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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丰碑设计建造中的故事

2013年10月8日 09:02

来源:人民网 选稿:奚亮

  六、纪念碑的绿地规划

  纪念碑的规划设计方案确定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碑南的绿地规划,即正阳门南经中华门(原清代大清门,门匾为林徽因之父林长民所书),通过门洞,规划成一条壮观的甬道。规划吸取了中国传统纪念性建筑(如天坛、太庙等)绿地布局的特点,按5米×5米的方格网种植松林,甬道左右各种植7行44排高低相仿的油松。当时,这些油松花了很大气力从北京远郊山区选定,并艰难地移植而来。纪念碑落成后,这里成为广场,清晨或日落前最为引人入胜。后来建造毛主席纪念堂时这里被拆除了。

  七、历史经验的启发

  人民英雄纪念碑在谋划之初希望能够尽快完成,当时百废待兴,需要克服重重困难,不断推进。但是,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并没有急躁,在设计和建造的各个环节中,都注重质量、精益求精,历时九年方毕其功。在营建过程中也一直存在争议,在建筑界,基于新古典主义与现代建筑思潮的不同学术观点一直隐隐存在,例如有人批评它太一般、陈旧,这未免难得公允,如前文所述,纪念碑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艰难的探索和创造过程。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之后,有些其他纪念碑加以模仿,如井冈山纪念碑。百家争鸣对学术、对建筑创作是必要的,一时难于下结论,允许充分争鸣,但是有些建设是有时间性的,不能无休止地争论下去,对于一些具有原则性的问题,在决策后就“定于一是”,这也是必要的。如前所述,在纪念碑的基本方案确定之后,设计也一直在改进中,从战略原则到具体实践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改进。事实证明,这一系列的改动原则上都是正确的,事后的效果也是很好的。试想如果当时采用了高台基加三个门洞的方案,一个高台基堵在广场的中央,那么1958年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就难于取得现有的效果。

  当然,“定于一是”也不能过早,在设计尚未成熟时就匆忙作决定,这难免会造成遗憾。例如,碑顶的方案当时分歧很大,梁思成先生原本的意图是用中国传统的碑顶形式,借鉴了嵩阳书院碑、北海的琼岛春阴等传统碑额,并加以创造,但是一般的反映都认为太古。后来梁先生病了,直到病愈,未再过问纪念碑的事,在刘开渠的主持下,选用了现在所使用的小屋顶的庑殿式的方案,此过程中由阮志大具体设计,还包括梁先生未确定下来的花纹等。在纪念碑落成之后,对于碑顶仍颇有争议,1959年,吴晗副市长主持国庆工程审查时,特意请参会专家多留一天,提供碑顶改建方案,但最终也未作出满意的结果。我写此文时,遐想将纪念碑的碑顶设计为传统的碑额并辅以现实意义纹样,而不是盖上一个一般化的庑殿顶,可能会更加风度不凡。总之,“百家争鸣,定于一是”,直到整个设计过程的完结,这可以说带有一定的规律性,并蕴含着指挥的艺术。

  此外,我还要特别缅怀该项目的卓越领导人薛子正同志。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由彭真担任主任,但主要的工作是在薛子正(当时为北京市政府秘书长,后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领导下一一具体落实的。如前所述,建筑家与雕塑家一时意见不同,薛子正特意将时任杭州市副市长的刘开渠调来,再未开大会,而是遇到问题开小规模的会来讨论解决,推进工作,在一些细部处理上他还曾邀请其他专家参与意见(如曾专门邀请杨廷宝先生来京讨论)。他作为领导非常认真,处事也很得体,既广泛吸收意见,又不乏个人的果断决策。薛子正是我回国后接触到的第一位领导干部,对于作为年轻学人的我非常爱护,我至今感念。薛子正为人爽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与梁先生难免见解不一,进行辩论,但是他非常精心地,可以说无微不至地照顾梁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文革中,梁先生几乎已经失去了自由,一个晚上他专门去找薛子正,说:“彭真被划为黑帮,我想不通”。薛子正非常着急,劝梁先生:“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什么都不要说,什么人都不要找,赶紧回去”。第二天,薛自己也失去了自由。文革后期,薛子正被释,杨廷宝、陈占祥和我都曾去探望过他。这件事是他告诉我的,革命友谊之深,实根源于共同的事业。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难得的精品,事隔55年,细细品味,气壮山河的时代巨浪,都凝聚在史诗般的建筑里,气象万千,今日思之仍激动不已,其中所蕴含的创作精神,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值得我们今天继续继承发扬,殷切希望中青年建筑工作者等能从中得到教益。

  (吴良镛,1922年生于南京,著名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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