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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何要火烧长沙?“焦土抗战”政策下长沙的命运

2013年11月13日 08:33

来源:红网 选稿:宋晓东

  “一触即发”:惊恐的城市

    1938年11月12日的长沙,就像时任市长席楚霖回忆录中描述的那样,“像一只在狂风巨浪中颠簸着的破船”,战争的恐怖和阴影将这座城市完全笼罩。
  
  上午9点左右,由衡阳上行的火车宣布停开。几乎同一时候,蒋介石限一小时到达的密令到达张治中手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旋即张治中又接到蒋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电话,内容是“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
  
  时任湖南省会警察局机要秘书吴世佶回忆,11月12日下午17点以前,“长沙市区并没有撤退和准备撤退的迹象,不过山雨欲来的传说和谣言时有所闻”。吴世佶记得那时候,他正和时任警察局局长文重孚一起吃晚饭,文重孚当时忧虑的不是战局的恶化,而是出现了与其职责相关的警察大批逃亡,“值班警察逃亡后,就加派一班人去执勤,结果加派的人也跑了,再加派一班人去追,连追的人也跑了,约计已经陆续跑了好几百人”。文重孚两天前已经派人将家属送回益阳原籍,自己搬到警察局住宿,随身的一个小被包里,“仅有一条白布统被,一条白被单,一床羊毛毯和一个小枕头,此外再无他物”。
  
  战况的节节失利,将原本是抗战大后方的长沙推到了抗战第一线。席楚霖在两个多月前的8月25日匆忙就职,他回忆,就在上任前一周,8月17日,“日军18架飞机第七次轰炸长沙,投弹100余枚,被炸20余处,伤亡800余人”,“前方又不断传来战败的消息”,“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形势更为紧张”。11月1日,湖南省市政府动员市民疏散,并决定将省政府迁往沅陵,市政府迁往邵阳。“仅有的交通工具被各机关占据,车站码头混乱极了,因争夺一个座位而相互斗殴,造成流血事件经常有之”。
  
  从11月初开始的疏散,周立波在《三至长沙》中甚至认为,“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人口大迁移”。因为武汉会战失利之后,难民和伤兵源源不断地涌入,加上武汉的机关、工厂的迁移,长沙人口已经由30万骤增至50多万。如此庞大的人群转移,对于当时长沙铁路、公路、航运等所有可能的运力而言,是一次残酷而严峻的考验。时任军委会武汉行营警卫第二分队队副陈正描述,他11月9日上午8时率领所属乘汽车离开南岳前往长沙,平时从南岳到长沙最多不过两个多小时,可是这一次,他们花了将近12个小时,直到下午19时许才到达。因为“从长沙疏散出来的难民络绎不绝,路上非常拥挤”。
  
  在迁移的慌乱中,人们等来的是不断恶化的前线战事消息。11月8日,日军侵入湘北,同一天,又出动飞机轰炸长沙和衡阳。9日,日军进陷临湘,10日,占领城陵矶。11日,日军分两路进攻岳阳,中国军队继续向南撤守。是日夜,岳阳失陷,湘北门户洞开。长沙城的节奏已经完全被战况打乱。
  
  时任湖南省政府行署参谋处副处长的史说回忆,“到10日前后,街上已不像前几天那样忙乱,行人不多,黄包车一辆也没有了,连一个交通警察也看不见了,街头墙壁上到处用日文写着预备给日军士兵们看的反战怀乡的标语”,“商店开门的很少”,整个长沙城呈现一片凄凉冷落的景象”。到了11日夜间,长沙更加危急,一片混乱。还未疏散的市民扶老携幼、肩挑手提,纷纷逃向四乡。
  
  而到了惶乱中的12日下午,也就是吴世佶和文重孚一同晚餐的前后,长沙米商李芸青回忆,“一些街道上便出现了大桶的汽油、煤油,有的墙壁上写着‘焦’字或画了其他纵火暗号,同时谣言四起,或说平江、汨罗均为敌人占领,浏阳已出现敌人骑兵,人心惶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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