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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水东流英名在 :中国百年影史上罕见的"全才"郑君里

2014年4月23日 15:43

来源:深圳新闻网 选稿:宋晓东

  实践理论并重

  在郑君里的艺术道路上,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是一大重要特点。从入南国艺术学校学习开始,郑君里就对表演和理论都充满了兴趣。而1932年到1938年,则是郑君里表演艺术理论的酝酿时期,他在电影、话剧两个领域的实践,为他日后的理论研究以及艺术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抗战爆发后,郑君里投入抗日救亡演出活动,他先在抗日救亡演剧队第三队担任队长,后又入当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制”),拍摄抗日战争题材的纪录片《西北特辑》,这个特辑之后被扩成《民族万岁》。两三年的时间里,郑君里辗转于陕西、宁夏、绥远、青海诸省拍摄纪录片,交通、通讯极不方便,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但是,枪林弹雨下的拍摄生活完全没有让郑君里放下他对理论的进一步钻研。在内蒙拍摄《西北特辑》期间,郑君里白天跨越戈壁和黄河,晚上又伏在鸡毛小店昏黄的油灯下完成《演员自我修养》余下的翻译。此书的译稿在抗战期间几经波折辗转,最后在1943年由生活书店出版。

  从1942年开始,郑君里开始着手撰写《角色的诞生》。由于战时生活东奔西走,郑君里没有集中时间著书,只能分成《演员如何准备角色》、《演员如何排演角色》等分章撰写,随写随发。全书最后直到1946年才全部完成。我国著名戏剧家洪深先生亲自为该书作序,对本书进行了高度评价。作为我国戏剧理论研究的先行者,郑君里广泛研究了音乐、绘画、雕塑、舞蹈等各种艺术以及文学的特征和规律,找到了一条从其他艺术门类吸取营养丰富表演艺术的成功道路。

  在这段时期,有一个细节则可以反应郑君里作为一个艺术家对艺术原则的坚持。1942年,在郑君里拍摄《民族万岁》期间,新上任的厂长吴树勋,给郑君里施加压力,要求他在《民族万岁》中加进蒋介石的镜头,还把他关在厂长室里,迫使他将影片歌词中“响应委员长”改为“服从委员长”。郑君里非常反感,表现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最后郑君里因桀骜不逊而被“中制”开除。郑君里又回到了话剧界,于当年成功执导由夏衍、于伶、宋之联合编剧的《戏剧春秋》。这段经历,也为郑君里创作《角色的诞生》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迈向导演高峰

  在完成理论专著《角色的诞生》的同时,郑君里也成功完成了由演员向电影导演的转型。1946年到1947年间,他和蔡楚生联合执导了他的第一部导演作品《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部汇集了白杨、陶金、舒绣文、上官云珠、吴茵等一系列优秀演员的史诗之作,创下了解放前继《渔光曲》之后最高的观影人次纪录——短短三个月时间,共有71万多人次观看了本片。影片运抵香港和南洋后,轰动景象毫不亚于上海,当地的电影批评纷纷称因此片而为国产电影“感到骄傲”。1956年、1979年影片重加整理后先后在内地重映,仍旧大获成功。影评家柯灵曾有文赞扬:“《一江春水向东流》纵贯8年,横跨千里,淋漓尽致地描画了战争中的前方和后方,生离与死别,断壁残垣与绿酒红灯,几乎可以当做一部抗日战争的编年史看,而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正反左右参差横斜的对比,犹如重楼复阁,发挥到了极致。”

  郑君里以极高的起点开始了自己的导演事业,而第一步独立执导的作品《乌鸦与麻雀》,就达到了世界水准。日本著名电影学者佐藤忠南认为该片与同时代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代表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甚至认为,“如果这部作品当时就被介绍到国外,那么借助国际舆论的支持,中国电影艺术家的活动空间在那以后或许就更大一些。”

  《乌鸦与麻雀》从1948年解放前夕一直拍摄到新中国成立后,剧本有陈白尘、沈浮、郑君里等8人集体创作。左翼电影人为了纪录下国民党政权的崩溃过程,讽刺时政、批判现实决定拍摄此片。当时,为了应付国民党的电影审查制度,剧组提交了一个不同的剧本,但仍然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禁拍,因此直到解放之后,影片才最终完成。

  作为一部杰出的社会讽刺喜剧,影片将当时动荡的时局浓缩于一栋楼房里进行隐喻,整体结构堪称完美,导演在异常狭窄的空间里,通过灵活的镜头调度,展现了一幅社会众生相。赵丹在片中出演的萧老板也成为他最经典的银幕形象之一。

  在郑君里的电影作品里,有他作为岭南人的细腻和委婉,也有着民族传统文化悠远的意境,无论是他的音乐运用、视觉呈现还是画面意境的营造,都充满了“人文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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