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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忆湘鄂西苏区肃反:许光达不负伤早被杀

2013年8月2日 09:14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作者:黎白 选稿:宋晓东

  到了1933年12月,红三军在返回湘鄂边这一年中,主要就是“肃反”,与敌军很难进行有效的战斗,只能在优势敌军攻击下辗转应战,四处流动,没有获得一个可以立足的小块根据地,也因而没有获得短暂的喘息机会,变成了“流窜”。这时,红三军又由9000余人锐减到3000余人,相当于两个团的人数,却并没有两个团那样的战斗力了。缺粮、缺衣、缺弹、缺药的情况更加严重,加上仍不停止地进行“肃反”,红三军已濒临毁灭的边缘。此后,也由于贺龙等不断与夏曦进行斗争,夏曦不得不采纳了一些改变具体政策的建议。尽管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左”倾路线,但有助于改善红三军的困难处境。不久,红三军进入黔东地区,流动了一年半之久,终于获得了一块贫穷、不大的立足点,扭转红三军历史的立足点。

  进入黔东,形势相对稳定,红三军内部也在起着积极的变化,夏曦除了仍坚持零星“肃反”之外,其他方面的工作改变,他不反对也不积极。实际上,他只要不蛮横干扰,事情就好办得多了。于是,红三军重建了政治部,政委关向应至此时才有了一些工作上的主动权。又陆续配备了一些团政委和连指导员,恢复了军党务委员会和党、团组织,提拔了一批干部,开办了两期干部大队,培训学员600余人。在1个多月时间里,建立起沿河、德江、印江、酉阳等县苏维埃政权,先后组成了1500人的5个地方独立团和400人的10个游击队,又将千余当地“神兵”及各独立团一部合编成黔东独立师。到了1934年9月,黔东根据地已拥有5个县,17个区,67个乡政权,10万以上人口,并且分配了土地,不仅稳定了局势,也为不久迎接并与红六军团会师奠定了基础。贺龙对黔东时期的工作评价说:“黔东这个时期的工作,是红三军的一个很大的转变,肃反停止了,提拔了一批干部,建立了党,恢复了政治机关,在各县建立了游击队和独立团,扩大了红军,建立了根据地,这些都是转变。”

  193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交通员到达沿河地区,带来了中央5月6日的指示信、中共五中全会决议和全苏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共中央的信中,根据1933年和1934年春对湘鄂西地区了解的情况,对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肃反”中的错误给了严厉的斥责。指示中写着:“你们在肃反中犯了不可容许的严重错误,以肃反工作代替了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是极大的罪恶”,“除了你们自己少数人外,完全不相信群众与自己的同志……而将反革命的力量夸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以致使你们终日陷入疑神疑鬼的恐怖生活中,这种恐怖遂造成了你们把肃反当作一切工作中心的根本错误!……这样的肃反如继续向前发展,可以走到你们自己少数人也互相猜疑、猜忌与不信任的结果。我们绝对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党政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这种估计完全是不正确的,夸大的!事实上改组派只是最少数……照你们那样的估计,不但在党的路线上和对群众方面要发生严重的错误,而且使人不正确了解湘鄂西失败的原因,同时会把自己在这个时期所犯的各种最主要的错误掩盖起来。”指出:“坚决纠正你们的错误肃反路线,立即恢复党内正常状态,自下而上地恢复和建立各级党和团的组织。”

  8月初,湘鄂西中央分局开会通过了《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对夏曦所犯错误进行了初步批评。尽管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决议是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高峰时期的产物,中共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信同样也是“左”倾高峰时期的产物,但批评了夏曦在湘鄂西进行的3年“肃反”和其他一些错误,使夏曦准备进行的第五次“肃反”胎死腹中,未能实施,并停止了“肃反”,使红三军中长期存在的人人自危情绪从此开始减轻,因而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可以看出夏曦本来是全力推行中央“左”倾路线的,而他所亲自领导进行的“肃反”错误严重到连“左”倾的中共中央也不能容忍,可见他在“肃反”问题上走得多么远,比“左”倾的中央还要“左”得多。这可以看出在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中由于“肃反”所造成的后果是多么严重了。

  在这里,我引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中第一部分的基本总结的一段:“湘鄂西的‘肃反’,虽然也同全国其他根据地一样,是在当时中共中央的总的指导下进行的,但有其显著特点。一是打击面宽。湘鄂西各根据地、军队、地方机关和人民群众中无一例外都开展了‘肃反’运动,‘左’倾统治所及之处,无不深受其害。二是时间长。大规模‘肃反’持续了两年多时间,虽然区分为四次,但间隙很短,或者没有间隙。三是由‘肃反’错误发展到解散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机关,大大削弱了党的领导,导致了根据地和红军建设的大倒退。四是革命的骨干力量损失惨重。大批领导干部被错杀,而且以反第四次‘围剿’期间战斗十分紧张频繁的时候捕杀的数量最大。军队的领导机关被严重削弱;地方党委、政权机构几乎全被摧毁。各级地方领导机关,完全没有力量有组织的动员,率领群众进行反‘围剿’,失败之后则更少有领导群众做恢复工作的,以致苏区全部沦为白区,隐蔽斗争也很少得以坚持下来。这当然也同红军和各级地方机关仓促撤退,缺少坚持斗争的有力措施有关,但为害最甚、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摧残革命骨干,整垮了党的组织。这种情况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是比较少见的,是湘鄂西革命斗争史上最惨痛的教训。”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各根据地的党组织不按照中共中央指示进行“肃反”是不可能的。但是,尽管“左”的“肃反”政策是中央制定的,而各地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政治品质和政策水平仍对“肃反”造成损失的严重程度有着直接的极大的关系。湘鄂西“肃反”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作为中央分局书记的夏曦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以至于1934年10月,红三军与红六军团会师后,在总结湘鄂西“肃反”教训时,有人提出湘鄂西真正的反革命、改组派只有夏曦一人。当然,实际上夏曦也并不是暗藏的反革命和改组派。他后来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担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做了有益的工作,在长征途中牺牲。红二、六军团为他召开了追悼会,对他的功过作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结论。在“肃反”中深受其害而幸存下来的同志,在情感上难于平复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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