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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何要火烧长沙?“焦土抗战”政策下长沙的命运

2013年11月13日 08:33

来源:红网 选稿:宋晓东

  “焦土抗战”:长沙的命运
  
  12日深夜的那场大火,彻底改写了长沙的历史。作为几次大规模会战的大后方,长沙曾经呈现一派战略后方的繁荣景象。上海、北京、汉口、南京等大城市许多工厂陆续迁至,生意人骤增,湘江两岸工厂林立,商贾如云,沿岸靠满帆船及巨大木排。
  
  事实上,早在11月12日上午那封来自蒋介石的焚城密电之前,长沙的命运已经被“焦土抗战”的决策注定了。抗战中最先提起“焦土抗战”战略思想的人是李宗仁。他曾发表《焦土抗战论》,正式提出这一完全抗日的主张,随后发表一系列文章,明确提出:“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做一殊死之抗战。”
  
  1938年11月7日,蒋介石飞抵长沙,在容园召开军事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强调,“长沙位于武汉广州之间,正处于敌人南北夹攻之下,易攻难守,因此不必和优势敌人死打硬拼,而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严厉地批评了陈诚没有做好坚壁清野,以致武汉三镇大量交通水利设备沦入敌手,为敌所用。在撤出武汉前夕,蒋曾命令陈诚“将凡有可能被日军利用的设施全部破坏”。不料陈诚在实施过程中走漏了风声,遭到武汉商界的激烈反对,最后焚城一事不了了之。
  
  张治中的机要秘书余湛邦多年后回忆蒋介石不将焚城任务交给陈诚的原因:“照理,陈是军事长官,张是政府首脑,只有军事负责人才能及时掌握敌人的动态,及时作出决断。就因为武汉破坏不力,蒋认为张治中较能贯彻自己的意图。”至于11月12日那封作为最后号令的密电,至今60多年再没有人看见过,有记者采访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时,听说早在“文革”中毁于一场大火。
  
  长沙城的大火还在继续,11月14日,中央社发表《坚壁清野,长沙已成废墟》的短评,曾正面评述道:“依据既定计划,诱敌深入,而成为敌军进犯目标之长沙,则不得不为坚壁清野之计,使敌纵能深入亦无所得,于是当局自13日凌晨3时起,即自动毁城。”并宣称:“此次大火,长沙将无一草一木可以资敌。”
  
  但奇怪的是,日军并没有紧接着进攻长沙,只是在大火之后,派飞机到长沙上空拍照,又在广播报纸中大加渲染,说火后长沙“全城如舔”等等,极尽奚落挖苦之能事。于是12日的焚城真相,激起了民众的强烈愤慨。11月16日蒋介石赶到长沙,下令速捕首事有关人员,依法严惩,并限两天内结案。曾参与长沙大火案审理的第九战区司令部调查室主任张振国回忆,18日的审判结果,原本是酆悌处有期徒刑10年,徐、文二人各判7年,但专案组报呈最高当局后,蒋介石的批示为:“渎职殃民,一律枪决,张治中撤职查办。”20日,三人在南门口外侯家塘刑场被枪决。
  
  张治中回忆,蒋介石在长沙处理大火案之后,曾做训示:“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属于哪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集团的错误。这一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而针对当时“类似阴谋的纵火”的责难,张治中也曾经为自己辩解,说是一个“意外的突变”,“首先是我和几个高级人员疏忽,其次是中下级干部的慌张,再次是那些训练不够的士兵与义愤人民的无知与急躁”。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过早的行动呢?张治中归结为“误信流言”,“岳州没有放弃,就谣传岳州情况不明,常德交通已断。等到敌人登陆城陵矶的消息一证实,就传说敌人两天之内就可以到长沙。就在12日晚间,战事发展到汨罗前线时,有些人竟慌张到这种程度‘敌人的浅水兵舰可以在3小时内开到长沙河岸’”。而这一切全是因为“失败主义的灵魂在作祟。每一个战局的转换,总带来一个新的普遍的恐慌”。
  
  《抗日战争研究》主编荣维木分析指出:“国民党确定了焦土抗战的方针,事先做好焚城准备,焚城随着中日战局的发展,也就是时间早晚的事情。这是大火的必然性。”“但长沙大火是在混乱中发生的,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素,这种情况,说明了在片面抗战路线指导下,战争的组织者是多么容易产生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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