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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消逝的电波》原型之一:王光美兄长爱情传奇

2014-6-9 08:20:14

来源:中国青年报 选稿:宋晓东

  两人见面竟也没有别的话说,只是问了句“我可以抽烟吗?”

  直至1939年年底撤销为止,这个原定运行3个月的秘密电台,持续了一年多。通过这座电台,中共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及时与上级党组织保持了联系。据姚依林的女儿回忆,在当时著名的“冀东暴动”中,这部电台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根据组织的安排,这对新婚夫妇又来到平西根据地,并更名为王士光和王新,被同事们称作“大王”和“小王”。大王担任晋察热辽军区司令部无线电中队机务主任,小王在各地开展妇女工作。

  1940年春天,由于战场形势的变化,他们各自随着部队转移,就此失去了联系。据说,王光美后来曾经托人到东北局去问,得知有5个名叫王新的共产党人。不久,甚至传来了王新牺牲的消息。

  在同事们的眼中,那时的王士光变得孤独极了。他的外甥、刘少奇之子刘源形容,他以前是“察明(CHARMING)酷(COOL)毕帅呆啦”的四公子。但此时,他衣服又脏又破,大小也不合身,吃饭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有时候,他嘴巴干裂成一道道血口子,眼窝也变得深陷。

  他唯一的寄托似乎就是工作。1946年11月,邯郸新华广播电台收到延安电报,胡宗南进攻延安,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命令邯郸台迅速做好接替工作。组织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王士光。

  在没有图纸、技术资料和计算工具的情况下,大王把装好的中波电台改成了短波电台。在半地下室的锅炉房里,他还利用铁轨、飞机残骸改制通信材料,并自己烧瓷制作绝缘材料。

  1947年春天,当国民政府宣扬“国军的决定性胜利”、“共匪首府已攻克”时,代表共产党声音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却在3月29日,也就是国民党军队攻入延安的当晚,不可思议地发出了“XNCR(延安广播电台呼号)”的呼号声。

  当时,播音员只是在不停地重复一句话:“机器发生故障暂停播音,明日再会。”第二天,王士光又指导邯郸新华广播电台继续播音,先是播放了秧歌曲《兄妹开荒》,接着拿出自制的新闻节目。

  据后来被俘的国民党测向台台长称,当他们用测向机测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身在晋东南地区时,觉得非常意外。在晋东南的侦察机也报称,根本没有发现广播发射台存在的迹象。由于担心如实上报会以“谎报军情”论处,他只好上报称中共电台在延安西北的定边,国民党军队特意派飞机对那里进行了一番轰炸。

  为此,晋冀鲁豫中央局、军区司令部和军区政治部联名授予王士光“特等功臣”奖旗和“人民功臣”银质奖章。

  另一方面,这位“电信大王”已经步入中年了。据说,当时给他介绍对象的不在少数,一个女同事向他表白,得到的回复却是“不考虑”。

  王更说:“在革命年代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夫妻俩如果3年没有任何音信就可以重新再找了。但我爸妈都不,都互相等着。”

  多年后,提起这段跨越10年之久的忠贞,王士光已经不能言语。王新颤抖着双手说:“我们既然是在工作中了解的,又是党员,我想虽然没有见面,也应该等待。”

  终于,通过报纸上刊登的丈夫的模范事迹,王新从牡丹江来找王士光。1947年年底的一天,老乡们成群结队地聚在村口,像看新媳妇一样,围看大王那断绝音信多年的妻子。

  “还是那张苍白消瘦的脸,头发又长又乱,就像从监狱里刚刚出来一样。”小王回忆说。

  两人见面竟也没有别的话说,沉默了片刻,大王才激动地说出句话“我可以抽烟吗?”小王向来注重仪表形象,也从来不抽烟的,这时也用颤抖的声音回答:“也给我一支烟。”

  接到释放出狱的通知,他竟然要求继续留在监狱里

  没人料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一切却成了王士光的罪证。1949年以后,王士光先后担任重工业部电信工业局副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十局的副局长和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你们夫妻搞秘密电台时为什么没有被捕?”“你为什么要坚持等你妻子8年之久?”“你们夫妻为什么不相互揭发?”当时有人这样问。

  不过,刘源解释说:“到底还是因为与我父母的亲戚关系,让他倒了大霉:批判斗争、审查检讨,没完没了。”

  在刘源印象里,舅舅王士光从未借助父亲刘少奇的关系谋利。甚至,到中南海探望自己的母亲时,他也从来不找刘少奇夫妇。

  王光美甚至觉得哥哥总是躲着自己。1948年在西柏坡,她意外得知哥哥也住在附近,立即赶去探望。自从1938年离家,兄妹俩已经有10年没有相见了。得知妹妹即将结婚,王士光赶忙问对方的名字。

  “是刘少奇。”王光美说。

  向来和蔼亲切的王士光顿时厉色疾言:“别胡思乱想!”

  “真的!”

  “你懂什么!那是党的领袖!”

  王光美没有再做辩解。多年后,她将此当做趣事来讲:“多半他认为那完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根本不信、不听。”

  1968年8月11日,王士光被投入秦城监狱。不久,妻子也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两人再度天各一方,直至王士光8年后出狱。

  如今,已经没有太多当事人能说出这对夫妇再次久别后重逢的情形了。王更说:“大概两人也像同志那样握着手,一句话也不说吧!”

  不过,在秦城监狱,王士光也没闲着。从1973年3月开始,他在没有任何技术资料和计算工具的情况下,开始在监狱里撰写书稿,内容包括雷达、电子对抗和集成电路等等。截至1975年4月7日出狱,这些书稿共计70万字,订了39本。

  他对王更说,最初入狱时被看管得非常紧。除了写交代材料,一身黑色囚衣的囚犯唯一的权利就是面对四壁思考“罪行”。

  后来,他干脆借着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机会,将心得贯穿在书稿里。比如每篇的开头都写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等字样,有时候还会附上两首毛泽东诗词。以至于接到释放出狱的通知,他竟然要求继续留在监狱里写完书稿。

  有专家评论说,这些资料所涵盖的雷达通信、电子战、声纳等军事电子装备的设计方案范围之广令人惊叹不已。

  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一天,王更急于找一块白色的台布布置灵堂,却在壁柜里意外地发现了这些手稿,上面还有这样一段话:“我在这里经受严格审查期间,一定要努力看书学习,并尽我的最大努力,力争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在现在看似革命口号的几句话,正是父亲当时在监狱中内心的真实表白,”王更眼睛有些湿润地说,“几十年来,我对他真正的了解竟然是在他老人家走了之后。”

  他们革命感情大于夫妻情分

  “我们其实是工作关系。过去是他做秘密电台我做助手,后来他担任领导我就把家里打理好。”王老太太这样总结自己的这段传奇婚姻,“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你要对我怎么样,我要对你怎么样。”

  “革命”、“党组织”、“任务”这些关键词,成为他们婚姻的最大特色。第一次分离,王新说他们虽然没有见面,但更重要的是都没有离开过组织。在第二个8年的分别中,最让王士光难以忍受的事情,是“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权利被强行剥夺”。

  “他们革命感情大于夫妻情分。”王更借用母亲的话说。据她回忆,老两口最爱唠叨的就是1938年做地下工作的故事了。

  但革命年代逐渐远去,这对共同经历风雨的夫妻,最终回归寻常生活。有时,他们照样会吵架。据说,曾经担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的江泽民就曾经到家中,调解老两口的家庭矛盾。据刘源形容,劝说效果极佳。

  1994年,王新股骨胫骨骨折住院,瘦得不到70斤重,王士光经常变换花样为她做饭,并把电视里播放的《西游记》、《红楼梦》等电视连续剧全部录制下来,不厌其烦地给她讲解。

  离休后不久,王新患上了老年忧郁症,像孩子一样寸步不让王士光离开。有时候,他病情波动起来特别爱发脾气,甚至很不讲理,连王更都替父亲感到委屈,可是王士光总是默默地包容一切。

  由于王新酷爱鲜花,王士光更是在庭院里种上10多棵月季。起初,王更买来的品种只有淡粉色和艳红色,王士光专门要求加上黄色和白色等多种色彩。隔上几天,他就会挑选最艳丽的花朵剪下来,送到王新面前。这时,对方会像孩子般兴奋地拍起手来。王士光已经老了,手不知道被花刺扎过多少次,但他依然欣慰地笑着。

  即便在病重最后一次住院期间,为了替王新填写单位发的一张履历表,身体已经相当虚弱的王士光依然艰难地坐在沙发上,用颤抖无力的手,坚持写了1个多小时。

  如今,偌大的房间里只有女儿和保姆陪伴着王新,她已基本上不能说出完整的句子,时常坐在轮椅上发呆。和热播的电视剧相比,她几乎成了个局外人。据说,原型之一的王士光在世时,提到这部电影也是直摆手,说和自己毫无关系。

  不过,当有人趴在耳边,大声说出“永不消逝的电波”几个字时,一直面无表情的王新(王兰芬),脸上会透出一丝微笑来。(记者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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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消逝的电波》原型之一:王光美兄长爱情传奇

2014年6月9日 08:20 来源:中国青年报

  两人见面竟也没有别的话说,只是问了句“我可以抽烟吗?”

  直至1939年年底撤销为止,这个原定运行3个月的秘密电台,持续了一年多。通过这座电台,中共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及时与上级党组织保持了联系。据姚依林的女儿回忆,在当时著名的“冀东暴动”中,这部电台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根据组织的安排,这对新婚夫妇又来到平西根据地,并更名为王士光和王新,被同事们称作“大王”和“小王”。大王担任晋察热辽军区司令部无线电中队机务主任,小王在各地开展妇女工作。

  1940年春天,由于战场形势的变化,他们各自随着部队转移,就此失去了联系。据说,王光美后来曾经托人到东北局去问,得知有5个名叫王新的共产党人。不久,甚至传来了王新牺牲的消息。

  在同事们的眼中,那时的王士光变得孤独极了。他的外甥、刘少奇之子刘源形容,他以前是“察明(CHARMING)酷(COOL)毕帅呆啦”的四公子。但此时,他衣服又脏又破,大小也不合身,吃饭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有时候,他嘴巴干裂成一道道血口子,眼窝也变得深陷。

  他唯一的寄托似乎就是工作。1946年11月,邯郸新华广播电台收到延安电报,胡宗南进攻延安,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命令邯郸台迅速做好接替工作。组织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王士光。

  在没有图纸、技术资料和计算工具的情况下,大王把装好的中波电台改成了短波电台。在半地下室的锅炉房里,他还利用铁轨、飞机残骸改制通信材料,并自己烧瓷制作绝缘材料。

  1947年春天,当国民政府宣扬“国军的决定性胜利”、“共匪首府已攻克”时,代表共产党声音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却在3月29日,也就是国民党军队攻入延安的当晚,不可思议地发出了“XNCR(延安广播电台呼号)”的呼号声。

  当时,播音员只是在不停地重复一句话:“机器发生故障暂停播音,明日再会。”第二天,王士光又指导邯郸新华广播电台继续播音,先是播放了秧歌曲《兄妹开荒》,接着拿出自制的新闻节目。

  据后来被俘的国民党测向台台长称,当他们用测向机测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身在晋东南地区时,觉得非常意外。在晋东南的侦察机也报称,根本没有发现广播发射台存在的迹象。由于担心如实上报会以“谎报军情”论处,他只好上报称中共电台在延安西北的定边,国民党军队特意派飞机对那里进行了一番轰炸。

  为此,晋冀鲁豫中央局、军区司令部和军区政治部联名授予王士光“特等功臣”奖旗和“人民功臣”银质奖章。

  另一方面,这位“电信大王”已经步入中年了。据说,当时给他介绍对象的不在少数,一个女同事向他表白,得到的回复却是“不考虑”。

  王更说:“在革命年代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夫妻俩如果3年没有任何音信就可以重新再找了。但我爸妈都不,都互相等着。”

  多年后,提起这段跨越10年之久的忠贞,王士光已经不能言语。王新颤抖着双手说:“我们既然是在工作中了解的,又是党员,我想虽然没有见面,也应该等待。”

  终于,通过报纸上刊登的丈夫的模范事迹,王新从牡丹江来找王士光。1947年年底的一天,老乡们成群结队地聚在村口,像看新媳妇一样,围看大王那断绝音信多年的妻子。

  “还是那张苍白消瘦的脸,头发又长又乱,就像从监狱里刚刚出来一样。”小王回忆说。

  两人见面竟也没有别的话说,沉默了片刻,大王才激动地说出句话“我可以抽烟吗?”小王向来注重仪表形象,也从来不抽烟的,这时也用颤抖的声音回答:“也给我一支烟。”

  接到释放出狱的通知,他竟然要求继续留在监狱里

  没人料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一切却成了王士光的罪证。1949年以后,王士光先后担任重工业部电信工业局副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十局的副局长和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你们夫妻搞秘密电台时为什么没有被捕?”“你为什么要坚持等你妻子8年之久?”“你们夫妻为什么不相互揭发?”当时有人这样问。

  不过,刘源解释说:“到底还是因为与我父母的亲戚关系,让他倒了大霉:批判斗争、审查检讨,没完没了。”

  在刘源印象里,舅舅王士光从未借助父亲刘少奇的关系谋利。甚至,到中南海探望自己的母亲时,他也从来不找刘少奇夫妇。

  王光美甚至觉得哥哥总是躲着自己。1948年在西柏坡,她意外得知哥哥也住在附近,立即赶去探望。自从1938年离家,兄妹俩已经有10年没有相见了。得知妹妹即将结婚,王士光赶忙问对方的名字。

  “是刘少奇。”王光美说。

  向来和蔼亲切的王士光顿时厉色疾言:“别胡思乱想!”

  “真的!”

  “你懂什么!那是党的领袖!”

  王光美没有再做辩解。多年后,她将此当做趣事来讲:“多半他认为那完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根本不信、不听。”

  1968年8月11日,王士光被投入秦城监狱。不久,妻子也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两人再度天各一方,直至王士光8年后出狱。

  如今,已经没有太多当事人能说出这对夫妇再次久别后重逢的情形了。王更说:“大概两人也像同志那样握着手,一句话也不说吧!”

  不过,在秦城监狱,王士光也没闲着。从1973年3月开始,他在没有任何技术资料和计算工具的情况下,开始在监狱里撰写书稿,内容包括雷达、电子对抗和集成电路等等。截至1975年4月7日出狱,这些书稿共计70万字,订了39本。

  他对王更说,最初入狱时被看管得非常紧。除了写交代材料,一身黑色囚衣的囚犯唯一的权利就是面对四壁思考“罪行”。

  后来,他干脆借着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机会,将心得贯穿在书稿里。比如每篇的开头都写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等字样,有时候还会附上两首毛泽东诗词。以至于接到释放出狱的通知,他竟然要求继续留在监狱里写完书稿。

  有专家评论说,这些资料所涵盖的雷达通信、电子战、声纳等军事电子装备的设计方案范围之广令人惊叹不已。

  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一天,王更急于找一块白色的台布布置灵堂,却在壁柜里意外地发现了这些手稿,上面还有这样一段话:“我在这里经受严格审查期间,一定要努力看书学习,并尽我的最大努力,力争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在现在看似革命口号的几句话,正是父亲当时在监狱中内心的真实表白,”王更眼睛有些湿润地说,“几十年来,我对他真正的了解竟然是在他老人家走了之后。”

  他们革命感情大于夫妻情分

  “我们其实是工作关系。过去是他做秘密电台我做助手,后来他担任领导我就把家里打理好。”王老太太这样总结自己的这段传奇婚姻,“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你要对我怎么样,我要对你怎么样。”

  “革命”、“党组织”、“任务”这些关键词,成为他们婚姻的最大特色。第一次分离,王新说他们虽然没有见面,但更重要的是都没有离开过组织。在第二个8年的分别中,最让王士光难以忍受的事情,是“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权利被强行剥夺”。

  “他们革命感情大于夫妻情分。”王更借用母亲的话说。据她回忆,老两口最爱唠叨的就是1938年做地下工作的故事了。

  但革命年代逐渐远去,这对共同经历风雨的夫妻,最终回归寻常生活。有时,他们照样会吵架。据说,曾经担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的江泽民就曾经到家中,调解老两口的家庭矛盾。据刘源形容,劝说效果极佳。

  1994年,王新股骨胫骨骨折住院,瘦得不到70斤重,王士光经常变换花样为她做饭,并把电视里播放的《西游记》、《红楼梦》等电视连续剧全部录制下来,不厌其烦地给她讲解。

  离休后不久,王新患上了老年忧郁症,像孩子一样寸步不让王士光离开。有时候,他病情波动起来特别爱发脾气,甚至很不讲理,连王更都替父亲感到委屈,可是王士光总是默默地包容一切。

  由于王新酷爱鲜花,王士光更是在庭院里种上10多棵月季。起初,王更买来的品种只有淡粉色和艳红色,王士光专门要求加上黄色和白色等多种色彩。隔上几天,他就会挑选最艳丽的花朵剪下来,送到王新面前。这时,对方会像孩子般兴奋地拍起手来。王士光已经老了,手不知道被花刺扎过多少次,但他依然欣慰地笑着。

  即便在病重最后一次住院期间,为了替王新填写单位发的一张履历表,身体已经相当虚弱的王士光依然艰难地坐在沙发上,用颤抖无力的手,坚持写了1个多小时。

  如今,偌大的房间里只有女儿和保姆陪伴着王新,她已基本上不能说出完整的句子,时常坐在轮椅上发呆。和热播的电视剧相比,她几乎成了个局外人。据说,原型之一的王士光在世时,提到这部电影也是直摆手,说和自己毫无关系。

  不过,当有人趴在耳边,大声说出“永不消逝的电波”几个字时,一直面无表情的王新(王兰芬),脸上会透出一丝微笑来。(记者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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