个人受伤,代表团的马寅初、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记者有我和浦熙修,还有前往迎接的叶笃义、陆秀兰等。

  周恩来得到消息并与国民党交涉后,立即和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李维汉与一直在中共办事处等候消息的郭沫若、罗隆基、张申府等连夜赶赴医院探望慰问,还叫人买来牛奶等食品。当周恩来等离开医院时,天已快亮了。

  各界人士来慰问

  “下关惨案”在南京、上海等城市激起强烈反响,虽然事先国民党宣传部门已严令各报刊不准刊登代表团抵京消息,但也有报刊大胆将此事透露出去。24日的《南京人报》“蜂刺”专栏就登了“今日无话可说”六个字,以示抗议。27日,上海《世界晨报》刊登了郁风写的“下关不幸事件别记”,透露了事件的真相。报道中说我和浦熙修“前后被打了四次”,还说“在那最后一场关起门来闷打中,高集是唯一还了手的。”美联社、合众社、法新社等国外记者,事发时就在现场,有的还跟着去了医院,他们也都作了报道。南京和上海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纷纷发表谈话和通电,严厉谴责国民党反动派镇压民主运动的暴行。到医院慰问受伤代表的人士络绎不绝。他们中有学生、工人、职员,也有机关公务员;有自发去的,也有中共、民主党派组织去的。一束束鲜花、一封封慰问信、一件件慰问品,表达了南京人民对受伤人员的深切同情和对反动势力的强烈抗议。

  关于这次事件,马叙伦的《嚼梅咀雪之庵日记》有详细记载。郭沫若在《洪波曲》中也有专门章节记述。现摘录几段:

  “以后是不断的在电话上的报告和对于党国要人的交涉。参议会的秘书处来过电话,邵力子亲自来过电话,市政府的负责人,交通部部长俞飞鹏都先后来过电话……而且有的不止一次。所说的情形都不同。或者说,难民早就被军警解散了,代表已被保护,分别送进了旅馆。或者说,难民代表们受了误会,开始被军警扣留了,后来一经疏通,平安无事了。就这样一直拖延到十二时左右,又得到最恶的情报,代表们仍然被包围在车站上的候车室里,暴徒们从窗外跳进去,砖头、石块、玻璃瓶、痰盂、椅凳乱飞,代表们不仅流血,而且有的有生命危险了。”

  “反过身来,在地上又看见阎宝航睡在担架上,衣裳扯烂了,脸上和身上有好些血迹,两眼充着血。……马夷老也蜷卧在侧近的一条长凳上,眼睛闭着,向着凳靠的一面,我没有惊动他。雷洁琼也睡在地面的担架上,左胸的衣服上一大摊血迹……品排的一个担架上睡着一个年轻的人,那便是学生代表陈震中;他的情形,一眼便使我感觉着严重。他是在昏睡状态中,两手握着向上弯曲,就像小儿熟睡的姿势。……再进是普通手术室,高集坐在正中的手术台上,裸着上身在受两位年轻的医生诊视。身上红一块,紫一块,真可以说是遍体鳞伤。头的右角被打破了,左眼受了严重的打扑。两个眼球突出而充血,脸已经有点变形。浦熙修坐在手术室的一隅,头发凌乱,阴丹布走白边的旗袍在胸部被撕得七零八落。脚上的丝袜也撕烂了,鞋袜上满酱着泥土。”

  我是当天夜里经医生检查后回家的。那时我住在国府路的东头的一间临街的小房子里。由于伤得比较重,一连躺了好几天。好多人到家里来慰问,其中包括美国新闻处的处长费正清,我和他比较熟。他好像是第二天就来了,他担心我继续呆在南京有危险,就说,我想办法给你找个学校,你到美国读书去吧。不过,奖学金不会太多,一个月80美金,你还得让胡政之出100美金,180美金就够用了。我当时就说我不去,后来也从没跟报馆提过这件事。25日下午,郭沫若来看我,我正躺在床上,想起来,郭老按住我,不让我起来。我爱人高汾当年在郭老任社长的《救亡日报》当过记者,是郭老手下的“兵”。他见高汾怀着孕,又好几天没睡好觉,十分憔悴的样子,很关心地对她说,你自己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累倒了。闲聊时,我说起费正清想帮助我去美国读书的事,我说,我不想去,挨了打,就跑到美国去,太不像样了。他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在文汇报上发表,说高集要去美国念书。一些朋友看了,纷纷问我什么时候走。我想一定是因为耳背,他听岔了。

  这次事件之后,国民党的《救国日报》曾发表文章,说“下关事件”是共产党“行凶”,“凶手”就是高集,一定要严加惩办。可笑的是,那时我还不是共产党员。

  在我养伤的那几天,听说上海请愿团的代表们和国民党要人进行了交涉。蒉延芳等拿出了一份盖有200多个团体图记的纪念册,说明他们完全是上海各界的民意代表,而不是国民党说的什么“冒充人民代表”。代表团还分别见了共产党和民盟等有关方面人士。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在梅园驻地会见并宴请请愿代表,倾听他们的意见,向他们介绍国共谈判的情况。全体代表还见了马歇尔,并要求见蒋介石。28日下午,蒋介石在压力下接见了蒉延芳。宋美龄也接见了雷洁琼。蒉延芳向蒋介石痛陈内战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工业危机,农村破产,饿殍满野,民不聊生,转达人民渴望和平如大旱之盼甘霖的情绪。蒋介石信誓旦旦地说:“放心,和平很有希望,即使他们(指共产党)打过来,我也不打过去。”但话音甫落,他便密令刘峙进攻中原解放区去了。我想,那些在车站打人的小流氓,和这位蒋委员长比起来,真正是小巫见大巫了。

  29日下午,代表团成员向欢送的人群及记者发表《告别南京友好》的代电后,乘飞机返回上海。代表们回上海前,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李维汉等到代表驻地话别。马叙伦感慨万分地对周恩来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我和浦熙修养好伤后,又回到各自的岗位,继续为反独裁争民主而战。这段浴血的经历,成了我们人生中难得的一份珍贵记忆。

    作者简介

  高集,1920年2月出生,陕西榆林人。青少年时代在天津、北京、陕西求学。1940年6月进入大公报,历任记者、编辑、采访主任、驻南京办事处副主任。1950年4月,调入人民日报,历任文教组副组长、西方部副主任、国际部副主任、人民日报海外版领导小组成员等职。撰写过大量新闻、评论、通讯作品。2003年6月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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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23日 08:22 来源:新民晚报

  “下关惨案”发生

  那年的6月23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事情的起因是,1946年5月5日,上海各界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这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联合会选举了马寅初等29人为理事,发表了成立宣言,并通过了致蒋介石和毛泽东电,反对内战,呼吁和平。但是,由于国民党不断破坏和谈,内战迫在眉睫。联合会便组成了“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由马寅初、阎宝航、雷洁琼等十一位各界民意代表到南京请愿。国民党知悉后,沿途派特务捣乱,企图阻止请愿团进京。阴谋失败后,干脆纠集一帮流氓特务,假冒苏北难民在南京下关车站殴打代表,致使代表团的多位代表和记者受伤。那次正好我去车站采访,也被打成重伤。

  其实,那天我本来并不准备去车站,因为办事处的车子坏了,天又热,我想等代表团的人到了城里,再去采访。范长江不知怎么知道了,打个电话来,说你应该去,我来接你。一会儿,就坐着一部吉普车来了,车里还有新民报的浦熙修。长江穿了一身白西装,像个大外交家的样子。我问他:你怎么穿这么一套衣服?他说,我自有妙用。我穿的是美国军装,是朱启平去美国前留给我的。我们到车站,已是暮色四合,大约晚上七八点钟了。车站上有一排军警,也有一些人面目不清,后来知道他们就是冒充苏北难民的地痞流氓。代表团下车后,这些“难民”拥了上去,大喊大叫,并把代表们分割成两拨,一拨是团长马叙伦和雷洁琼等人,一拨是蒉延芳、阎宝航、盛丕华等实业界人士。我和浦熙修随着马老,被这些人推搡到候车室,一路上就挨了他们许多拳脚。进来的十来个人,穿的都很体面,根本不像难民。他们围着马老、雷洁琼等无理取闹,纠缠不清。后来,阎宝航不放心马老,也来到候车室。门口有人把着,一进来,就别想出去。窗外也拥了许多人,我还看见范长江和郁风隔着窗子往里张望。过了一阵子,忽然“哗啦”一声,玻璃被人砸碎,一大帮流氓从窗户外跳进来,对屋里的人大打出手。有一个暴徒拿着酒瓶子窜向马叙伦,举起就要砸,我一看,这还得了,砸下去不就完了吗,马上冲上去,用手一挡,瓶子就掉地下了。这家伙恼羞成怒,冲着我一通暴打,我那时二十多岁,血气方刚,就和他对打起来。后来,我见雷洁琼她们被流氓们用脚踩踏,又跑过去解围,立即又遭到没头没脑的毒打,后来就被打昏了。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军警就在旁边,但根本不予制止,这充分说明,事件是有计划、有预谋的。

  暴徒行凶时,范长江机智地脱身,坐吉普车回办事处,报告了周恩来。这也许就是他那身白西装的“妙用”吧。周立即打电话给马歇尔,马歇尔又打电话给蒋介石。后来,才来了一些宪兵,驱散了那些暴徒。这些,是后来范长江告诉我的。等我们被送进中央医院,已是第二天凌晨两两点了。这次事件,前后折腾了五六个小时,有十几个人受伤,代表团的马寅初、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记者有我和浦熙修,还有前往迎接的叶笃义、陆秀兰等。

  周恩来得到消息并与国民党交涉后,立即和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李维汉与一直在中共办事处等候消息的郭沫若、罗隆基、张申府等连夜赶赴医院探望慰问,还叫人买来牛奶等食品。当周恩来等离开医院时,天已快亮了。

  各界人士来慰问

  “下关惨案”在南京、上海等城市激起强烈反响,虽然事先国民党宣传部门已严令各报刊不准刊登代表团抵京消息,但也有报刊大胆将此事透露出去。24日的《南京人报》“蜂刺”专栏就登了“今日无话可说”六个字,以示抗议。27日,上海《世界晨报》刊登了郁风写的“下关不幸事件别记”,透露了事件的真相。报道中说我和浦熙修“前后被打了四次”,还说“在那最后一场关起门来闷打中,高集是唯一还了手的。”美联社、合众社、法新社等国外记者,事发时就在现场,有的还跟着去了医院,他们也都作了报道。南京和上海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纷纷发表谈话和通电,严厉谴责国民党反动派镇压民主运动的暴行。到医院慰问受伤代表的人士络绎不绝。他们中有学生、工人、职员,也有机关公务员;有自发去的,也有中共、民主党派组织去的。一束束鲜花、一封封慰问信、一件件慰问品,表达了南京人民对受伤人员的深切同情和对反动势力的强烈抗议。

  关于这次事件,马叙伦的《嚼梅咀雪之庵日记》有详细记载。郭沫若在《洪波曲》中也有专门章节记述。现摘录几段:

  “以后是不断的在电话上的报告和对于党国要人的交涉。参议会的秘书处来过电话,邵力子亲自来过电话,市政府的负责人,交通部部长俞飞鹏都先后来过电话……而且有的不止一次。所说的情形都不同。或者说,难民早就被军警解散了,代表已被保护,分别送进了旅馆。或者说,难民代表们受了误会,开始被军警扣留了,后来一经疏通,平安无事了。就这样一直拖延到十二时左右,又得到最恶的情报,代表们仍然被包围在车站上的候车室里,暴徒们从窗外跳进去,砖头、石块、玻璃瓶、痰盂、椅凳乱飞,代表们不仅流血,而且有的有生命危险了。”

  “反过身来,在地上又看见阎宝航睡在担架上,衣裳扯烂了,脸上和身上有好些血迹,两眼充着血。……马夷老也蜷卧在侧近的一条长凳上,眼睛闭着,向着凳靠的一面,我没有惊动他。雷洁琼也睡在地面的担架上,左胸的衣服上一大摊血迹……品排的一个担架上睡着一个年轻的人,那便是学生代表陈震中;他的情形,一眼便使我感觉着严重。他是在昏睡状态中,两手握着向上弯曲,就像小儿熟睡的姿势。……再进是普通手术室,高集坐在正中的手术台上,裸着上身在受两位年轻的医生诊视。身上红一块,紫一块,真可以说是遍体鳞伤。头的右角被打破了,左眼受了严重的打扑。两个眼球突出而充血,脸已经有点变形。浦熙修坐在手术室的一隅,头发凌乱,阴丹布走白边的旗袍在胸部被撕得七零八落。脚上的丝袜也撕烂了,鞋袜上满酱着泥土。”

  我是当天夜里经医生检查后回家的。那时我住在国府路的东头的一间临街的小房子里。由于伤得比较重,一连躺了好几天。好多人到家里来慰问,其中包括美国新闻处的处长费正清,我和他比较熟。他好像是第二天就来了,他担心我继续呆在南京有危险,就说,我想办法给你找个学校,你到美国读书去吧。不过,奖学金不会太多,一个月80美金,你还得让胡政之出100美金,180美金就够用了。我当时就说我不去,后来也从没跟报馆提过这件事。25日下午,郭沫若来看我,我正躺在床上,想起来,郭老按住我,不让我起来。我爱人高汾当年在郭老任社长的《救亡日报》当过记者,是郭老手下的“兵”。他见高汾怀着孕,又好几天没睡好觉,十分憔悴的样子,很关心地对她说,你自己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累倒了。闲聊时,我说起费正清想帮助我去美国读书的事,我说,我不想去,挨了打,就跑到美国去,太不像样了。他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在文汇报上发表,说高集要去美国念书。一些朋友看了,纷纷问我什么时候走。我想一定是因为耳背,他听岔了。

  这次事件之后,国民党的《救国日报》曾发表文章,说“下关事件”是共产党“行凶”,“凶手”就是高集,一定要严加惩办。可笑的是,那时我还不是共产党员。

  在我养伤的那几天,听说上海请愿团的代表们和国民党要人进行了交涉。蒉延芳等拿出了一份盖有200多个团体图记的纪念册,说明他们完全是上海各界的民意代表,而不是国民党说的什么“冒充人民代表”。代表团还分别见了共产党和民盟等有关方面人士。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在梅园驻地会见并宴请请愿代表,倾听他们的意见,向他们介绍国共谈判的情况。全体代表还见了马歇尔,并要求见蒋介石。28日下午,蒋介石在压力下接见了蒉延芳。宋美龄也接见了雷洁琼。蒉延芳向蒋介石痛陈内战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工业危机,农村破产,饿殍满野,民不聊生,转达人民渴望和平如大旱之盼甘霖的情绪。蒋介石信誓旦旦地说:“放心,和平很有希望,即使他们(指共产党)打过来,我也不打过去。”但话音甫落,他便密令刘峙进攻中原解放区去了。我想,那些在车站打人的小流氓,和这位蒋委员长比起来,真正是小巫见大巫了。

  29日下午,代表团成员向欢送的人群及记者发表《告别南京友好》的代电后,乘飞机返回上海。代表们回上海前,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李维汉等到代表驻地话别。马叙伦感慨万分地对周恩来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我和浦熙修养好伤后,又回到各自的岗位,继续为反独裁争民主而战。这段浴血的经历,成了我们人生中难得的一份珍贵记忆。

    作者简介

  高集,1920年2月出生,陕西榆林人。青少年时代在天津、北京、陕西求学。1940年6月进入大公报,历任记者、编辑、采访主任、驻南京办事处副主任。1950年4月,调入人民日报,历任文教组副组长、西方部副主任、国际部副主任、人民日报海外版领导小组成员等职。撰写过大量新闻、评论、通讯作品。2003年6月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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