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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苏德战场上唯一中国女记者的传奇人生

2014-6-19 08:54:04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选稿:宋晓东

  战争刚结束的1946年,胡济邦以中国女记者的身份,应南斯拉夫政府之邀,参加了南斯拉夫对米哈齐维奇的审判。全世界都想了解这个新生的国家。胡济邦遂提出采访申请,很快就得到南斯拉夫政府的批准。并且派给她一辆吉普车,一位陪同,另加两名武装战士保护。胡济邦抓住这个机会,跑遍了南斯拉夫全国6个共和邦,调查采访了部长、基层干部、士兵。最后,还在黑山采访了铁托总统。铁托向胡济邦介绍了当时南斯拉夫和美国的关系说,“今天早上,美国一家通讯社还造谣说我在黑山翻车受伤。”胡济邦机智地回答:“我来给你辟谣吧!”铁托大笑,高兴地与这位友好的中国女记者合影留念。一个多月的紧张采访,胡济邦对大战后的南斯拉夫了然于胸。不久,在巴黎召开的解决南斯拉夫和意大利领土问题的会议上,凭着对南斯拉夫情况的熟悉,胡济邦撰写的一份3万多字的考察报告,对问题的解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胡济邦在苏联,遵照临行前党的指示,利用合法身份,通过外交途径,致力于中苏文化交流,结识众多的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如与列宾齐名的画家苏里科夫,著名油画家康恰罗夫斯基等,都和她是很好的朋友。她还拜康恰罗夫斯基为师,学习油画。康恰罗夫斯基十分喜爱这位才华横溢的中国女外交官,特地为她画过两张肖像画。当年,让苏联人民大饱眼福的中国艺术展,先后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展出,事无巨细,都由胡济邦一手操办。她热心相助袁牧之、陈波儿赴苏学习戏剧、电影。后来,袁牧之筹建中央电影局,任局长,陈波儿组建东北电影厂,创建北京电影学院,为我国电影艺术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胡济邦到苏联去,党组织指定曹亮为她的组织联系人,两人还约定了通讯代名和暗语(曹的代名为君碧)。但胡济邦到莫斯科后连着几个月都没有接上党的关系,这可把她急坏了!几次写信回国,向曹亮询问情况,谁知,原因是帮她带组织关系的两位同志因故未去苏联。1936年冬天,曹亮将这一情况告诉夏衍,请他为胡济邦介绍组织关系。夏衍通过秘密途径请史沫特莱托一位海员带信给在莫斯科的萧三,萧三很负责任地找胡济邦谈话,并把她介绍给苏联方面。以后胡济邦多次向苏联同志提出要求会见中国党组织,但每次苏方都说因工作性质需要特别保密,不宜与其他人发生联系。除工作外,苏方也经常为胡济邦组织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介绍国内斗争情况、国际形势,苏联同志解释说:这就是“特殊的组织关系”。

  在莫斯科的悠长岁月里,胡济邦继续为党的事业奔波。经常提供在国民党驻苏使馆以及国民党访苏代表团方面取得的情报。其中许多内容都涉及国民党的反共阴谋。虽然没有和中共党组织取得直接联系,但胡济邦时刻牵挂着国内。1937年,胡济邦委托由英伦回国、途经莫斯科的于炳然(解放后曾任重庆市公安局长)带给曹亮250美元,信中暗示是她交的党费。之前,约在1935年底,胡济邦也将自己出国置装节约下的300元交了党费。

  在胡济邦的精心安排下,茅盾夫妇1946年12月25日抵达莫斯科,正式访问苏联。茅盾抵苏后的第三天下午,胡济邦以中国大使馆女秘书的身份来看茅盾,交给他一张请柬,说:“傅秉常大使请您和夫人在1月3日晚上去大使馆赴宴。”

  宴请结束,在返回旅馆的汽车上,胡济邦对茅盾说:“苏联方面对您这次访问很重视,你们到达的当天晚上,莫斯科电台就作了广播,第二天《真理报》又发了消息,并且派出叶洛菲也夫这样的高级官员来陪同,这是很少见的。”胡济邦的话也引起茅盾的深思。是呀!他心想,也许这就是傅秉常要宴请我的原因。但他始终没有察觉这位年轻的使馆女秘书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郭沫若在《洪波曲》一书中几十处提到胡济邦:……胡济邦拿着一架战利品康太克斯(一种德式照相机),夹在记者群里拍摄,照我的相。主席台上的主人们,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其他几位常见的苏联领袖都先后出席了。……我不通俄语,只能靠胡济邦。彼大使、米参事、罗申武官、伊三克秘书都在。苏联一位导演家很愿意导演一个中国戏,胡济邦便推荐我的《屈原》……

  1949年3月,国民党驻苏使馆起义,4月,阔别故土13载的胡济邦以赴欧学习为名离开国民党驻苏大使馆,乘飞机经瑞士抵香港回国。中途胡济邦考虑到路途遥远,在境外时常停留,尤其是到香港后还要待命,有诸多意外。机智的胡济邦在途经瑞士时,将不便随身携带的美元、金洋90枚等存入瑞士银行保险箱,回国后即向组织报告。1953年2月,由我驻瑞士使馆取出了这批美元,胡济邦把这笔外汇折算成人民币全部捐献给了外交部幼儿园。

  1949年5月,胡济邦历尽艰险,回到祖国。这时北京刚解放,新中国还没有成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千头万绪。但人人都是兴奋的。在北京翠明庄招待所作短暂停留的胡济邦忙里偷闲,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翻译了《苏联总工会关于工会组织工作的各种决定》等大量文件,为新中国的工会建设起了关键的作用。

  9月,胡济邦进入正在筹建的新中国外交部大楼,于同年11月至次年7月在外交部东二楼大厅举办的大使学习班里,任外交礼仪教官。学习班由李克农副部长主管,具体组织工作由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负责。阎宝航(1895-1968)于英国爱丁堡留学,后长期从事统战和国际情报工作。他一米八的个头,中山装每天都熨得平平的,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日语,社交活动、礼宾礼仪、官场应酬,娴熟自如,从各野战军调来的将军大使们都称他“洋主任”。在学习班里,外交礼仪教官胡济邦被尊称为“老外交”,是个“传奇人物”,“在隐密战线上战斗了近30年的红色战士”。她教起“学生”来极为严格,就连王稼祥夫人朱仲丽都服了。胡济邦指着一位夫人的旗袍,连连摇头:“不行不行,你的内裤太长,都露在旗袍开叉外面了,必须穿衬裙,知道吗?”准备去匈牙利当大使的黄镇夫人朱霖,穿了件连衣裙,解开领扣,把里面的汗背心往领口拽了拽,觉得很漂亮,但胡济邦直摇头:“不行,背心不能露出来,这样人家会认为不礼貌。”这些不懂外语,又没出过国,从黄土地走来的“土八路”夫人们,个个都是短发。胡济邦指着她们的发型说:“解放区的发型不符合外交场合要求。要烫发,搽上点粉,抹点口红……”朱霖泄气地说:“我不干了!最好选能干的去!”到学习吃西餐时,朱霖对黄镇说:“我还要吃20个饺子才够。”服务员递上一盘水,朱霖想喝,胡济邦赶紧制止:“这是吃完水果后洗手的水,不能喝。”朱霖只好悻悻地缩回手:“真是活受罪!”胡济邦在外交部办公厅任秘书科长、处长,研究室研究员等职近7年,为共和国外交部的初创,付出了全部心血,得到李克农的赞赏。

  1956年,胡济邦调《人民日报》国际部任记者,常驻波兰、匈牙利等国。匈牙利事件时,她深入第一线调查研究,及时发回大量通讯和社会动态内参,1956年11月至1958年3月,《人民日报》共发表她的专稿31篇,其内容为国内广大党政军干部关注。匈牙利劳动党总书记卡达尔来北京访问时,曾对毛主席说:“你们派来的《人民日报》记者胡济邦很勇敢,工作表现很出色,谢谢你们。”毛主席听后点点头,微笑着说:“是的,我从她的报道里,晓得了你们的真实情况……”

  胡济邦从东欧回国后,任《人民日报》国际部评论员。笔下生花,纵览国际风云,其评论员文章,常常被外电作为研究我国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胡济邦同时兼任全国记协国际联络部部长。她的丈夫毕季龙,继唐明照后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负责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1979年,胡济邦随夫至纽约,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夫妻俩风尘仆仆地访问了六七十个国家,足迹遍布亚、非、拉美各国,结交了各界人士和朋友,在外交界,两人被誉为“最美好的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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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苏德战场上唯一中国女记者的传奇人生

2014年6月19日 08:54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战争刚结束的1946年,胡济邦以中国女记者的身份,应南斯拉夫政府之邀,参加了南斯拉夫对米哈齐维奇的审判。全世界都想了解这个新生的国家。胡济邦遂提出采访申请,很快就得到南斯拉夫政府的批准。并且派给她一辆吉普车,一位陪同,另加两名武装战士保护。胡济邦抓住这个机会,跑遍了南斯拉夫全国6个共和邦,调查采访了部长、基层干部、士兵。最后,还在黑山采访了铁托总统。铁托向胡济邦介绍了当时南斯拉夫和美国的关系说,“今天早上,美国一家通讯社还造谣说我在黑山翻车受伤。”胡济邦机智地回答:“我来给你辟谣吧!”铁托大笑,高兴地与这位友好的中国女记者合影留念。一个多月的紧张采访,胡济邦对大战后的南斯拉夫了然于胸。不久,在巴黎召开的解决南斯拉夫和意大利领土问题的会议上,凭着对南斯拉夫情况的熟悉,胡济邦撰写的一份3万多字的考察报告,对问题的解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胡济邦在苏联,遵照临行前党的指示,利用合法身份,通过外交途径,致力于中苏文化交流,结识众多的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如与列宾齐名的画家苏里科夫,著名油画家康恰罗夫斯基等,都和她是很好的朋友。她还拜康恰罗夫斯基为师,学习油画。康恰罗夫斯基十分喜爱这位才华横溢的中国女外交官,特地为她画过两张肖像画。当年,让苏联人民大饱眼福的中国艺术展,先后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展出,事无巨细,都由胡济邦一手操办。她热心相助袁牧之、陈波儿赴苏学习戏剧、电影。后来,袁牧之筹建中央电影局,任局长,陈波儿组建东北电影厂,创建北京电影学院,为我国电影艺术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胡济邦到苏联去,党组织指定曹亮为她的组织联系人,两人还约定了通讯代名和暗语(曹的代名为君碧)。但胡济邦到莫斯科后连着几个月都没有接上党的关系,这可把她急坏了!几次写信回国,向曹亮询问情况,谁知,原因是帮她带组织关系的两位同志因故未去苏联。1936年冬天,曹亮将这一情况告诉夏衍,请他为胡济邦介绍组织关系。夏衍通过秘密途径请史沫特莱托一位海员带信给在莫斯科的萧三,萧三很负责任地找胡济邦谈话,并把她介绍给苏联方面。以后胡济邦多次向苏联同志提出要求会见中国党组织,但每次苏方都说因工作性质需要特别保密,不宜与其他人发生联系。除工作外,苏方也经常为胡济邦组织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介绍国内斗争情况、国际形势,苏联同志解释说:这就是“特殊的组织关系”。

  在莫斯科的悠长岁月里,胡济邦继续为党的事业奔波。经常提供在国民党驻苏使馆以及国民党访苏代表团方面取得的情报。其中许多内容都涉及国民党的反共阴谋。虽然没有和中共党组织取得直接联系,但胡济邦时刻牵挂着国内。1937年,胡济邦委托由英伦回国、途经莫斯科的于炳然(解放后曾任重庆市公安局长)带给曹亮250美元,信中暗示是她交的党费。之前,约在1935年底,胡济邦也将自己出国置装节约下的300元交了党费。

  在胡济邦的精心安排下,茅盾夫妇1946年12月25日抵达莫斯科,正式访问苏联。茅盾抵苏后的第三天下午,胡济邦以中国大使馆女秘书的身份来看茅盾,交给他一张请柬,说:“傅秉常大使请您和夫人在1月3日晚上去大使馆赴宴。”

  宴请结束,在返回旅馆的汽车上,胡济邦对茅盾说:“苏联方面对您这次访问很重视,你们到达的当天晚上,莫斯科电台就作了广播,第二天《真理报》又发了消息,并且派出叶洛菲也夫这样的高级官员来陪同,这是很少见的。”胡济邦的话也引起茅盾的深思。是呀!他心想,也许这就是傅秉常要宴请我的原因。但他始终没有察觉这位年轻的使馆女秘书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郭沫若在《洪波曲》一书中几十处提到胡济邦:……胡济邦拿着一架战利品康太克斯(一种德式照相机),夹在记者群里拍摄,照我的相。主席台上的主人们,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其他几位常见的苏联领袖都先后出席了。……我不通俄语,只能靠胡济邦。彼大使、米参事、罗申武官、伊三克秘书都在。苏联一位导演家很愿意导演一个中国戏,胡济邦便推荐我的《屈原》……

  1949年3月,国民党驻苏使馆起义,4月,阔别故土13载的胡济邦以赴欧学习为名离开国民党驻苏大使馆,乘飞机经瑞士抵香港回国。中途胡济邦考虑到路途遥远,在境外时常停留,尤其是到香港后还要待命,有诸多意外。机智的胡济邦在途经瑞士时,将不便随身携带的美元、金洋90枚等存入瑞士银行保险箱,回国后即向组织报告。1953年2月,由我驻瑞士使馆取出了这批美元,胡济邦把这笔外汇折算成人民币全部捐献给了外交部幼儿园。

  1949年5月,胡济邦历尽艰险,回到祖国。这时北京刚解放,新中国还没有成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千头万绪。但人人都是兴奋的。在北京翠明庄招待所作短暂停留的胡济邦忙里偷闲,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翻译了《苏联总工会关于工会组织工作的各种决定》等大量文件,为新中国的工会建设起了关键的作用。

  9月,胡济邦进入正在筹建的新中国外交部大楼,于同年11月至次年7月在外交部东二楼大厅举办的大使学习班里,任外交礼仪教官。学习班由李克农副部长主管,具体组织工作由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负责。阎宝航(1895-1968)于英国爱丁堡留学,后长期从事统战和国际情报工作。他一米八的个头,中山装每天都熨得平平的,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日语,社交活动、礼宾礼仪、官场应酬,娴熟自如,从各野战军调来的将军大使们都称他“洋主任”。在学习班里,外交礼仪教官胡济邦被尊称为“老外交”,是个“传奇人物”,“在隐密战线上战斗了近30年的红色战士”。她教起“学生”来极为严格,就连王稼祥夫人朱仲丽都服了。胡济邦指着一位夫人的旗袍,连连摇头:“不行不行,你的内裤太长,都露在旗袍开叉外面了,必须穿衬裙,知道吗?”准备去匈牙利当大使的黄镇夫人朱霖,穿了件连衣裙,解开领扣,把里面的汗背心往领口拽了拽,觉得很漂亮,但胡济邦直摇头:“不行,背心不能露出来,这样人家会认为不礼貌。”这些不懂外语,又没出过国,从黄土地走来的“土八路”夫人们,个个都是短发。胡济邦指着她们的发型说:“解放区的发型不符合外交场合要求。要烫发,搽上点粉,抹点口红……”朱霖泄气地说:“我不干了!最好选能干的去!”到学习吃西餐时,朱霖对黄镇说:“我还要吃20个饺子才够。”服务员递上一盘水,朱霖想喝,胡济邦赶紧制止:“这是吃完水果后洗手的水,不能喝。”朱霖只好悻悻地缩回手:“真是活受罪!”胡济邦在外交部办公厅任秘书科长、处长,研究室研究员等职近7年,为共和国外交部的初创,付出了全部心血,得到李克农的赞赏。

  1956年,胡济邦调《人民日报》国际部任记者,常驻波兰、匈牙利等国。匈牙利事件时,她深入第一线调查研究,及时发回大量通讯和社会动态内参,1956年11月至1958年3月,《人民日报》共发表她的专稿31篇,其内容为国内广大党政军干部关注。匈牙利劳动党总书记卡达尔来北京访问时,曾对毛主席说:“你们派来的《人民日报》记者胡济邦很勇敢,工作表现很出色,谢谢你们。”毛主席听后点点头,微笑着说:“是的,我从她的报道里,晓得了你们的真实情况……”

  胡济邦从东欧回国后,任《人民日报》国际部评论员。笔下生花,纵览国际风云,其评论员文章,常常被外电作为研究我国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胡济邦同时兼任全国记协国际联络部部长。她的丈夫毕季龙,继唐明照后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负责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1979年,胡济邦随夫至纽约,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夫妻俩风尘仆仆地访问了六七十个国家,足迹遍布亚、非、拉美各国,结交了各界人士和朋友,在外交界,两人被誉为“最美好的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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