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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张闻天在中共党史上的十大贡献

2013年8月30日 08:31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程中原

  原题:被人忽视的张闻天在中共党史上的十大贡献

    张闻天(1900—1976年)是从遵义会议到抗战初期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是,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他毕生为党和人民建立的功绩,他的理论创造,曾一度被埋没,他本人更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事实上,张闻天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作的巨大贡献,铸就了他在中共党史上应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高度评价他在中共党史上的作用,肯定他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笔者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张闻天,这里根据多年积累的资料,简要评述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生的重大贡献和理论创造。

  1、在五四运动中,他是青年学生中自觉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邓小平称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情战士”

  在五四运动中,张闻天是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最活跃的学生之一。1919年8月19日至21日,他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第50号至52号上发表《社会问题》一文,明确提出要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进窥”(即观察)中国社会的变迁,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及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途径。他还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四个时代(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的学说来分析中国当时社会的“四大变动”,指出辛亥革命取得的进步被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废弃了,中国依旧退回到了封建专制时代。他明确提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办法是“革命”,“革命的目的自然是去士大夫阶级”,革命的方式“大约是同欧洲旧式的革命差不多”,“不过起革命的要是劳农界人(就是工人和农人)。”不仅如此,张闻天还明确论述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他说:“劳农界人去士大夫阶级的革命”取得胜利,“实行普选的民主政治”,“这是吾们第一步的办法”,在民主革命成功之后,“再讲第二步”,即社会主义革命。他进而简明扼要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涵义。此文还摘录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的十条纲领,突出地宣传了共产主义理想。

  我们知道,载有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新青年》“马克思研究号”因印刷延误是在1919年9月问世的,而在张闻天公开摘录“十条纲领”之前,只有成舍我于同年4月在《每周评论》上摘译、谭平山于同年5月在《新潮》上择要介绍过《共产党宣言》,因此,张闻天的全文摘录“十条纲领”是中国早期介绍《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文献之一。

  在五四时期,张闻天在文学创作、翻译、理论方面均有突出建树,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代革命文学家之一。他首先以翻译家现身文坛,先后在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报刊《小说月报》、《民国日报·觉悟》、《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译述《托尔斯泰的艺术观》、《泰戈尔对于印度和世界的使命》等。在当时,张闻天就是有名的“少年文学家”。他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又同萧楚女、杨闇公等共产党人一起,在重庆传播新文化,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邓小平在1979年召开的张闻天追悼大会上致悼词,赞扬张闻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情战士”。这是很恰切的评价。

  2、他积极参加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场论战中取得胜利的奠基人

  正当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的血泊中站起来,高举土地革命的旗帜,组织工农红军,创建农村根据地的时候,取消派却提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污蔑土地革命运动“只是冒险和高调”,指责在农村组织红军、创立根据地是“官僚的冒险主义政策”。他们还著书撰文论证中国社会性质是处在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作为其政治纲领的理论基础。张闻天连续著文,批驳取消派的谬论。他在《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一文中指出:“在目前的情势之下,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的前途是没有的”,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因此,“目前中国的革命还是民主资产阶级性的”,“土地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在打倒帝国主义与消灭封建剥削”。针对取消土地革命的主张,张闻天特别强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不可超越性,指出,“在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目的之中国无产阶级,绝对不能跳过这一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谁想跳过这一阶段,谁就会使中国目前的革命,遭到严重的失败,谁也就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张闻天的论文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最完整而且较深刻的著作,可以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场论战中取得胜利的奠基人。

  3、他是“左”倾领导集团中起来反对“左”倾错误的第一人,率先在某些局部否定共产国际、斯大林及临时中央的“左”的策略

  在1932年10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在“目前形势”报告中首先提出:“党内‘左’倾情绪的增长,自北方会议之后,的确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在革命危机在全国增长中‘左’倾是容易发生的。”会后三四天,他即写出《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批评文艺战线上“左”倾错误的两种主要表现:策略上的宗派主义和理论上的机械论,指明“使左翼文艺运动始终停留在狭窄的秘密范围内的最大的障碍物,却是‘左’的关门主义。”接着,他又发表了《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尖锐批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毛病,并用“党八股”一语加以概括。

  上述两篇文章,说明张闻天开始了从犯“左”倾错误到反对“左”倾错误的自觉转变。从政治上看,表明临时中央内以张闻天为代表,在文艺、宣传等局部开始对“左”倾错误有所认识,并开始承认中间力量的存在及其进步作用,开始在某些局部否定共产国际、斯大林及临时中央将中间力量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实行“打击中间力量”的策略。这是一个极其了不起的转变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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