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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睡破庙 从上海姑娘到革命战士的"艰苦"蜕变

2013年11月20日 10:04

来源:东方网 作者:汪遵言 选稿:贾彦

  原标题为:从上海姑娘到革命战士

    我1931年出生在上海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里,从小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富裕生活。父亲希望子女能读书深造,今后跻身上层社会,特意聘请了4位家庭教师,教我们练琴,给我们补课。因此,我从小就是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循规蹈矩、埋头读书的“好学生”。

  “反独裁、反内战、要民主、要自由”的时代洪流促人觉醒,也把我推向反蒋斗争第一线。我在中共地下党员、数学教师刘素芬及马韫芳同学的启发教育下,参加了上海10万人“反内战、要和平”的大游行,参加了“昆明血案”控诉会,参加了支援“南京四·一血案”

  罢课游行,自己也因此受迫害,被学校开除。1948年初参加“灯塔读书会”后,使我明白了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于是更加坚定地摆脱家庭束缚,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参加了党组织。1949年5月,上海刚解放,我便放弃了自己长期向往的升学理想,毅然报名参加南下服务团。

  大家当时的革命热情很高,只知道要“打到南方去,解放全中国”,却不懂得革命路上的“艰苦”是啥滋味。把不合身的军装拿到小店里去修改,又买一条绿腰带,绑紧衣服,帽子往后压,帽沿前后露出一撮乌油油的黑发,漂亮的衬衣领袖稍露在外,草绿色绑带配上绿色球鞋,经过一翻装束,外表上是一名英武的女战士,但骨子里还是小姐腔十足。我们的行军装备,几经压缩,剩下一个六七公斤左右的背包,尽管负重只有男同志的一半,但试行军时,只走5里路就汗流浃背。开始我在行军途中老掉队,走不久就手脚红肿,气喘嘘嘘,眼镜片上滴满汗珠,看不清前后,绑腿布又不听使唤,老松掉下来,真是一副狼狈相。中队领导怕我掉队不安全,叫几个男同志帮我拿背包,陪我慢慢走。老拖中队的后腿,我心里很难过。后来我下决心摘掉眼镜,咬紧牙关,一步步紧跟队伍,尽力缩小差距,等到队伍休息时,抢步追上。到达宿营地后,抓紧烫脚,挑水泡,争取时间休息,尽快消除疲劳。经过一段时间磨炼,终于练出了一双日行百里的铁脚板。

  在行军路上,一个中队背一个小行军锅,一个班背一个盛菜用的小脸盆,个人带一个搪瓷小碗和一把汤匙。吃饭都是蹲在路边,手捧搪瓷碗,阵风吹来,给饭菜加添了一层“胡椒粉”。起先,大家把家里带来的肉松、牛肉干拿出来“共产”,每人碗上分一点,但很快吃完了。行军路上有钱也买不到东西,翻山越岭体力消耗又大,不久连盐水拌饭、黄泥水煮汤也吃得很香甜。

  宿营地条件很差,有时几个班合住在一间破庙里,或是睡在农家湿漉漉的泥地上,甚至猪圈旁和棺材边。蚊子、苍蝇嗡嗡叫,闷热,加上肩头上被背包勒出的两条血痕和脚底上的水泡,阵阵作痛,使人辗转不能入眠。我虽然从来没有吃过这种苦,但想到一个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心里也就坦然了。进福建时,已近深秋,睡在水泥地板上,没有棉被挡不住寒冷,一个个缩成一团,挤在一起保温御寒。早晨起来头昏鼻塞,跑上几圈身体又热了。就这样坚持了一个多月,直到分配工作。

  一路上卫生条件也很差,女同志头发里长了虱子。在上海是乞丐才长虱,见不得人。现在我们是为了革命吃苦而长虱,大家都笑称它是“革命虫”、“光荣虫”。但长虱子毕竟很难受,大家互相捕捉。有的采取“革命”行动,干脆理成男发,女扮男装更英武。生活、医药用品也很少,没有牙膏,买点细盐来代替;没有肥皂,洗衣服时用些草灰或用木棒猛打。不少同志被毒蚊咬伤,用手抓破流脓,全身红肿。有一次我的脚被抓破溃烂,卫生员给我用盐水消消毒,敷上极少的消治龙药膏,纱布一绑,拖着鞋继续行军。中暑、流感的病也时有发生。我的誓言是:“轻伤不下火线,决不去第五大队。”当时五大队专门收容患病和年小体弱的同志。

  我在家时,胆子很小,怕黑夜,怕孤独,怕狗,怕虫,怕血,怕枪,怕坏蛋,怕死人……真是胆小如鼠。到了革命队伍,经过锻炼,我胆子大了,不信鬼,不怕邪。白天行军,晚上争着站岗放哨,以减轻警卫班男同志的负担。在漆黑的夜里,我与另一位女同志手执步枪,守卫在驻地的村头要道,警惕地监视着可能发生的敌情。狗狂吠着跑来,我扔石头把它赶走,发现有人走近,我们厉声喝止:“站住!口令!”日长月久,硬是练出了一颗“铁胆”。

  我当时才17岁,是班长,中队团支委,全班惟一的党员,不但自己要过好行军关,还要依靠集体的力量去克服困难,团结同志,保证完成南下福建的任务。南下时我带的钱和药比别人多,拿出来和大家合用,甚至自己不用,留给别人用。我们队里的阎大姊是与丈夫吵架出走的,一路上背着沉重的家庭包袱。我们经常给她家里去信,调解她的家庭矛盾,并请她当生活顾问,她像大姊般地爱护和教导每个同学,深受同学的爱戴。小杨和小熊都是十四、五岁的小淘气,爱哭爱闹,好吃零食,常拉肚子,常出怪事:丢了一双筷子就和自己赌气饿上两顿;半夜起来到室外静坐,说是看月亮、想妈妈。我耐心帮助她俩克服了任性、淘气的缺点,后来都先后入了团,当了宣传员,在行军路上表现好,进步快,受到团部表扬。

  我母亲经常来信劝我赶快回家念大学,怕我吃不了苦,损伤了身体;怕路上不安全,出现伤亡事故;更怕我在外找对象,当“解放婆”,说她天天做梦都在想我。每来一封家信,我的情绪就难免有些波动,每当这时,同志们也一样关心、帮助我,背着我给我家里写慰问信。集体的温暖,战友的情谊,是我在行军途中克服困难勇往直前的强大动力。我把金戒指、派克笔、进口表等贵重物品都寄回家去,并且告诉父母:南下服务团是一所革命的大学校,在这里能学到不少正规大学学不到的东西。它又是一个革命大家庭,同志们团结友爱亲密无间,胜似亲姐妹。我们革命的青年对“理想”、“前途”、“幸福”和“苦乐”有自己的理解,我们不做温室里的花朵,愿像暴风雨中的雄鹰插翅翱翔。

  南下服务团是工作队,是宣传队。我们边行军,边学习,边宣传,一路豪情一路歌,只知欢乐不知苦。经历了短短两个来月的行军,于1949年中秋前到达福州时,我们班上9位上海姑娘已是“面目全非”,个个成了英姿飒爽的女战士了。

  如今,我们可以向哺育我们成长的党和上海人民汇报:半个世纪来,我们较好地完成了您交给我们的历史任务,使上海的革命种子在八闽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摘自《南下服务团》,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上海市档案馆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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