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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水东流英名在 :中国百年影史上罕见的"全才"郑君里

2014年4月23日 15:43

来源:深圳新闻网 选稿:宋晓东

  困惑中的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郑君里作为左翼导演的中坚代表人物,满心欢喜地迎接了新政权的到来。他从昆仑厂的破楼里搬进了上海最好地段的房子里,住到了宋庆龄故居对面。他一心想为新政权拍好电影,可在艺术创作上,却因为当时不断变换的文艺政策,而时常陷入“困惑”,他后期的艺术创作努力几乎全是为响应时势而作。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到了一些共产党干部进城之后的问题,郑君里响应号召,很快创作了剧本《我们夫妇之间》,由赵丹和蒋天流主演,讲述一个共产党员进城后被“糖衣炮弹”击倒,抛弃乡下老婆和城市姑娘结婚的故事,可影片没公映就被枪毙了。随后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武训传》遭到严厉批判,曾极力推动《武训传》拍摄的郑君里觉得自己难辞其咎。为了尽快洗刷《武训传》曾经的“政治错误”,上影厂让郑君里拍摄《宋景诗》,可这样一部为了“赎罪”而拍的电影,因宋景诗曾投降清廷只短暂上映,即被禁入库。

  带着巨大的压力,郑君里投入人物传记片《聂耳》的拍摄。《聂耳》和之后《林则徐》的成功,让郑君里多少减轻了“负罪感”。这两部片子都是1958年拍摄,要作为国庆10周年的献礼片放映,拍摄过程并不顺利。当时正值“大跃进”年代,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盛行,上影厂竟然规定每个剧组每天至少拍摄60个镜头。这对于严肃认真、每天只能拍三四个镜头的郑君里而言,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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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君里和儿子郑大里(资料图)

  据郑君里的儿子郑大里回忆,郑君里当时备感压力,回到家冥思苦想想不通,甚至还难过地流下眼泪。出于对艺术规律的尊重和坚持,郑君里顶着巨大的压力,坚持自己的创作态度和方法。所幸,后来周恩来总理到拍摄现场进行视察,在听了郑君里的汇报后,他交代两部影片必须精心拍摄,力求打造成传世精品。如此,当时的厂长徐桑楚才为郑君里开了绿灯,《林则徐》和《聂耳》可以不按“大跃进”的规定拍摄。其中,关于电影《林则徐》的结尾,还有一段插曲。如今的结尾是因周总理的批示而改成。

  历史上,林则徐最后是被清廷发配至新疆伊犁,郑君里最初设计的结尾就是赵丹扮演的林则徐,牵着马,越走越远,在他意味深长地回眸一望时,为影片定格。但是,这个结尾被周总理认为不够昂扬,他希望将结局设计成类似于“虽然林则徐走了,但人民群众中的平英团(抗击英国殖民者的一个民间组织)却起来了”的概念,当时,总理还特别找了平英团的一首七言诗,大意是在一个滂沱雨夜击败英国殖民者,让他们败走的意思。此时,距离赶国庆献礼放映时间所剩无己,但郑君里和剧组还是赶工按照总理的意思改了结尾,于是观众们就看到了秦怡扮演的渔家女上战场的镜头。

  两部影片上映后,大获成功。而早在1953年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的郑君里,也终于在1958年底被党组织吸收为共产党员。

  1961年,郑君里导演《枯木逢春》,影片以富于诗情画意的镜头,描述了血吸虫病人苦妹子从绝症中获得新生及一家人在新旧社会悲欢离合的遭遇。1964年,郑君里又应周恩来的要求,拍摄电影《红色宣传员》,这是根据朝鲜轰动一时的电影《李善子》改编而成,郑君里专门率剧组赴朝鲜拍摄,期间剧组还受到了金日成的接见。可是电影刚拍完却又遭搁浅了。因为总理告诉郑君里:“‘文革’要来了”,“片子要搁搁了”。

  尽管政策难以把握,但郑君里对待艺术创作的严谨态度却从未改变,对导演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和探索之路没有停止。他的导演专著《画外音》就是这段时期著作而成。由于“文革”的原因,这本书最后直到1979年8月才终获出版。据郑君里的儿子郑大里回忆,郑君里平时十分注重总结,每一部影片完成后他都会仔细整理资料,把导演阐述、分镜头剧本、工作笔记,与合作者的来往信件、完成片的镜头剪辑、工作总结乃至上映后的观众反映等等,精心装订成册。在郑君里家里,至今可以找到他当年留下的一套套图,全是电影的分镜头,那都是郑君里一个人精心画出来的。如此细致的总结和思考,让郑君里完成了我国第一本电影导演艺术理论专著。这也是对郑君里导演生涯的一次总结。

  艺术家之死

  郑君里的艺术生命随着“文革”的到来被迫终结,那段日子对于包括郑君里在内的很多艺术家而言,都不啻一场噩梦。

  郑君里一生勤俭刻苦,在被关押之前,他每日骑着一辆很破旧的自行车上下班,提着的大藤包里有水杯,有硬皮文件夹等,完全不是一副所谓“大导演”的派头。他,不过是个希望拍更多好电影,一心在艺术上做出成绩的艺术家。可是,荒谬的时代容不下他这点小小的理想。

  关于郑君里在“文革”期间受迫害的原因,目前公认的说法是跟江青有关。建国后,江青每到上海,必去看望郑君里。可是“文革”刚一开始,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春桥,就奉江青之命,对郑君里家来了一次特级搜查,所有的照片和图片、有字迹的纸张,足足装了两大麻袋,然后连人一起带走。

  据郑大里回忆,“文革”期间他每天凌晨3点就得看着父亲写交待材料:每天和谁见面了,和对方的关系如何。然后6点半出门参加劳动改造,晚上8点半回家。那段时期,困惑的郑君里每天都诚惶诚恐地检讨自己,不断地清理思想、不断写检查,痛苦之极。

  尽管郑君里年轻时很注意锻炼身体,每天练哑铃,可这样的底子也熬不住“文革”的折磨,好几次他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家,却只跟郑大里说:“小弟,你不要哭,不要问是谁打的,也不要问为什么。你就帮我把药抹上就好了。”尽管备受折磨,但郑君里从未曾想过放弃生命,他还有诸多愿望未了,他想拍摄艺术片《敦煌的故事》、田汉编剧的《阮玲玉》、柯灵编剧的《秋瑾》,还想将《戏剧春秋》搬上银幕,可是,这个跟儿子说“我是绝不会自杀的”的杰出导演,最后却不堪折磨染上重病,黯然去世。那是1969年4月23日,郑君里刚刚58岁。

  郑君里以极高的起点开始了自己的导演事业,而第一步独立执导的作品《乌鸦与麻雀》,就达到了世界水准。日本著名电影学者佐藤忠南认为该片与同时代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代表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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