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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遥远的地方:奔赴新疆建设兵团

2013年8月23日 14:45

来源:东方网 作者:吉景峰 选稿:贾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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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第一批上海青年到新疆

    进入60年代后,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上海面临的就业和升学压力更为严重。据1962年底统计,上海的社会青年约7万人,如加上明年暑假毕业不能升学的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则将达到11万人。这些青年人,绝大多数是未能升学者和工厂企业精简下来的职工,其中历届高、初中毕业生不能就业的约2万人,约占30%;被精简、退职或支援内地又自发跑回来的约3万人,约占45%;因各种原因中途辍学、退学的,共1.5万人,约占20%;被学校、工厂清洗下来的,约占5%。如此众多的社会青年滞留在上海,无固定的职业,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如何解决社会青年问题,已成为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课题。

  1962年10月到11月6日,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召开了关于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的汇报会议,会议明确要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国营农场要作为安置不能升学的城市青年的主要出路。从这次会议开始标志着国家在安置城市青年政策的一个巨大转变,即由各省、市各自组织安排转为由国家统一安排,费用纳入国家财政计划。

  由于上海没有比较大型的农场,而且从上海组织青年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实践来看,以垦荒和插队的形式并不完全成功,特别是1960年后,随着农业的连年歉收,知识青年同落户地农民的矛盾也逐步尖锐,倒流回上海的比例相当高。因此,必须走国营农场解决城市知识青年就业的路,而从农场解决青年安置工作必须从外地考虑。据1963年国家农办报告称,上海市计划减少人口13万人,争取完成15.5万人,其中还乡和落户插队安置的9.2万到11.1万人,占外迁总数的70%左右,这是上海压缩城市人口的主要去向,而上海市内要挑起这副担子肯定不行,因此,上海市要求中央和华东局作出跨省安排,最好调配到国营农、林、牧、渔场参加生产和支援边疆地区的其他建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新疆建设兵团成为60年代上海知识青年支边的重点。

  上海知识青年赴新疆建设兵团的工作,早在1961年就开始了,当年,有少量上海社会青年进疆,其中安置在新疆兵团一师的有近400名。1963年,周总理又指示上海市委派工作团到新疆建设兵团的农一、二师塔里木垦区,进行长期安置计划的考察。同年9月,国家农垦部部长王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他说:上海目前闲散的初、高中毕业的青年学生,需要安排的有十几万,过去新疆移民,没有贯彻执行中央领导同志“生产打下了基础,劳动熟练了,有对象结婚,就在边疆安家”的指示,建议今后采取征兵以组织生产部队的形式,首先是保证青年学生在吃穿用上面相当于步兵士兵的待遇(每月津贴可比士兵略低),每人每年伙食、服装、津贴等费用约250元到300元,3年后再评定农工工资等级,这样就能够巩固住;其次参军可以激发青年的革命精神和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荣誉感。军队形式的组织生活纪律性强,便于对青年进行管理和进行政治、生产技术教育,能够较快地成为有文化、有生产技能、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产业军。

  对于动员如此众多的青年到生活艰苦、路途遥远的边疆去,上海市委认为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先易后难,通过个别工作,培养骨干,以带动一般,对于资产阶级子女,也以教育为主,并不勉强动员。

  1963年以后,正值上海青年广泛开展学雷锋、学好八连、学解放军、学大庆的运动,他们对于到新疆建设兵团工作表现了相当高的热情,认为:一是政治上进步快,能够穿上军装到边疆去保卫祖国,是当时青年认为最光荣的事情;其二是生活有保障,除按供给制待遇外,还按艺徒标准发给零用钱,比起插队和农场,条件要好得多。此外,新疆旖旎的风光、优美的传说对青年人也有相当的吸引力。在短短的两个月中,报名去新疆的人数达4.5万人,占当时上海全部社会青年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1963年5月,上海市被批准到新疆的社会青年达1.5万人,从7月中旬开始分批到新疆建设兵团,到当年年底,又有5000名应届毕业生动身,使当年赴新疆建设兵团的人数达到近2万人,大大超过国家原定的1.3万人的计划,其中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占2000名。他们大部分被安置在塔里木垦区,分别被插入老部队,也有一些青年进入石河子农学院学习。

  1964年根据中央、农垦部的指示和上海市委的决定,上海动员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任务为3.5万人,其中社会青年1.8万人,应届初、高中毕业生1.7万人。上海动员知识青年到新疆建设兵团的工作也达到高潮。5月27日,上海市委召开盛大的欢送大会,副市长宋季文、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张浩波、新疆建设兵团干部部部长邱舟到会作了讲话。当月,上海有2.2万社会青年去了新疆。9月,又有近1万名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到新疆参加建设兵团。

  上海知识青年进疆后,基本上按照区、场对口的办法,即一个区的尽可能安排在一个农场,便于区、场联系,集中管理教育,除极少数留在机关工作外,其余分别安排在100多个生产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师、团(场)的各级党组织,都把这项工作作为政治任务来落实,从组织上、思想上、生活上关心上海知识青年,不仅保证了这批青年安置工作的顺利完成,而且为今后继续大批安置上海知识青年积累了经验。

  1964年6月,共青团上海市委对1955年以来上海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向上海市委作了报告。市委于6月6日批转了共青团上海市委《关于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总结报告》,市委的批语中指出,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上海市一项长期的重大政治任务,不仅是解决一部分青年的劳动就业问题,而且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培养可靠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一项革命性措施。同时,对于移风易俗,改变社会风气,也有着重大的作用。当前,首先应该对已经下乡的知识青年做好巩固工作。特别肯定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形式,实行解放军的一套政治工作制度和方法,教育、管理比较严格,有老兵带新兵的传统,在3年内实行供给制,衣、食、住都有较好的保证,更受欢迎。要求把今后去新疆参加建设作为上海知识青年的一个重要出路。《报告》还概述了1955年以来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1955年至1963年,上海共动员25批80118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到本市郊区安置的10批,26098人;到外地农村的15批,54020人,采取的安置形式,主要是到国营农、林、牧、渔场,其次是分散插队;再次是到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半工半读;还有一批青年到江西、浙江农村建立农业合作社和生产大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代表。

  1965年和1966年上半年,上海又分别组织了3.1万多名知识青年到新疆参加建设兵团。在这批青年中,涌现出了杨永青、鱼姗玲等一大批先进分子。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批知青榜样,使新疆建设兵团成为五六十年代上海知识青年垦荒支边建设中最为成功的地方。据1985年统计,仍留在新疆建设兵团工作的上海知青为3万人,是全国人数最多的知青群体。

    (摘自《艰难探索1956-1965》[当代上海党史文库],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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