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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才女林徽因:美与智慧的绝唱

2014-6-10 10:10:18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选稿:宋晓东

  这场婚姻确实向人们昭示了婚姻有可能多么宽松,同时多么牢固。终其一生,金岳霖都是林徽因和梁思成最好的朋友,他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一起,隔院毗居,同饮同食,同悲同喜。梁思成遇到学术上的任何问题,常常请教金岳霖,跟林徽因吵架,也搬出金岳霖来评理调停,在林徽因和梁思成双双故去以后,金岳霖还跟梁思成的儿子住在一起,梁从诫像对待自己父亲一样,陪伴这个为了林徽因终生未娶、亦无后人的大哲学家走完生命最后一程。

  从林徽因写给好友费慰梅(费正清之妻)的一封信里,可以看出他们3人的亲密与默契。当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林徽因和梁思成蛰居李庄,生活困顿,贫病交加,金岳霖一有假期就来李庄看望他们,同他们一道过年,林徽因一边听着日本轰炸机从上空飞过,一边在信里这样写道:

  思成是个慢性子,愿意一次只做一件事,最不善处理杂七杂八的家务。但杂七杂八的事却像纽约中央车站任何时候都会到达的各线火车一样冲他驶来。我也许仍是站长,但他却是车站!我也许会被碾死,他却永远不会。老金(正在这里休假)是那样一种过客,他或是来送客,或是来接人,对交通略有干扰,却总是使车站显得更有趣,使站长更高兴些。

  林徽因写完信,就交给思成和老金看,问他们可有补充,于是我们看到了接下来由金岳霖写的一段:

  当着站长和正在打字的车站,旅客除了眼看一列列火车通过外,竟茫然不知所云,也不知所措。我曾不知多少次经过纽约中央车站,却从未见过那站长。而在这里却实实在在既见到了车站又见到了站长。要不然我很可能把他们两个搞混。

  金岳霖写完,梁思成又接过信来附言道:

  现在轮到车站了:其主梁因构造不佳而严重倾斜,加以协和医院设计和施工的丑陋的钢板支架经过七年服务已经严重损耗,(注:梁思成因车祸脊椎受损,一直穿着协和医院为他特制的钢马甲),从我下方经过的繁忙的战时交通看来已经动摇了我的基础。

  这封信写在又薄又黄的劣质纸张上,不分段,字极小,没有天头地脚,连多余的半页都被裁去,为了节省纸张和邮费。这封信让远在华盛顿的费正清夫妇笑了很久,接着又心酸了很久。

  梁思成说:“人家讲‘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但是我觉得‘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林徽因的才华是多方面的,少女时代起,她已经是颇有名气的诗人,同时翻译西方文学、创作剧本、发表小说;学了建筑以后,在设计和测绘方面也多有建树,与梁思成一起完成了许多建筑学著述。虽然穿着窄身旗袍、体弱多病,但她爬起古建筑穹顶来却根本不成障碍,金岳霖到他们家去,常常看见林徽因和梁思成爬在自家屋顶上,为野外测绘练基本功,老金当即作了一副藏头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嵌了这夫妇二人的姓氏,上句打趣梁思成,下句奉承林徽因。梁思成很高兴,林徽因却不以为然,“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的,好像一个女人就没有什么事可做,只配作摆设似的!”

  她怎么可能是摆设?在她家客厅的著名沙龙里,任何谈笑有鸿儒的对话,她都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即使重病中都躺在沙发上跟客人们大谈诗歌与哲学。曾经的沙龙客之一萧乾回忆说:

  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沈从文)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是。徽因的健谈决不是结了婚的妇女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我后来心里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够像18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

  可惜,林徽因自己也承认自己是个“兴奋型的人”,情绪喜怒不定,像朵带电的云,“只凭一时的灵感和神来之笔做事”,所以,她留下的作品并不多。她的聪慧,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传说,流传在那些见识过这聪慧的文化名人们的口头笔端,而战争、疾病、政治运动、贫穷而琐细的家庭生活又剥夺了她大量的创作精力,所以,抛开她那些著名的“绯闻”,在学术层面上,人们通常只知道她是国徽的设计者、北京古建筑的积极保护者,而忽略了她内心更加丰沛的才华。

  被肺病折磨半生,她终于在1955年去了,比梁思成幸运,她躲过了后来席卷全国的“史无前例”。丈夫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碑上移来她生前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花圈;知己金岳霖为她组成治丧委员会,悉心料理后事。人生得此,夫复何求?

  她的墓碑上写着:这里长眠着林徽因,她是建筑师、诗人和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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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才女林徽因:美与智慧的绝唱

2014年6月10日 10:10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这场婚姻确实向人们昭示了婚姻有可能多么宽松,同时多么牢固。终其一生,金岳霖都是林徽因和梁思成最好的朋友,他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一起,隔院毗居,同饮同食,同悲同喜。梁思成遇到学术上的任何问题,常常请教金岳霖,跟林徽因吵架,也搬出金岳霖来评理调停,在林徽因和梁思成双双故去以后,金岳霖还跟梁思成的儿子住在一起,梁从诫像对待自己父亲一样,陪伴这个为了林徽因终生未娶、亦无后人的大哲学家走完生命最后一程。

  从林徽因写给好友费慰梅(费正清之妻)的一封信里,可以看出他们3人的亲密与默契。当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林徽因和梁思成蛰居李庄,生活困顿,贫病交加,金岳霖一有假期就来李庄看望他们,同他们一道过年,林徽因一边听着日本轰炸机从上空飞过,一边在信里这样写道:

  思成是个慢性子,愿意一次只做一件事,最不善处理杂七杂八的家务。但杂七杂八的事却像纽约中央车站任何时候都会到达的各线火车一样冲他驶来。我也许仍是站长,但他却是车站!我也许会被碾死,他却永远不会。老金(正在这里休假)是那样一种过客,他或是来送客,或是来接人,对交通略有干扰,却总是使车站显得更有趣,使站长更高兴些。

  林徽因写完信,就交给思成和老金看,问他们可有补充,于是我们看到了接下来由金岳霖写的一段:

  当着站长和正在打字的车站,旅客除了眼看一列列火车通过外,竟茫然不知所云,也不知所措。我曾不知多少次经过纽约中央车站,却从未见过那站长。而在这里却实实在在既见到了车站又见到了站长。要不然我很可能把他们两个搞混。

  金岳霖写完,梁思成又接过信来附言道:

  现在轮到车站了:其主梁因构造不佳而严重倾斜,加以协和医院设计和施工的丑陋的钢板支架经过七年服务已经严重损耗,(注:梁思成因车祸脊椎受损,一直穿着协和医院为他特制的钢马甲),从我下方经过的繁忙的战时交通看来已经动摇了我的基础。

  这封信写在又薄又黄的劣质纸张上,不分段,字极小,没有天头地脚,连多余的半页都被裁去,为了节省纸张和邮费。这封信让远在华盛顿的费正清夫妇笑了很久,接着又心酸了很久。

  梁思成说:“人家讲‘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但是我觉得‘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林徽因的才华是多方面的,少女时代起,她已经是颇有名气的诗人,同时翻译西方文学、创作剧本、发表小说;学了建筑以后,在设计和测绘方面也多有建树,与梁思成一起完成了许多建筑学著述。虽然穿着窄身旗袍、体弱多病,但她爬起古建筑穹顶来却根本不成障碍,金岳霖到他们家去,常常看见林徽因和梁思成爬在自家屋顶上,为野外测绘练基本功,老金当即作了一副藏头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嵌了这夫妇二人的姓氏,上句打趣梁思成,下句奉承林徽因。梁思成很高兴,林徽因却不以为然,“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的,好像一个女人就没有什么事可做,只配作摆设似的!”

  她怎么可能是摆设?在她家客厅的著名沙龙里,任何谈笑有鸿儒的对话,她都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即使重病中都躺在沙发上跟客人们大谈诗歌与哲学。曾经的沙龙客之一萧乾回忆说:

  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沈从文)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是。徽因的健谈决不是结了婚的妇女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我后来心里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够像18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

  可惜,林徽因自己也承认自己是个“兴奋型的人”,情绪喜怒不定,像朵带电的云,“只凭一时的灵感和神来之笔做事”,所以,她留下的作品并不多。她的聪慧,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传说,流传在那些见识过这聪慧的文化名人们的口头笔端,而战争、疾病、政治运动、贫穷而琐细的家庭生活又剥夺了她大量的创作精力,所以,抛开她那些著名的“绯闻”,在学术层面上,人们通常只知道她是国徽的设计者、北京古建筑的积极保护者,而忽略了她内心更加丰沛的才华。

  被肺病折磨半生,她终于在1955年去了,比梁思成幸运,她躲过了后来席卷全国的“史无前例”。丈夫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碑上移来她生前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花圈;知己金岳霖为她组成治丧委员会,悉心料理后事。人生得此,夫复何求?

  她的墓碑上写着:这里长眠着林徽因,她是建筑师、诗人和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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