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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忆湘鄂西苏区肃反:许光达不负伤早被杀

2013年8月2日 09:14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作者:黎白 选稿:宋晓东

  这期间,红三军在贺龙、邓中夏率领下早已在1930年10月离开苏区,渡江南征,转战湘鄂经年,至1931年10月才与在洪湖的红三军第九师会师返回苏区。贺龙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见到早就相识的夏曦。

  贺龙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得知六军讯息后(六军即红九师),我即写信叫李士奇去接段德昌,信上并请邓中夏同志签了字。李士奇同志是苏联回来的,出身是工人,湖北人。第二天,德昌就来了,并给我一封信。信是夏曦写的,信的内容主要是说:在上海与我分手后就到苏联去了,后来当选了候补中央委员。回来后,中央派他到湘鄂西中央分局任书记,我是委员等……”

  “三军回来后发生的争论的起因是很早的,根子是九师出去的一个谈话和一个决议。夏曦刚进洪湖,九师在朱河成立了。江南失败前,段德昌率九师打周老咀和老新口两个据点,准备把周老咀、老新口、新沟咀联成一片。正当九师节节胜利向前发展之际,夏曦在周老咀把伤兵遣散了。段德昌对夏曦这种做法表示不满意,批评夏曦同志是退却逃跑和悲观失望,并说这种情绪会把苏区搞失败的。水灾发生后,周老咀的堤防垮了,周围一片汪洋,只剩几根堤了,夏曦犯了严重错误,把地方工作人员散伙,伤病员送回了家,后来,部队没有饭吃了,夏曦才开分局会议,讨论出路问题。于是就决定九师出击。先是夏曦给九师负责同志谈,说九师任务第一是接主力回洪湖,第二是发展襄北,并决定由万涛接任邓中夏为三军政委,以汪洋守周老咀、老新口、新沟咀。德昌打了周家矶又坐船打沙洋(当时周围皆是洪水),进至刘候集,又接到分局决议。决议内容和谈话不一样了,改变为:九师任务第一是开展襄北工作,第二才是接三军回洪湖。照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两个任务九师是完成了的。接回了红三军,与襄枣宜打通了,还拔除了几个据点。但这时敌人对江南苏区大举进攻。敌人进攻江南苏区时,夏曦没有集中队伍去江南援助,又没有给以正确的指示,自己怕负责,要找一个人开刀。江南苏区失败最后就归罪于段德昌和陈培荫同志。从周老咀到刘候集共是三百里,其中一百八十里是水路,刘候集又没有敌人,你不是可以叫九师回去的吗!”

  “三军回来后,在竹根滩、潜江,连到四次代表大会引起了三次争论。说九师只完成了接回红三军的任务。潜江会议上大家集中火力批评夏曦,争论没有结果。九师出去时只有一个多团,回来时又扩大了一个团,这些功绩夏曦一概抹杀,并令省委作出关于九师行动的决议,挑起他们反对段德昌(省委当时有杨光华、彭之玉、崔琪、马武等人)。主要争论是关于江南失守,也联系了立三路线和退却逃跑。段德昌不同意这个决议,他责问夏曦说:江南苏区失守是你的事还是我的事?部队可以调,你为什么不调?你谈话在先,决议在后,你谈完话我们就走了,怎么怪我们?况且当时平地皆是水,在襄河两岸怎么开展游击战争?夏曦同志无言以对。”

  “再是与我的争论。他说红三军南下回洪湖是一贯的错误。三军回来打钟祥、岳口,并派一个师搞粮食,有什么错误?实际上夏曦是与整个新前委争论。新前委有万涛、刘鸣先、孙德清、段德昌、陈培荫和我,万涛任书记。在竹根滩打了6天仗就争论了6天,部队无人指挥。会上,党的同志、军事干部都批评夏曦。他只是把眼睛闭起,一闭可以闭半天,可是一睁眼就要杀人,我说他和关羽一样了。大家批评他,他回来后就给大家处罚,以省委名义作出决定,取消军部、师部,三军编5个大团,干部降级使用。大团有7000人,小团也有5000人。这样一来,更加引起了干部的不满。许光达是打龙王集负的伤,这颗子弹打得好,不然早就叫夏曦杀了。”

  “回到周老咀后,问题更加复杂了,并没有撤我军长的职,可是连房子也找不到一间住了。那天晚上,我就住在李剑如的家,同住的有李剑如、艾逸之(外号叫马克司)。3个人睡了一晚上。(李剑如是原孙中山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卫士长,是工人出身,原叫去当独立师师长的,后来留在九师当政委。他在苏联时,就与二十八个半作斗争的。)次日,我与夏曦同志谈了一天,他还是抓住前头那几个问题不放,斥三军南下是一贯错误,斥九师丢了主要任务,他老婆还在一旁替他帮腔。在第二天又闹了一台,我就把问题一件一件地数给他听。我说,我是军分会主席、三军军长,可是省委却可以随意作出决议取消军部、师部,你说是执行不执行?你的谈话和决议两个东西是不是阴谋?江南失守是谁之过?处分了段德昌又不去通知他,对吗?三军南下错在哪里?我说,你来洪湖才几天,地形不熟,与红军关系不深,与群众不熟,组织三军前委,不要政委万涛同志参加,是非驴非马的组织,你给所有干部以处罚,今后怎么再与他们见面?你办的几件事,哪一件是有党性的对得起党的。我当军长连房子都没有住的。最后,夏曦才不得不点头,给我找了房子,才又恢复了军部。其实夏曦在当时是十分孤立的。在刘候集会师时,万涛曾侧面告诉过我说‘出将入相’,当时还不清楚是什么意思,过后才明白是夏曦的阴谋。”

  “在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前,下面对夏曦同志领导的不满情绪很严重。湘鄂西临时省委秘书长兼省苏维埃秘书长尉士均是到上海,到中央告夏曦的状。中央听了尉士均的汇报之后,派关向应同志来湘鄂西。尉、关二人同路来洪湖,关在船上说服了尉士均。关为什么能说服尉士均呢?因为关是带着中央的观点来的,他尚未与地方干部见面,实际情况不大了解。”

  1931年1月22日至30日,湘鄂西苏区召开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夏曦在政治报告中通盘否定了从1927年秋收暴动及创造苏区以来的一切成绩,强调了在他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绩,再次引起与会绝大多数代表的强烈反对和批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加分局领导并担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和红三军政治委员的关向应在大会上传达了中央支持夏曦的指示。中央把万涛等同志抵制和批评夏曦一系列错误作法指责为“对中央分局进行反党的派别斗争,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小组织活动。”中共中央这个错误的结论,不仅迅速扭转了大会的方向,更主要的是确立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湘鄂西地区的全面统治,确定了夏曦在湘鄂西党和红军中的最高权威地位,使他可以独断专行、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导致湘鄂西苏区推行“肃反”并无限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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