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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大上海:毛泽东的考虑与决策

2013年12月24日 15:55

来源:东方网 作者:王致冰 庄培昌 选稿:王静瑶

  (二)

  毛泽东在精心运筹解放和接管上海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1949年2月14日,党中央致电在北平的叶剑英,告其对由李宗仁组织知名人士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参加的“上海和平代表团”的方针是“招待要热情,谈话要恳切”。

  1949年春,党中央在北平六国饭店召开了上海工作问题座谈会,每周举行一次。邀请了沙千里、施复亮、盛丕华、章乃器、罗叔章、胡子婴、朱学范、王昆仑等二三十位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著名人士参加,听取他们对接管上海和搞好上海工作的意见。

  毛泽东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党制定了正确的城市政策。2月22日,毛泽东在西柏坡又会见了颜惠庆等人,亲自做工作,最后,双方确认“谈判以中共14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经成立协议即开始执行”。

  毛泽东和黄炎培等民主人士有深厚的情谊。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时,在留渝的43天中,就与黄炎培有上十次的会晤和聚宴。1949年2月,黄在中共地下组织帮助下,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潜离上海经香港于3月25日安全到达了解放后的北平。当天的下午,他就和沈钧儒等民主人士一起赴机场迎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进入北平。当毛泽东和黄炎培等在解放后的北平机场再次相见,都极其欢乐和欣慰。当晚,毛泽东就设宴与黄炎培、沈钧儒等20多位民主人士会面欢叙。随后,毛泽东又几次邀请黄炎培等民主建国会领导人商谈民建会工作,希望黄炎培多在民族工商业中做工作,为解放上海出力。黄随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上海人民广播,要求上海人民行动起来,迎接上海的解放。

  有关陈毅担任解放后的上海市长之事,毛泽东还专门征求了黄炎培、陈叔通、柳亚子等民主人士的意见,得到他们一致的赞同。1949年4月7日,党中央专门致电华东局,要他们“争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协助接管上海”,并提出“是否有必要在没有占领上海以前,即吸收他们参加某些工作”。

  1949年5月6日,毛泽东亲自代中央军委起草了给粟裕、张震并告陈(毅)、饶(漱石)、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电文中指出:“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它建筑物。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这些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这份电文中还“请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注意保护南京中山陵墓,对守陵人员给予照顾”。为了充分发挥民主人士的作用,

  上海解放以后,党中央又专门致电华东局转上海市委,具体提出了“对已由平赴沪的黄炎培诸人,再加已在沪的颜惠庆、江庸、张元济、俞寰澄、施复亮和将由香港到沪的章士钊,一律聘为顾问”,目的“在动员上海资本家恢复生产,打通航运,打击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活动”。

  为了减少夺取和接管上海的阻力,毛泽东还亲自对上海的帮会头目杜月笙等人做了争取工作。1949年2月13日,杜月笙、魏文翰来电称愿以面粉交换煤炭事,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复电杜、魏:“恢复华北、上海航运,以利生产之发展,极为必要”。对他们派<大上海>、<唐山>两轮北驶,并派员到华北接洽“极表欢迎”,并辟谣,“所谓华中、华南中国船舶开往华北口岸,将不许驶返原地,纯系报纸造谣,流言止于智者,先生等不应置信”。2月17日,党中央又致电叶剑英、李克农:“对杜月笙的方针,就是要他努力使上海不乱”,保护上海的工厂、银行、公司、商店、船只、飞机“不受损失,不使南迁,等待人民解放军前往接收”、“杜果能这样做,不仅中共可以与之合作,上海人民亦将宽恕他的既往。杜这次主张通航,就是为人民办了一件有利的事”。

  毛泽东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视,和亲自做上层民主人士的团结工作,多方进行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对引导全党与民主人士团结共事,分化瓦解敌人阵营,搞好上海的接管工作,是个有力的推动。为了保全上海,争取和平解放上海,还通过几条渠道对汤恩伯进行了策反工作,汤的妻子也找地下党联系过。最后,虽然策反未能成功,但我党是做了大量工作的。使大批国民党军队分化瓦解,有的战场起义,有的集体投诚,有的驾机飞往解放区,有的开着军舰投奔解放军,从而大大加速了国民党军队在上海的溃败。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根据毛泽东要保全上海的指示精神,在大力开展护厂、护校斗争的同时,通过各种方式,争取和团结了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有影响的工商业家、文化科技界的著名人士和专家,以及敌人营垒里的重要成员,如国民党上海市代市长赵祖康、资源委员会负责人孙越琦、海关负责人丁贵堂等留了下来,不去台湾,有的还积极参加反搬迁、反破坏,护厂、护校和保护物资的斗争,使国民党当局抢运物资、破坏上海的阴谋未能得逞。从而,使上海从解放的第一天起,就照常运转。

  陈毅等领导同志根据党中央、毛泽东有关接管上海的指示精神,还将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有关人员从南京请到丹阳,了解情况,做团结工作。上海解放后,陈毅等领导同志更是广泛接触各阶层知名人士和许多科技界专家,向他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听取他们对搞好上海工作的意见,有的亲自登门拜访,争取他们出来参加工作。他们从陈毅等共产党干部的言行上,认识了共产党不谋私利的崇高品质,看到了新中国的希望。正如邓小平在《从渡江到占领上海》一文中所说:“进入一个地区,遵循毛主席‘四面八方’的政策,与各方联系,开了许多会议,虽不完全周到,……但是主观上是遵循着这个方向来与各界人士同力合作的。在上海,陈毅同志几乎每天参加一个会,甚至两个会,来说明我们的态度和政策,要求通合作。象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工作,更增加了各方面的支持,这是接管工作做得好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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