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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高志凯:我怎么确定小平说“四”还是“十”

2014年2月7日 08:00

来源:人民网 选稿:奚亮

  国企顽疾:一把手大权独揽

  1988年3月8日,高志凯告别翻译室工作,去了他曾经无比向往的联合国。但短短一年后,他就有了新方向。在基辛格的推荐下,他获得了去耶鲁大学读书的机会,4年后获得政治学硕士和法学博士两个学位。1993年,高志凯进入华尔街一家老牌律所做律师,上班第二天就被派到香港,由此迈进资本市场,先为企业提供法律帮助,后来干脆加入了摩根士丹利,彻底转向金融领域,帮企业发行债券、股票,做并购业务。后来,他的工作重心渐渐转向国内,一度担任大型央企的高级副总裁。

  在此期间,他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也让他有了与国内央企、国企打交道的经历。在他看来,计划经济时代的遗存与痼疾,改革转型带来的漏洞与问题,新旧矛盾交织,令人震惊。很多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决。

  首先是企业结构的问题,层级太多。“几乎所有的央企和国企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总公司、一级公司、二级公司……基本按照国内的行政规划走。”高志凯服务过的大型国企中,有的下面有300多家公司,分成4层甚至7层。

  其次是权力的集中化,在高志凯看来,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权力大多集中在各级一把手的手中,没有制衡。每个层级的公司都是一个决策单位,每年的国家预算来了,如何分配往往由一把手自己决定。统一采购、招投标规定都形同虚设,每个环节都有利益交换。负责人可以从弟弟的厂里买椅子,再把原材料卖给外甥。”

  这种情况下,好东西可以当废料卖,次品可以按高价卖。“一些油田打井的钢管,以很便宜的价格卖给关系户,关系户修理一下,再卖回油田,质量无法保障。有央企的海上平台支架,直径两米半的钢管居然能像洋葱一样折断;海底电缆本来应该是全铜的,结果两头是铜,里面不是,放到海里,一不小心就断了,导致整个平台断电,损失巨大。”高志凯认为,这是现在国内安全事故不断的原因之一。

  与此相对的是监管的缺失。“公司法律部、纪检部往往受控于同一层级的总经理。当我的预算、工资、升迁都掌握在你手里时,我是不可能对你形成制约的。在这种体制下,圣人都会腐败。企业里的法律顾问、纪检主任、监察机构,团伙犯罪的多得是,你不下水也要把你拉下水,大家以和为贵,有钱一起赚。”

  更有一些管理者,用国家资财牟取私利。“一个地区的总经理想成为集团副总经理。他对我说,如果我能把这个事给他解决了,要黄金有黄金,要外汇有外汇,要房子有房子,他还可以给我安排20个人进来。”对此,高志凯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自己的感受。但另一方面,这些高管们也有“苦衷”:“别人都在跑动,他们不跑动也不行,因为领导不是圣人,不往前凑,再有本事也没人垂青。说到底,还是这个系统的问题。”

  政府原因:拼爹形成“权贵资本”

  企业的病还没治好,政府作用过大,又让旧病添新愁。高志凯认为,改革开放一方面让国家财富和社会财富迅速积累,另一方面,改革滞后带来的政策门槛让大量资金找不到投资出口。在这种情况下,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很快被引入中国,并迅速生长。但是,其中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些风投和私募还没有发展壮大,就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资本权贵化。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政府扮演的角色有问题。

  首要问题就是干预太多。“现在有很多政府引导基金。如果是市场化操作没问题,但往往是政府出一部分钱,然后管理者由政府控制,资金投向由政府决定,最后上不上市还得由政府说了算,这就很容易牵扯裙带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基金赚不赚钱是一回事,负责人自己赚不赚钱是另一回事。“负责人可以高价买一个亲戚朋友的资产进来,基金亏了,但亲戚朋友赚了;他也可以声称某个投资项目不好,折扣价卖掉。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政府干预太多,缺乏市场运作,导致融资和投资的双重不公。“国内有几家基金牛气冲天,好的投资机会它都能抢到。不是因为它业绩好,而是因为管理者有背景。你融资争不过它,抢项目抢不过它,等上市的时候,它还能跑到证监会去要通道。”高志凯认为这种“中国特色”严重妨碍了基金的正常运作。

  “现在连美国的投资银行在国内找代理人都走权贵路线,最后变成不是找优秀的管理人和投资项目,而是看谁的爹级别高,这样才能拿到项目。我能说出好多高官子弟在美资银行里,还有一些要害部委官员的子女。当然,这些子女的外语能力、海外经历也都不错,但如果因为是有家庭背景就能控制某些资金,在市场上抢项目所向披靡,拼来拼去最后全是拼背景,就太可悲了。更可怕的是,如果整个行业链全打政府关系牌,很容易形成巨大的风险和问题。”高志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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