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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的种子":甜姐儿黄宗英"变身"文坛作家

2013年11月1日 10:56

来源:东方网 选稿:贾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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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英(右)与徐凤翔  

    进入1960年代,您开始把自己作为一颗“角色的种子”的重心,开始移向文学创作这块土地的吧?

  差不多就是这时候我开始了文学创作。首先我深入农村生活,写报告文学。

  解放后不久,您由演员变成了作家,是由于非常爱好写作,还是有其他原因?

  我不是想当作家而成为作家的。我只是有感而写。作家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在生活的激流中,经受着火与冰的淬炼。和人民一起,切身感受到社会的暖与冷、欢乐与痛苦、幸福与苦难、光明与黑暗、美与丑……,这样才可能换来色浓墨饱的一支笔。那些伟大的作家,他们的作品能够打动读者,大都是在他们所生活的那个领域里,有了大量的切身的感觉材料,作用于他们的思维器官,驾驭着他们手中的笔,凭借一定的写作技巧,才写出作品来。1978年以后,我就是这样陆续写了《大雁情》、《橘》、《美丽的眼睛》、《小木屋》等作品。

  这些作品都获得了国家级大奖。

  这些作品先后荣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您还将报告文学《小木屋》改编,并作为主持人摄制成电视片。

  是的。

  您还出版了散文集《星》、《黄宗英报告文学选》等著作。

  我只是个业余作家,写得不多。

  能否由您口述,请人代笔?

  我不会,也不习惯自己口述,请别人记。记录别人口述,那可是我的本职工作。

  您今天虚弱的身体,是否和您以前多次上高原有关?

  有关。

  您曾三去西藏,最后一次去您已69岁了,为什么念念不忘高原?

  那是1994年,为支持生态学家徐凤翔,使其不致因经费短缺而中断15年来对藏东南高原植被的考察,我再次进藏。作家好比一台电子计算机,能算出什么结果来,要看存进了怎样的信息。其敏锐度、其反映的深度和广度,不仅在于生活给他或她什么题材,更在于他或她长期储存了什么,想寻找什么。我的再次进藏,在我而言,就是我想寻找的内容。蘸着生命的水泉,我写作,水泉的源头在哪里,我说不准确。我只知道,哪里有水,哪里的人民才能活。当然,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流水唱歌。

  在电视纪录片《森林女神》、《魂系高原》的拍摄中,您可以说把自己“豁”出去了!

  说实话,对于高原反应后遗症,最初我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不过那次进藏之前,我是有预防的,我只是觉得我是因为年纪太大才得这个病,如果当时不坐飞机而改走川藏公路可能会好一些,因为那样会有一个渐渐适应的过程,不像坐飞机,从海拔100多米的北京,一下子直接进入到了3700米的海拔,接着又进入5000多米以上的高海拔,落差太大了。开始鼻子流血,接着手上皮肤变了颜色,由蔚蓝而变成宝蓝、翠蓝,直到蓝得像深阴丹士林布,最后,我忽然感到眼睛以下的脸部没了知觉,好象昏过去了吧。等我醒来,我还奇怪,眼前的摄影师为什么哭?女记者为什么哭?后来我才终于知道,我居然昏迷了两天!但尽管这样,我也不会打退堂鼓。前后都有高峰,往前走也不过五千多,往后退也是五千多,当然要往前走。

  可高原反应太可怕了。

  高原反应并不可怕,一个人为做一件值得做的事去受苦找累,是特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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