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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消逝的电波》原型之一:王光美兄长爱情传奇

2014-6-9 08:20:14

来源:中国青年报 选稿:宋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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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冬地下工作时期的王士光、王新

  与此同时,也有人去做男方的工作。他就是“一二·九”运动表现积极的王士光。这个清华大学电机系的高才生同样出身名门:父亲王治昌曾经担任北洋政府的农商部工商司司长并代理过总长,六弟是解放后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光英,大妹则是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为了不碰钉子,后来担任交通部副部长的葛琛先试问了王士光3个问题:婚否、有无对象、有无目标。他爽快地答以“我是‘三无’”,并表示要“打败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再结婚”。

  这也难怪,在众人眼中,这位王家四公子心目中恐怕只有无线电。在王光美记忆里,当时名字还叫王光杰的哥哥从小就喜欢研究无线电设备。他还以看电影的借口拿去王光美的零花钱,私下里都去买了无线电器材。据说,王光美还帮他缠过无线电线圈。

  担任过最高法院院长的郑天翔也回忆,王光杰早在高中读书时,就很擅长物理,所以先是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二年又转入清华大学电机系。

  或许是考虑到他的这种专业背景,当姚依林为加强河北省敌占区和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决定在天津建立一个电台组织时,就自然而然找到了王光杰。

  后来,姚依林回忆说,当时天津和延安距离遥远,一些重大的文件和指示都无法及时获知。有时候,他不得不通过日本人所办报纸的内部消息、以及收听武汉国民党电台的广播来获取信息。

  “后来才知道有个洛川会议,文件自然无法看到,”姚依林说,“我们只是按照中央给的任务,根据地方斗争情况那样地干了起来。”

  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郝在今的著作《中国秘密战》,记述了中国共产党自抗日战争以来的情报保卫工作。他介绍说,当时无线电电台在信息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930年,江西苏区的红军缴获了一部电台,可惜被战士们当做怪物砸烂了。得知此事的毛泽东专门嘱咐,在下达作战命令时加上一条,各路红军注意收集无线电台。

  这一年的龙岗战斗又缴获了一批电台,不幸又被战士砸坏,只剩下一部机器,虽然能够收报,但是不能发报。最终,红军俘虏了对方10个技术人员,创立了红军的第一个电台。朱德每日过问电台工作,并给技术人员以优厚的待遇,台长每个月工资50大洋,差不多是总司令的10倍。

  在这种情况下,找一对假夫妻在敌占区设立电台,就有了基础。

  这个人怎么像监狱里出来的

  尽管表示了无条件服从,王兰芬仍然提出,要先见一见这位年长6岁的“丈夫”。“况且他同意不同意我呢?”她反问道。

  时间定在了1938年的一天,地点是天津一个名叫颐和园的旅舍。提前来到旅舍的姚依林还给王兰芬倒了杯水,安慰她说一定会完成任务。

  多年后,已经是耄耋老人的王兰芬,依然记得对这位假丈夫的第一印象:脸色苍白,头发乱得就像倒伏的麦子,不知道还以为是刚刚从监狱里出来的。

  每每听到这段情节,女儿王更就忍不住打趣:“我妈当时还失手把茶水泼了一身呢!”

  而王光杰看见猛然跳出来个拖着辫子的小姑娘,也忍不住脱口而出:“这么小?”

  他可能还不知道,对面的这个女学生,为了显得成熟些,特意换下了白衣蓝裙的学生制服,穿上了一条蓝布旗袍,就连两条小辫子上的白绸花也特意换成了黑丝带。

  看到这样的情景,姚依林赶快把话题岔开,建议两人理发。他尤其叮嘱王兰芬“辫子一定要忍痛割爱”,烫个卷发最为合适。

  他也早已在英租界一个叫伊甸园的小洋楼上为他们租下住房。考虑到王兰芬年龄太小,姚依林又找了一位40多岁的烈士家属及其孩子,扮成他们的婶母和弟弟。

  就这样,一个四口之家诞生了。丈夫名叫吴厚和,在天洋市场一家电料行当技师。妻子名叫黄慧,和婶母在家操持家务。

  夫妇俩还以丈夫感染了肺结核,不得不分床睡为理由,在婚房里摆上两张单人床。“以黄河为界。”王光杰幽默地打比方,所谓的“黄河”是一台八仙桌和4把吃饭用的椅子。

  电台伪装成收音机的形式。起初用的是美国生产的收发报机,后来考虑到发射机和电源噪音太大,王光杰特意从家里拿来自己组装的电台和电源。据说,第一次试机,他们就发现机器“打了火”,幸亏王光杰早有准备,迅速修理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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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消逝的电波》原型之一:王光美兄长爱情传奇

2014年6月9日 08:20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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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冬地下工作时期的王士光、王新

  与此同时,也有人去做男方的工作。他就是“一二·九”运动表现积极的王士光。这个清华大学电机系的高才生同样出身名门:父亲王治昌曾经担任北洋政府的农商部工商司司长并代理过总长,六弟是解放后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光英,大妹则是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为了不碰钉子,后来担任交通部副部长的葛琛先试问了王士光3个问题:婚否、有无对象、有无目标。他爽快地答以“我是‘三无’”,并表示要“打败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再结婚”。

  这也难怪,在众人眼中,这位王家四公子心目中恐怕只有无线电。在王光美记忆里,当时名字还叫王光杰的哥哥从小就喜欢研究无线电设备。他还以看电影的借口拿去王光美的零花钱,私下里都去买了无线电器材。据说,王光美还帮他缠过无线电线圈。

  担任过最高法院院长的郑天翔也回忆,王光杰早在高中读书时,就很擅长物理,所以先是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二年又转入清华大学电机系。

  或许是考虑到他的这种专业背景,当姚依林为加强河北省敌占区和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决定在天津建立一个电台组织时,就自然而然找到了王光杰。

  后来,姚依林回忆说,当时天津和延安距离遥远,一些重大的文件和指示都无法及时获知。有时候,他不得不通过日本人所办报纸的内部消息、以及收听武汉国民党电台的广播来获取信息。

  “后来才知道有个洛川会议,文件自然无法看到,”姚依林说,“我们只是按照中央给的任务,根据地方斗争情况那样地干了起来。”

  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郝在今的著作《中国秘密战》,记述了中国共产党自抗日战争以来的情报保卫工作。他介绍说,当时无线电电台在信息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930年,江西苏区的红军缴获了一部电台,可惜被战士们当做怪物砸烂了。得知此事的毛泽东专门嘱咐,在下达作战命令时加上一条,各路红军注意收集无线电台。

  这一年的龙岗战斗又缴获了一批电台,不幸又被战士砸坏,只剩下一部机器,虽然能够收报,但是不能发报。最终,红军俘虏了对方10个技术人员,创立了红军的第一个电台。朱德每日过问电台工作,并给技术人员以优厚的待遇,台长每个月工资50大洋,差不多是总司令的10倍。

  在这种情况下,找一对假夫妻在敌占区设立电台,就有了基础。

  这个人怎么像监狱里出来的

  尽管表示了无条件服从,王兰芬仍然提出,要先见一见这位年长6岁的“丈夫”。“况且他同意不同意我呢?”她反问道。

  时间定在了1938年的一天,地点是天津一个名叫颐和园的旅舍。提前来到旅舍的姚依林还给王兰芬倒了杯水,安慰她说一定会完成任务。

  多年后,已经是耄耋老人的王兰芬,依然记得对这位假丈夫的第一印象:脸色苍白,头发乱得就像倒伏的麦子,不知道还以为是刚刚从监狱里出来的。

  每每听到这段情节,女儿王更就忍不住打趣:“我妈当时还失手把茶水泼了一身呢!”

  而王光杰看见猛然跳出来个拖着辫子的小姑娘,也忍不住脱口而出:“这么小?”

  他可能还不知道,对面的这个女学生,为了显得成熟些,特意换下了白衣蓝裙的学生制服,穿上了一条蓝布旗袍,就连两条小辫子上的白绸花也特意换成了黑丝带。

  看到这样的情景,姚依林赶快把话题岔开,建议两人理发。他尤其叮嘱王兰芬“辫子一定要忍痛割爱”,烫个卷发最为合适。

  他也早已在英租界一个叫伊甸园的小洋楼上为他们租下住房。考虑到王兰芬年龄太小,姚依林又找了一位40多岁的烈士家属及其孩子,扮成他们的婶母和弟弟。

  就这样,一个四口之家诞生了。丈夫名叫吴厚和,在天洋市场一家电料行当技师。妻子名叫黄慧,和婶母在家操持家务。

  夫妇俩还以丈夫感染了肺结核,不得不分床睡为理由,在婚房里摆上两张单人床。“以黄河为界。”王光杰幽默地打比方,所谓的“黄河”是一台八仙桌和4把吃饭用的椅子。

  电台伪装成收音机的形式。起初用的是美国生产的收发报机,后来考虑到发射机和电源噪音太大,王光杰特意从家里拿来自己组装的电台和电源。据说,第一次试机,他们就发现机器“打了火”,幸亏王光杰早有准备,迅速修理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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