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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君子事件中的邹韬奋 "素日坦白,毫无所惧"

2013年11月5日 08:41

来源:文汇报 选稿:宋晓东


  
  各界人士积极营救
  
  11月23日,宋庆龄致函冯玉祥,并托付孙科迅往南京,把此信面交冯玉祥“共同商议”营救“七君子”一事。孙晓村和一董姓先生,为“七君子”被捕事走访冯玉祥。24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七君子无辜被捕发表紧急宣言。
  
  24日与25日,冯玉祥三次会见杜重远,谈“七君子”事“久之”。26日为“七君子”事,孙科带宋庆龄信一件交冯玉祥。冯玉祥致电蒋介石:昨闻章乃器、沈钧儒等七人,在上海被公安局拘捕,窃以章等之热心国事,宣传救国,立论容有偏激,其存心可为一般人所谅解,今若羁押,未免引起社会之反感,而为日人挑拨离间之口实,拟请电令释放,藉此以促进国人更团结于中央抗敌御侮之宗旨下。
  
  26日宋庆龄为沈钧儒等人被捕发表声明:反对此等违法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于诸领袖。我要指出日人方面这种策略,完全会出于他们原来的意料之外,仅能更引起中国人民反日的忿怒和爱国的热诚。他们虽可以指使七位领袖的被捕,但还有全中国的四万万人民在这里哩!
  
  同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以“国密”特急致电南京冯玉祥、孙科等:当此日人主使匪伪侵我绥东,全国舆情极端愤慨之时,政府对于爱国运动,似不应予以压迫。务恳迅予援救,以顺舆情。
  
  27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又发表了《为七领袖无辜被捕告当局及国人书》。对国民党政府二十五日正式公布的,强加在“七君子”头上的所谓“罪嫌”和逮捕理由,逐条进行了批驳,并再次呼吁: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秋,政府如真欲取信于人民,明示抗敌之决心,则首先对民众自动组织之救国团体即应开放,而允许民众以最大限度之救国自由。
  
  “移提”到地方监狱
  
  26日晚上7点钟左右,韬奋等人突然接到通知,要到法院去开庭。到了高三分院的法庭以后,才知道是上海地方法院来“移提”。据说根据上海法租界和中国政府的协定,中国的司法机关可以无需证据即可向捕房或特区法院“移提”犯人。这次,他们便设法转个弯儿,由上海地方法院出面来“移提”。结果当然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理由据说是“妨碍秩序嫌疑”。
  
  到了地方法院之后,韬奋和章先生各人关在一个大房间里面。过了一会儿,有一个人在方洞口张望,轻声问是不是韬奋先生。“我说是,略谈之下,才知道他也是我的读者,在法院里任职员,正在吃晚饭,听说我来了,就连饭都不吃,特跑来安慰我。”
  
  同日,下午六点钟左右,乃由地方法院转解到公安局里去。“法院里有几个职员赶出来和我们握手送别,我们又觉到爱国的同胞们随处给予我们的同情和厚意的可感。我无意中和章先生说出了这句话,在旁边同走的公安局的科员插着说:‘这是各位先生人格的感动。’我说:‘这倒不是我们几个个人的人格问题,却是有许多同胞不愿做亡国奴的心理的流露!’”
  
  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已被押在公安局三四天了。韬奋在《经历》中写道:我们一进公安局,就被引到他们的房间里去。我们在患难中相见畅谈,当然是格外快慰,彼此诉说了一番经过的情况,又说了不少互相安慰的话语。我踏进房里一会儿之后,觉得奇特的是总有一个不相识的人立着或坐在一个角落里,我已直觉地知道这一定是用来监视我们的;后来知道他确是侦察队的侦探,奉命来监视的。房前的露台上还有四五个“武装同志”(警察)在那里监视着。我们所干的是救国运动,我们所谈的也只是关于抗日救国的事情,我们不但用不着避他们,而且当着他们大谈我们对于救国的主张,大讨论我们对于救国的意见;侦探们听了不但不觉得我们是什么大逆不道,而且深切地表着同情!他们和我们相聚了几天,甚至觉得每日来监视我们是一种不得已的痛苦和职务。不仅侦探们如此,就是那些“武装同志”也成了我们的朋友。
  
  我们每天的时间却过得很快,上午七点半起身后,同在客厅里早操,早餐后最重要的事是催报看,有时看得到,有时看不到。可以接见的时候,差不多一天到晚忙着见客。后来只许接见家属,除开六人讨论会或谈话会外,有的下围棋,有的看书,便很快的过了一天。
  
  28日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蔡劲军设晚宴招待我等六人,诡称抗日救国,政府和人民并没有两样,只要把“误会”解释清楚,便没有事了。我等驳斥了强加于我们的所谓组织非法团体、煽动工潮、勾结赤匪一类罪名,把蔡某的虚伪手法顶了回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七君子”先后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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