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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忆湘鄂西苏区肃反:许光达不负伤早被杀

2013年8月2日 09:14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作者:黎白 选稿:宋晓东

(二)

  湘鄂西肃反的具体起因是以逼供信办法审讯了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张锡侯。他供出与天汉县军事部和游击队的某些人有勾结,准备在5月18日举行暴动。因此又逮捕被供出的人,再逼供,成为“改组派”的人就供得越来越多了。同时,关向应在红三军军部驻地吴堰岭审讯一个违反群众纪律的红八师特务队长时,供出了“红三军中改组派军事委员会的情况”,招出了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己等一批师、团、营干部。肃反从此在湘鄂西苏区和红军中展开了。

  身为红三军军长的贺龙见到他的部下不断地因“改组派”名义被捕,而捕人却从不通知他,更不与他商量。有时,正在作战,夏曦从后方派人带一个抓人条子交给在前方的红三军政委关向应,关只能执行,却也不与贺龙商量。1932年12月19日,原湘鄂西省委书记杨光华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承认:“逮捕重要分子系由中央分局负责同志与省委少数负责人和省保卫局长共同决定。”由于省委一些领导人及保卫局局长也被“肃反”肃掉了,杀一批,换一批,再杀一批,再换一批,所以,不久就变成由夏曦一个人决定就执行的局面。

  贺龙回忆这段历史时说:“红三军的‘肃反’是军部住在吴堰岭时开始的。红八师的特务队长犯纪律——杀鸡、杀牛吃,关向应同志把他捉来一整,他承认了是‘改组派’,第二天就捉了胡慎己。这时,后方的‘肃反’已经大规模展开了。‘肃反’是后方先开始的。不久,军部回到洪湖,芦冬生同志的特务队就被调去到周老咀专门看守‘改组派’犯人去了。”

  “夏曦之不相信党,早有表现。在文家墩战斗后,他就下令捉了孙德清,孙是在与我一同到七师师部时被捉的。同时被捉的还有七师的政治部主任孙之涛,孙是四大文豪之一。那时捉人都是夏曦给关向应一个条子,关即按照夏的指示捉,条子根本不给我看。文家墩战斗之后,在红三军中大肆捉人。被捉的人都知道下场不妙,走时,武器、皮包等等都作交待,并且走两天白区没有人跑,如果他们是反革命会这样吗?”

  “洪湖的区县干部在‘肃反’中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一直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那时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洪湖失败后,夏曦与红三军在大洪山会合,在那里打圈子时,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比如捉樊哲祥、谭友林等,理由就是因为他们曾在段德昌的领导机关刻过油印。”

  为了准确阐明第一次大规模“肃反”的情况,这里引用当时湘鄂西省委书记、“肃反”主要主持人之一杨光华在1932年12月19日所写的给中央的报告。《报告》中写着:分局决定在肃反中对红军中的营以上干部,地方政权中的区委书记以上干部是不准“自首”的。也就是他们只要当成“改组派”而被捕,唯一的路就是被处死。这个决定是由夏曦主持制定的,“只中央分局、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和省政治保卫局长、红军政委知道。”对其他人一律保密,其中包括省军委副主席、红三军军长、中央分局委员贺龙在内。《报告》中还写着:“分局和省级党政群领导机关中除了几个高级领导人和少数事务人员外,都是反革命或反革命嫌疑分子;宜昌特委和沔阳、江陵、川阳、天汉、天潜各县县委都是清一色的反革命;江南、潜江、监利各县县委和襄北特委除个别人不是反革命或嫌疑分子外,其全部都是反革命;京山、荆门、云孝县委书记和大部分区委书记、各县保卫局人员都是反革命。差不多每个地方党的支部中都有反革命组织。省军委参谋部的七个科长,红三军的参谋长,红八师师长,三个师的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三个师政治部的组织、宣传科全体人员,大部分的团长、团政委、团参谋长,大部分的营长和一些连长,后方军事部门的大部分负责人,多数县的军事部长、游击队长,也都是反革命……”

  杨光华的这份向中央的报告是湘鄂西苏区第一次大规模进行“肃反”后的当年写的,也就是洪湖苏区斗争失败,杨光华单身离开洪湖到达上海后住进中央机关时所写的,与展开“肃反”的时间相距很近,他又是除夏曦之外参与主持“肃反”的省委书记,因此,他所写的这份万余言的报告无论从事实和观点上都是符合当时真实的。

  贺龙在谈到杨光华时说:“杨光华同志对一些错误是有责任的。他是省委书记,为什么省委要作决定取消红三军军部,改编红三军为五大团?为什么江南失败省委要作决定处分段德昌与陈培荫呢?在建党、土改方面的错误,杨也有责任。在‘肃反’问题上,杨的观点很坏,他是肃反三人小组的一员,他应该写一点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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