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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自在历劫:抗战中的上海市民

2013年12月26日 09:45

来源:新华网 作者:王恺 选稿:贾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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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为:1937年10月4日:上海滩,战争状态下的市民们

    租界内外的难民

  1937年8月13日,涌进租界的难民达60000人。从那天开始,上海的租界内外变成两个世界。“一线之隔,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地狱里面的人饥寒交迫,天天幻想着天堂。”《劫后的上海》,1938年出版的,一本记录上海淞沪抗战始末的书这样形容。

  “租界和华界本来也没有什么区别,就是租界的地段在市中心,房子昂贵。一般市民愿意到华界生活。淞沪抗战爆发前,报纸上租界的空房子招租的多。”研究租界生活的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吴健熙说。但是,10月4日的报纸上,招租的广告几乎绝迹。战争期间的租界房子显示出它的金贵。

  本来,在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之间,就有大大小小的牢固的铁栅门50多座,法租界与华界的南面边界本来是干涸的一条河流,经常有人走来走去,“法国人为了省去南边来的麻烦,在战争爆发后雇佣了几百名工人,筑了一道4华里的砖墙。只在里面开了几道铁栅门。”上海社科院的研究员郑祖安说。

  除了8月14日、23日毁灭性掉落在大世界、南京路上的炸弹,租界里的生活是相对离开了战争火光的。《申报》上刊登的《租界安全日益巩固》的文章给租界里的人一剂定心丸。表示将沿着苏州河建立第三道防线,“英美防兵达一营以上,所有沪西及中央区只防卫,概由英军接任”。

  10月开始了继8月13日后的第二次难民潮。随着战争加剧,闸北、江湾、真如一带战区的难民恐慌到了极点,沿着沪杭铁路滚滚而来,想通过公共租界西边防御线进入。但是8月13日后涌进的大批难民已经在租界里缺乏容身之处。于是,铁栅门紧紧关闭,在铁栅门外的难民挤在一起,又要逃避头顶飞机的轰炸,又要央求把门的巡捕,“难民比前更多,箱笼被褥,木器家具,千车万担,绵延数里”。按规定,行李是不能带进租界的,所以沿途丢弃的行李很多。

  “天空里出现一架日机,就会引起很大的骚动和纷乱,后面的人尽力往前涌,男的哭,女的叫,夹杂着被挤倒在地上的孩子的被践踏的惨叫声。”

  实际上,“遵守严格之中立”的租界在8月底已经接纳了70万左右的难民,“当时租界有100万左右居民,现在每人要接纳0.7个难民,环境要崩溃了。”郑祖安说。报纸报道:“在法租界大马路两旁商店门前露宿者,亦不下数百人,大都狼狈不堪,日来仅赖一二热心人士,购买大饼馒头,此外并无给养。”即使是在收容所里面的难民,日子也照样狼狈,“记者曾望中央收容所看过一次,把龌龊的玻璃门推开,把脚步跨了进去——我们如同打开了一个地狱的门。”

  “外滩公园里,永远有一群人聚集,在谈论每天发生的状况,‘为什么打仗的地方云不同呢?’有人问。‘那不是云,是黑烟,是房屋被烧毁时的黑烟。’”

  租界的铁门关闭后,大批难民聚集在租界铁门外,租界内的各种团体机构,以及个人购置大量的馒头烧饼,送至各铁门口,由巡捕代为抛送。后来难民日多,于是沿路各商店店主、住家开始在自己的窗口抛送食物,“纷纷如雨滴而下”。

  在南市区紧邻法租界的地方,由国际救济会和法国神父饶家驹成立了一个收容20万难民的难民区。饶神父的一只胳膊在欧战中失去了,他说着上海话和法语,安慰难民,布置工作。对日本人他则说简单日语:“这是你们军队批准的难民营。”在这里参观的彭启一看见:“角落里一个刚生了死婴的妇女在拼命多要一个馒头,而被难民营救出的、从浦东过来的四天没吃饭的难民千余人像‘一群冤魂’一样移动过来。”难民营周围的民房在火焰中继续燃烧。

  10月4日夜,日本军队在进攻郊区罗店时使用了毒瓦斯。战争结束后,一名叫枫叶的学生回到故乡罗店:“海滩附近的房屋,成了一片瓦砾;田野里躺着许多死尸,面目都已模糊不辨,臭味从地面蒸发起来,跟着风吹来阵阵浑浊的腥臭。”

  也在此日,上海市政府创办平民儿童医院,救济难童,战时,每天平均死亡难童100人左右。报纸上连篇发表着儿童难民营的消息。

  伴随难民脏乱的生活而来的是瘟疫。

  10月4日,中山医院已经收治了租界里的2000名瘟疫患者,上海流行霍乱已经近一个月,被香港等地宣布为“疫区”。该院从当日起由伤兵医院改成了专门的“时疫医院”,由红十字会管理,但是,这在平时理应轰动的大新闻和战争的新闻相比就显得轻微了,几家报纸在角落发表了这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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