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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迁徙何以变成城乡二元化?有户口才有粮食

2013年10月11日 09:30

来源:人民网-国家人文历史 作者:杨津涛 选稿:宋晓东

  原题:户籍制度:从自由迁徙到城乡二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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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50年代,城市居民凭粮票购买粮食

  中国人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户口簿的重要性,不管是入学,还是办什么手续,都要带一个户口簿复印件。而老师要一个班的小伙伴们做同一件事时,少不了叮嘱一句,有本地户口的同学要怎么样,是蓝印户口的同学又要怎么样。户口成了一个人身份的象征,拿着大城市户口出生的人们,享受着与农村孩子不同的待遇。那么,这样一套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将“反革命分子”打入另册

  现代户籍制度在晚清被引入中国,经过民国历届政府的完善,至1946年,国民政府终于制定出一部《户籍法》,在台湾地区沿用至今。中共真正开始探索户籍管理制度,是在内战爆发后。中共对新占领的城市实行军管,开展户口清查,废除国民政府旧有的户口管理方法,为建立新的户籍制度做准备。

  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政协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迁徙自由被承认为“人民”权力之一。

  中共建政初期,各地治安情况很坏,旧政权潜伏下来的特务与战乱年间盘踞山里的土匪活动猖獗。在华北,天津、北京等地相继发生纵火事件;冀鲁豫地区有26个县,在三个月内发生杀人事件55起,88人被杀。四川地区的情况更为严重,1950年初,成都西南的龙潭寺上万名土匪暴乱,杀死179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他们还进攻县城,有针对性地谋杀地方政府工作人员。长顺县的匪首支超初用刀砍死副县长等官员四人。西南局在给中共中央的汇报中估计,仅在川西公开活动的土匪就有104股,人数超过6万。

  为了打击“敌特土匪”的破坏活动,中共中央下令“镇压反革命”。为配合行动,公安部要求土匪、地主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特务和反动党团骨干等反革命分子到政府部门登记,交代身份。1950年11月,在第一次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上,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发表总结报告时说:“户籍工作是一项巨大的工作,做好了,对于我们保护人民利益,发现和控制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均有好处,并可得到很多供国家施政参考的有价值的资料。户籍工作有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保障人民的自由,对人民要宽,给以合法的最大方便。对敌人要加以限制,使之不能乱说乱动,一言一行皆在我掌握之中。”这次会议决定,先在城市建立新的户籍制度。

  1951年7月,《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出台,规定由公安机关统一管理户籍,以户为单位进行户口登记,包括住家户、工商户、船舶户、寺庙户等。如果一户人家的户口发生变更,不管是新添人丁,还是成员过世,都需要办理相关手续。条例中另有“来客住宿超过三日者,须向公安派出所报告”、“旅栈、客店均须置备旅客登记簿,于每晚就寝前,送当地公安机关检阅备查”等规定,让“敌特土匪”无处遁形。

  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套新的户籍制度,必须要对当时中国人口的基本情况有一个大概的统计。1953年的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为人口普查提供了契机——要选举,就要调查各地的选民情况。城市居民需要登记与户主关系、姓名、性别、年龄、民族和本人住地6项内容。统计结果显示,当时全国人口约为6.02亿,其中城镇人口约7725万,农村人口约5.05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次选举后,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制定了宪法,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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