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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一念执着

2013年10月21日 14:09

来源:光明网-解放日报 选稿:贾彦

  执义:“我敢于争论,一个人没有主见是不行的”
  
  “光是专业好,还不能称之为大师,大师要有大师的风范,要有超然的胸襟。”杨鸿勋讲起了这样一段往事。
  
  那是1948年冬的一个深夜,两名解放军军官悄悄地叩响了清华园新林院8号的门。
  
  他们登门拜访梁思成,是希望梁思成能在军用地图上将北京城内著名的古建筑标出来,以便在此后的攻城战斗中避免轰炸这些建筑。梁思成惊喜万分,马上和病中的妻子一起,通宵达旦,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一机密任务。
  
  而更鲜为人知的是,1944年,时任中国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在奉命向美军提供中国日占区需要保护的文物清单和地图时,另外加上了两个不属于中国的城市——日本的京都和奈良。他和林徽因一起,把这两个城市的古迹详尽地标注出来,并以自己的专业精神说服美军司令,对日本的那些古迹也要保留。而此前,梁思成一家已有两名亲属牺牲在抗日前线。
  
  “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目睹古建筑被毁,无论是哪个民族的,都是人间悲剧,梁思成无法不心如刀绞。
  
  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与热爱,才有这样震撼心灵的以德报怨。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生执念,当上世纪50年代,北京城陷入大拆大建的热潮中时,梁思成一次次仗义执言,秉笔直书。
  
  1950年,梁思成与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共同撰写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一文,这就是著名的《梁陈方案》。在这份长达数十页的方案中,梁思成与陈占祥详尽地阐明了他们对于北京未来规划的方案:
  
  北京应该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而不是工业中心;不应该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北京古城的基础上建设首都行政中心,而应该在北京西郊开辟一个新的行政中心。
  
  他们的设想很美好——“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公尺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花草,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纳凉游憩。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然而,对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放弃老城重建新城几乎没有可能。
  
  梁思成激烈地与人争论、大声地呼吁。如杨鸿勋所言,他确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在当时一边倒的社会热潮中,他没有人云亦云。“我敢于争论,一个人没有主见是不行的。”
  
  梁思成又何尝不明白自己的“不合时宜”?1952年,他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文中劈首就是这句话:“研究中国建筑可以说是逆时代的工作。”他痛心地写道:“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摧残……这与在战争炮火下被毁者同样令人伤心,国人多熟视无睹。盖这种破坏,三十余年来已成为习惯也。”
  
  然而,轰隆隆的铲车声、一下下沉闷的大锤声还是淹没了梁思成的呼喊,古迹一点点消失,迎接他的是默默的悲苦:“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1956年之后,由于政治运动不断,加上繁重的行政管理和社会活动任务,梁先生很难再潜心学术研究。”那时伴在梁思成左右的杨鸿勋心里非常清楚:“他其实很想开展民居研究。”但只有一次,梁思成带着杨鸿勋和其他几个学生去了趟东交民巷,后来再也没有了第二次。
  
  因为,对梁思成的批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一天,梁思成来到清华大学建筑系馆,瘦小的身上穿着宽大的西服,戴着宽边礼帽,学生们围着他。梁思成指着帽子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梁思成,你们只要看这顶帽子就能猜着了——也是个“大屋顶”。苍凉中透着只属于建筑师的幽默与自嘲。
  
  还有更深的痛苦,埋在梁思成的心中。
  
  “我记得有天早上,我怕梁先生没起床,特意等到8点过后才去找他,谁知他早已呆坐在房里。见我来了,便说,‘昨夜不能入睡,思念林先生,于是干脆披衣坐起,背诵《长恨歌》’。”
  
  “还有一次,我去梁先生家汇报工作,见他趴着绘图。我要帮他,他说,‘不行,我必须亲自画。我在为林先生设计墓碑,这是我们以前约定的——谁先去了,由还在的那个人为他(她)设计墓碑’。”
  
  在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时,为爱妻设计墓碑是梁思成唯一能作的设计。
  
  “但就算再困苦再不如意,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信念和理想,他为建筑执迷一生。”杨鸿勋重复着,语气深沉。
  
  的确,虽然在梁思成生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脊椎病恶化,直不起腰来;但无论什么时候,他的人格都没有弯,他在精神上站得笔直。
  
  记者手记
  
  1972年,梁思成走了。
  
  但他所开拓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还在延续着。
  
  杨鸿勋说得好:“后人能取得任何成果,都是因为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当年的杨鸿勋,毕业分配时,被安排去挖防空洞,是梁思成担着风险,竭力挽留,让他当自己的助手,为的是不浪费一个建筑人才。
  
  跟在梁思成身边的莫宗江、罗哲文等人,在梁思成“从绘图板、丁字尺、三角板和绘图仪器的使用方法到削铅笔、擦橡皮等小技都一一地手把手教”的光阴里,成长为新中国第一批古建筑专家。
  
  由梁思成创立的清华大学建筑系,前三届学生几乎都成了今天的建筑界泰斗。而每年的9月,又会有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出现在这里,走进建筑学的殿堂。
  
  21世纪的今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城市在呈现现代性的同时也要珍视传统,在面向未来的同时也要回首往昔,这时,人们也想必会频繁地回想起,许多年前,一位建筑师和他的一生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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