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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忆湘鄂西苏区肃反:许光达不负伤早被杀

2013年8月2日 09:14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作者:黎白 选稿:宋晓东

(四)

  在“肃反”问题上,贺龙身为中央分局委员、军委领导成员和红三军军长,不能说毫无责任。但是,他曾多次与夏曦进行斗争,也多次救出一些遭到逮捕并准备处决的职务较低的同志。对于这场错误的“肃反”,贺龙也有一个认识过程的。

  这里,我叙述一下与这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一段往事。

  1961年4月20日下午,贺龙给我们讲完了整个红二军团和红二方面军的历史事实后,问我们还有什么要了解的,可以问。只有我向他提出了三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湘鄂西肃反问题。我说:“您那时是分局委员、省军委副主席、红三军军长,如果您当时更坚决一些,像段德昌等同志,是不是有可能不被杀害?”

  贺龙回答说:“那时,我是个新党员,只懂得遵守党的纪律和服从组织决定。肃反的中期和后期与夏曦也确有过多次尖锐的斗争,但是最后总是认为按党的纪律只能服从他。起初,中央指示湘鄂西要进行肃反,还批评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开展肃反不力。当时,国民党强大,我们弱小,斗争残酷。中央说有反革命打进苏区和红军,我们也是相信的。后来,夏曦不停地一批又一批地杀人,其中有许多人都是大革命时期就跟我的,怎么会是‘改组派’呢?我才怀疑,才和夏曦有了分歧,进行斗争。夏曦说我是军阀出身,我不怕,是不是他说我是军阀,我就变成军阀,我心里有数。只是怕弄不懂党的政策,搞错了。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按中共中央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中央代表、中央分局书记更有最后决定权。哪怕所有的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书记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捕杀师、团干部,我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对基层人员,只好不征得他的同意,就下令释放,夏曦皱着眉头不吭气,人也就放了。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我向关向应政委建议让他代替夏曦当中央分局书记,关向应严肃地批评了我。我那时政治水平不高,一些事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搞垮自己?心里很苦。”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被“专政”打入“牛棚”。在1967年冬天,国防部副部长兼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的专案组来到我所在的单位“提审”我。我被“专政”的多个帽子中的一个帽子就是“反党篡军大野心家贺龙的黑干将”。所以,许光达专案组“提审”我,自有原因了。他们首先给我看了毛主席批示成立专案对许光达进行审查的文件,然后,问我有关许光达在我们编写战史时讲过的一段话是否是事实。我如实地讲了这条揭发许光达“罪状”是不真实的,并且应他们的要求,写下了文字证据。他们已经完成了向我调查的任务,却突然问我:“我们在提审编委会几个将军时,他们说你在编写战史时期是唯一当着贺龙的面反对贺龙的,是吗?你能不能讲一讲?”

  我回答说:“我没有当着贺龙的面反对过他。”我就把1961年4月20日下午贺龙讲完了红二军团和红二方面军历史后,我向贺龙提问的问题以及贺龙如何回答的告诉了他们。我还说:贺老总讲完,十分激动,泪流满面,悲痛不已,一下子跌坐在沙发上。贺龙的夫人薛明同志立刻说:老总累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10余名同志,包括许光达,都一起离开了贺龙的家。出门的时候,一位领导同志批评我说:你为什么向老总提这样的问题?我回答是:因为我执笔,我搞不清楚怎么写?

  我向许光达专案组这样讲,当时并没有察觉其中利害,我讲时用了贺老总、薛明同志、许光达同志这种称呼,这在当时一旦被发现,至少会受到一顿责骂,或来一阵“喷气式”,给自己添一点儿“罪行”的。幸好,他们大约是忽略了。

  过了30年,我参加《贺龙传》的编写工作时,我分工修改的内容包括了上述这段历史,我在研究如何写这一段历史时,再次提出了在1961年4月20日下午,在贺龙家里谈及红二方面军历史时我的提问、贺老总的回答。我认为这次回答可以认为是贺龙同志一次很重要的正式讲明他自己对当时“肃反”认识的、极少有的讲话,是应该写入传里去的。只是有一个问题,因为1961年那次谈话,是贺老总已经讲完了历史,停止了录音之后,我才向他提问的,所以,没有留下录音和记录。不过,听到贺龙讲话的,目前也还有一两位将军和几位编写人员健在,他们会记得的。经过反复研究并找了几位当时在场听过贺龙讲话的同志加以核实,最后决定把这一段话写入《贺龙传》中。

  在这里,还可以补充一点当时贺龙讲过的有关的话。谈到“肃反”杀了许多指挥员时,贺龙朝许光达说:“光达啊,国民党在你肩膀上那一枪打得好哇,你负伤送到上海,疗伤去了苏联,不然,‘肃反’开始,你是第一批就会杀掉的。和你一起从中央派来的孙德清,就是头一批让夏曦杀了的嘛。”

  许光达说:“我运气好些子啰!也是必然性的偶然性吧!”

  他们这个对话,表面上是笑谈,内心却是深沉、悲痛和苦涩的。我当时坐得离他们很近,他们的语调、神态,我看得很清楚。当然,那时谁也不会料到,他们一位元帅、一位大将居然会在十年浩劫中被诬害逝世。

  对于贺龙在“肃反”中所能起到的抵制作用,1961年4月,他所讲的认识,我当时就认为是真实的、合理的,也是很朴实的。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这十年浩劫,我对贺龙讲过的那段话,体会得更深了一些。我想,凡是对“文化大革命”有过亲身体会的人,就会理解贺龙在1932年对待“肃反”所能持那样的态度,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按照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间特别长久,所给党和革命的损失特别重大,但是这个时期党,因为有广大干部、党员群众和广大的军民在一起,进行了积极的工作和英勇的斗争,因而在许多地区和许多部门实际工作中,仍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在战争中,在军事建设中,在战争动员中,在政权建设中,在白区工作中)。正是由于这种成绩,才能够支持反对敌人进攻的战争至数年之久,给了敌人以重大打击,仅因错误路线的统治,这些成绩才终于受到了破坏。”

  以湘鄂西地区的情况而言,中央这个决议的估计和结论是符合实际的。贺龙等一批同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却不能在错误路线统治下起到改变错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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