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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的种子":甜姐儿黄宗英"变身"文坛作家

2013年11月1日 10:56

来源:东方网 选稿:贾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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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幸福狂想曲》剧照  

    您身上的这种精神,使我们想到了曾经和您相濡以沫的爱人,我国杰出的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中国只有一个赵丹,我们想听您说说赵丹,没有谁能够比您更了解赵丹,更能将赵丹说到位的人了。赵丹这位在中国电影史上杰出的表演艺术家,走得实在太早了。

  赵丹只活了65岁。

  粉碎“四人帮”后,赵丹一部电影都没演,就离开了热爱他的观众,这实在太遗憾了。

  赵丹很想演周总理,很想演鲁迅,形象都做好了,而且真的形神兼备。但是结果却没能如愿。1978年秋,在北京电影制片厂,赵丹试演周恩来总理成功,却在某一深夜突然得到通知被撤换。我想,他体内的癌细胞就在彼时彼刻分裂的。他受到了太多的刺激和打击。

  您曾经特地为赵丹写了电影剧本《闻一多》。

  可是还是没能让赵丹演。《一盘没有下完的棋》还是不让他演。

  我和阿丹一样,我们都珍惜生命,因为我们知道还有多少未圆的梦。我们都追求为而艺术献身,而不是为其他。当人生遇到悲苦、挫折、危难时,我思忖,直面人生的苦难是艺术家可遇而不可求的“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吃得饱饱的”可以强化认识社会的广度、深度和力度。而人生中喜悦、爱情、友谊、亲情是艺术的营养体。所幸这些阿丹都体验到了。

  不过想演的角色没让演,赵丹肯定不好受。

  我同样不好受。我曾提起过,1979年赵丹应邀为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讲课。他不可能讲也无法回答自己为什么不演戏了。他离世后,我出现在海内外记者面前,都无一例外要求我回答,“四人帮”粉碎后,赵丹为什么不演戏?我能说什么呢?也许我只得说,遗憾,是艺术中最富于魅力的。赵丹竟然留下如此深沉的遗憾。

  阿丹已经完全将自己融入了电影表演事业,不公平的人生,已经无端地剥夺了他宝贵的光阴。阿丹被“四人帮”在狱中关押了5年3个月,他坚持着活了下来,不就是等待着重上银幕这一天吗!

  中国已经产生,并且还会产生十分出色的艺术家,举世无双的艺术家,远远超过赵丹的艺术家,但中国不可能再产生赵丹,赵丹只有一个!

  “赵丹只有一个!”——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蕴藏着你们两位艺术家伉俪情深、心心相印,能请您简单讲讲和赵丹相识相知相爱的故事吗?

  这都缘于我和他对艺术的颖悟和追求。他们相识于1947年,当时我才22岁,赵丹32岁。但他已经是电影明星了。他是和导演陈鲤庭在朋友写字桌玻璃板下看到一张我的照片,当时他们正为电影《幸福狂想曲》找演员,他们指着说,他们要找的就是我这双眼睛。

  听说他们立刻就调来了您演的处女作电影《追》,看后便将您“追”到了上海。

  是的。随后我便和阿丹在《幸福狂想曲》中饰演一对银幕情侣。影片停机进行扫尾工作,我们将分手时,阿丹突然孩子似地对我说,“我不能离开你。我们不可能分开了,你应该是我的妻子!”于是,《幸福狂想曲》变成了“幸福进行曲”,我变成了他的妻子。我既然钟情于他永远天真的正义感和勇气,也就无悔于跟着他大起大落、久经折腾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三十载身为赵丹妻,敲打得我也就不仅仅是陪斗的了……我与赵丹自1948年1月1日结合在一起,没刊登结婚启事,没办喜酒;年轻时连照张合影也嫌俗气。我们绝对不是模范夫妻,是接连不断的大苦大难把我们冶炼、淬铸成天地佳偶。

  宗英老师,你觉得自己一生中最难演出的角色是哪个?

  难为赵丹妻,一生一世撂不下挑子。

  继《幸福狂想曲》以后,您还拍摄了哪些电影?

  又拍摄了电影《鸡鸣早看天》、《街头巷尾》、《丽人行》。自从走近阿丹,舞台与摄影棚占去了我大部分时间,家里还有小孩要我照顾。

  上海解放前夕,曾由赵丹、陈白尘等人集体讨论,陈白尘执笔创作了电影《乌鸦与麻雀》,以迎接上海解放。赵丹在该片中饰演摊贩“小广播”,您饰演一个小官僚的姘妇。

  上海解放后的1950年1月,《乌鸦与麻雀》在全国各大城市公映,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1955年,这部影片参加了解放后在北京举行的优秀影片评选。最初被评为二等奖,没想到周总理提出疑问:为什么《乌鸦与麻雀》不能获得一等奖呢?为什么不看到国统区的电影工作者是在什么条件下工作的呢?他们在反动派白色恐怖的高压下,拍摄出了揭露蒋家王朝末日的影片,我们认为是应该授予一等奖的。后来,大会决定电影《乌鸦与麻雀》改获一等奖。

  您和赵丹一起拍戏、创作,创造了属于你们自己的欢乐和辉煌。后来您的人生角色,更多地已转移到作家的定位上,对家庭会有所影响的吧?

  我主要写报告文学,而写报告文学的前提是,必须深入生活采访,那些年,我写报告文学,常常外出采访。孩子们说,你一走,爸爸就发脾气。我回家了,赵丹有意不理睬我,但也不说我什么。阿丹像个顽童,他从小喜欢玩魔术、演戏,还喜欢京戏。在家里,他和孩子们一起闹啊,唱啊,疯啊,在艺术面前,永远保持一颗难得的童心,那段日子是我们家最快乐的时候。

  您的艺术生命旅程充满坎坷,岁月带给了您许多酸楚与磨难。

  我真想把那部分经历永远抹去,像洗一盘磁带一样抹去,但它们总是自动地重复播放。然而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发出我的呐喊:用生命的秋天,去拥抱艺术的春天!

  解放以后,您在电影事业上有没有丰收期?

  1958年到1960年大跃进时期,好多演员都去拍记录片,那段时间共拍了41部所谓的艺术记录片[1],其中就有我1959年执笔的9本《上海英雄交响曲》,导演是汤晓丹、桑弧、蒋君超等,影片表现了上海工业战线的意气奋发和取得的伟大成果。不知道这算不算我的“丰收期”。

  应该算吧。对了,刚才我们偶然听护士小姐说,昨天您刚过了82岁生日。我们祝您身体早日康复,延年益寿。

  谢谢。

    注释:

  [1]“在文艺工作方面我有过一个错误,就是提倡大拍艺术性纪录片。艺术性纪录片是可以拍的,但提倡太过也不行。我们提出1958年拍80部,结果下面就搞出105部,其中就有粗制滥造、浪费劳动力、占用材料的,当然也有拍得好的”。——1961年6月周总理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摘自《口述上海——电影往事》,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上海市现代上海研究中心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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