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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与信仰:上海夫妻为革命双双下八闽

2013年11月13日 10:23

来源:东方网 作者:田原 选稿:贾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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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八一”军帽,佩上胸章,整装待发的南下服务团战士  

    原标题为:上海夫妻双双下八闽

    1949年5月,上海市人民沉浸在解放的欢乐中。当时,我在上海招商局工作,与徐鸣椿结婚才一个月光景。

  在这段日子里,许多解放前和我在上海交通大学进步壁报团体“今天社”工作的同志,从解放区回到了上海。听到他们对火热斗争生活的介绍,使我受到很大的激励,特别是到交大参加穆汉祥、史霄雯两烈士的追悼大会后,我更心潮起伏。穆汉祥同学原来也是“今天社”的成员,因参加反蒋斗争而惨遭反动派杀害。我深感自己对革命斗争尽的力太少了,有一种内疚的心情。所以,当听到上海学联号召青年参加南下服务团的消息后,我就想前往报名,但担心徐鸣椿不同意,眷恋小家庭。哪知她听后十分高兴,我们一拍即合,就一起去报名参加南下服务团。

  上海解放前,我在上海招商局任二管轮近一年,职位不算低,待遇也不坏。解放后,有同学要我去船上当大管轮、轮机长,待遇更加优厚。南下服务团是实行供给制,到福建去要准备吃苦,何况,我的小家庭是刚刚建立起来的。为了准备婚礼,我俩花尽了积蓄。当时租较好的房子,要用金条去顶,我们也只能照办。房屋装修一新,全套家具是柚木的,还买了配套的床上用品及厨房用具、窗帘等。当时并不普及的鸭绒被,是我出航到长沙时买的。湘绣被面、枕套等,也配套齐全。如今要南下,家怎么办?

  问题还不止于此,鸣椿家境比较困难,堂上寡母原靠我们的工资生活的,我们不能不替她打算。

  我的故乡在扬州乡下。抗战期间,新四军挺进支队管文蔚部来到故乡,我从几位民运工作同志那里学到一些革命启蒙知识。后来到重庆、上海念交通大学,除了在学校阅读进步书刊,还几次向《崭等日报》和《群众周刊》投稿,并向他们借阅《整风文献》、《政治经济学》等当时外面买不到的书。毕业后仍和交大“今天社”的社友保持联系。1948年底,一位中共地下党同志介绍我参加游击队,因家庭原因而未去成。所以,参加革命这个念头,早就在我心中埋下了种子。

  1949年4月,招商局接国民党政府着手迁台的指令,对高级船员家属尽量“照顾”,让她们先去香港。因此招商局除令我把江陵轮开到吴淞载兵去台湾,也发给我疏散费和一张去香港的飞机票,要徐鸣椿先去香港。可是,我已下定决心留在上海。我除了自己隐蔽起来,并动员船上要好的同事离船,让该轮无法升火,最终国民警只好弃轮逃走。另一方面,把机票给了徐鸣椿的姐姐,因她的姐夫王观民正在香港。解放后,他们夫妇俩也回到北京在交通部工作。

  我俩虽然不顾亲友劝阻,双双报名南下,但有许多家事需要料理。首先,把家具中能变卖的折价便宜卖掉,再向亲友借些钱,一并给我的岳母,让她可维持一段时间生活。还有对我在武汉工作的父亲,也得做好工作,求得他的理解与支持。因为我在家是长子,一般说家里对长子的要求总是比较高的。我父亲也希望我能分担一部分对家庭的责任。因此,我就得寻求他们的宽容与谅解。我在信中委婉地陈述我的理想与决心,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信写好后,直到出发前才寄出去,因为怕母亲想不通,从乡下赶来上海阻止。最后,房子一时租不出去,硬家具也处理不掉,我们只好再预付一年房租,有些家庭用品直接送到嘉兴岳母家中。

  成了家的人,不像青年人一下决心打起背包就走。但不管碰到什么困难与麻烦,我们参加革命、为人民服务的决心是下定了的。当时我们的想法是:面对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的榜样,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投身到革命的大熔炉去锻炼、成长,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心力。我们对国民党的腐败堕落,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欺凌压迫,他们各式各样的谎言、欺骗,都是亲身经历过来的。经过比较与鉴别,真正觉悟到惟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惟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祖国美好的明天。正是由于有这样的理想与认识,我们才能抛弃身边的一切而参加南下。也正因为这样,从上海出发后不久,徐鸣椿虽然病了(实际上是怀孕反应,但当时医生水平低,看不出所以然,直到抵达福州分配工作后才知道),但在领导与战友们的帮助与关怀下,我们的心情是开朗的,我们坚持行军直到福建分配工作,没有掉队。而且在这一段日子里,与战友们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回顾这段历程,我们既感到高兴、幸福,又感到惭愧。高兴的是我们没有辜负党的期望与同志们的关怀,用自己的技术多多少少总为革命做出些贡献,得到过一些国家级的、部委级的技术进步奖励;惭愧的是与党和国家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贡献太小。

  (摘自《南下服务团》,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上海市档案馆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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