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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前的策反行动: 绝密情报 国民党军起义

2013年9月26日 08:17

来源:东方网 选稿:贾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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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尔晋和王曼霞夫妇

    1949年2月16日,策反委与上海局外县工委通过国民党军工署驻沪第五军火库工兵组赵聚能,将地处上海东北角的江湾军火库引爆,全部库藏的美制最新军火连同库房设施化为灰烬。

  中央社会部在上海负责情报、策反工作的吴克坚派情报干部和警委所属上海市监狱党支部策反了上海市监狱典狱长王慕曾。当淞沪警备司令部发出绝密令,要把在押的政治犯等移送定海和舟山群岛时,他以押运费不够等理由拖延执行密令,并默许监狱党支部开展监狱斗争,使狱中的40多位同志幸免于难。

  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代局长陆大公通过地下党的工作,在5月25日向上海各警察分局发出“时局已变,各安职守,维持秩序,听候命令”的指令,下令各警察分局悬白旗向解放军投降,维持了上海市区的秩序,使苏州河以南地区,基本上没有发生抢劫、烧杀等破坏活动,并全力保护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有关文件、档案和武器。

  上海解放前夜,市警察局机动车大队、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大队机动车队,国民党两个辎重汽车团也分别起义。

  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也曾被地下党组织列为争取起义的对象。通过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陈仪尝试策动与其情同父子的汤恩伯起义。不料,汤恩伯一边敷衍,一边却向蒋介石告发,以致陈仪的计划败露,被撤去浙江省主席职务,遭到软禁。1950年4月被押解台湾,处以死刑。陈仪失去自由后,受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安排,蔡叔厚曾组织人员进行营救活动,陆久之就是承担此重任的其中一位。陆久之,因为与蒋介石的前妻陈洁如的养女结婚而被外界称为“蒋介石的女婿”。其实陆久之早在30年代便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和才干,活跃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之间。陆久之的父亲是汤恩伯的恩人,自己与汤恩伯曾是同班同学,他便利用这种特殊关系对汤恩伯进行策反。南京解放后,陆久之对汤思伯的策反工作步伐加紧,劝他尽快起义,做傅作义第二。但是,由于蒋介石突然把汤恩伯调到停泊在复兴岛附近的军舰上,策反工作中断。

  党中央对上海的帮会势力也极为重视,周恩来就做好杜月笙的工作转告秘密党员金山:“对杜月笙的方针,就是要他努力使上海不乱,保护上海所有船只、民航飞机、工厂、银行、公司、商店不受损失,不使南遣,等待人民解放军前往接收。”“杜月笙如果能这样做,不仅中共可以与他合作,上海人民也将宽恕他的既往。”杜月笙到香港后,在金山的安排下与潘汉年、夏衍见面。他保证,一定安分守己,并让上海的徒子徒孙不捣乱。这对稳定上海解放后的社会秩序起了一定作用。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了迎接人民解放军渡江,也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进行策反丁作。民革成立后,设立军事小组,小组成员之一王葆真被指派为京、沪一带的民革中央军事特派员。王葆真,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是国民党的元老。抗战爆发后,与周恩来、董必武等共产党人往来频繁,对党的政治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的战线政策深表赞成和信服。经过王葆真等人的联系和工作,当时驻防苏南的国民党政府军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刘昌义被吸收为民革党员。王葆真还策动时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后升任作战处处长)王之师及其军校同学冯永发,分别成立策反行动第一、二两个小组。王之师等曾将国民党“保卫大上海作战计划》和有关兵力部署情报交给王葆真转交中共地下组织。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槐也积极准备起义(但被蒋介石调往四川)。1949年2月,南京民革组织被国民党破坏,王葆真等人在上海被捕。

  1949年春天,国民党国防部陆军第十三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兼参谋长陈尔晋开始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策反工作。他在上海地下党员的密切配合下,与国民党五十四军、吴淞要塞舰队、装甲兵部队等进行了准备起义联络。5月初,陈尔晋请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派人到丹阳向人民解放军三野前敌指挥部陈毅、粟裕汇报“策应”具体行动计划。同时,他们还密划搜集上海浦东地区国民党江防军事防御图的具体事宜。不幸的是,他们的行动计划被特务探悉。5月9日,陈尔晋与妻子王曼霞以及从事策反工作的十几人相继被捕。5月19日,陈尔晋夫妇等在闸北宋公园慷慨就义。

    (摘自《浴火新生——上海解放图录》,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撰,上海世纪股份有限公司名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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