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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忆湘鄂西苏区肃反:许光达不负伤早被杀

2013年8月2日 09:14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作者:黎白 选稿:宋晓东

  1959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发命令: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三个战史编辑委员会,编写三个方面军的战史。其中,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主任为贺龙元帅,副主任为许光达大将。杨秀山兼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编写的领导工作。我当时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奉调参加红二方面军战史的编写,至1962年战史初稿完成。

  在3年的编史时期,我们查阅了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历史原件和其他历史文献、敌伪资料和档案,也访问过凡是能找到的当时职务比较高的敌、我、友各方面人士。1961年2月2日和4月18日至20日,当时湘鄂西地区红军和苏区的主要创始人和最高领导人之一的贺龙,几次向编委会第一组即湘鄂西组的编写人员及有关领导同志谈了他从1927年南昌起义在广东地区失败后返回上海奉中共中央指示开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起,一直到1934年10月与红六军团会师止的历史。其中,相当详尽地谈到了1932年至1934年在红二军团(即红三军)和湘鄂西苏区的“肃反”。

  下面,我就以回忆贺龙谈“肃反”为中心,联系以后对这一问题的调查研究和进一步的了解,对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作一回顾。

(一)

  贺龙所在的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从1932年5月到1934年夏,先后进行了4次“肃反”。长达近3年的“肃反”其直接恶果是丧失了湘鄂西苏区范围内最大的洪湖苏区及兴山、秭归、巴东苏区,襄阳、枣阳、宜阳苏区,荆门、当阳、远安苏区,均县、谷城、郧阳及房县苏区和实际上已不成为苏区的湘鄂边地区,使整个苏区已经没有一块哪怕是很小的根据地,以贺龙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一块可以使红军立足之地了。而红三军主力从2万余人消弱到仅剩3千余人,苏区原有的各独立团、赤卫队除先后编入主力之外的武装也大都损失殆尽。苏区的丧失,红三军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形势下,形成了被动的流窜,濒临绝境,陷入崩溃的边缘。

  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中所进行的“肃反”,时间之长,诬杀同志之多,恶果之严重,超过了当时党所领导的其他苏区和红军。湘鄂西和红三军的“肃反”并不是由湘鄂西中央分局创造的,它来源于当时的中共中央,而“肃反”这个名称却是来源于苏联共产党。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苏联政权建立不久,在列宁领导下即组织了由捷尔任斯基主持的“全俄肃反委员会”,专门负责肃清反革命分子和怠工行为的事宜。1930年6月20日至7月13日,苏联召开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认为“托洛茨基分子已经完全堕落到孟什维克主义的立场,变成了反苏维埃、反革命集团。”“资本主义的包围势力企图削弱和破坏苏联的威力,于是就来加紧其在苏联内部组织杀人凶手、暗害分子和间谍匪帮的工作。”“法西斯主义找到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这样一批忠实的仆役,他们不惜充当间谍,进行暗害勾当,从事恐怖暗杀和军事破坏工作,力图使苏联遭到失败,以期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苏维埃政权用坚强果决手段惩罚了这班人类蟊贼,铁面无私地惩治了这班人民公敌与祖国叛徒。”
  
  苏联共产党(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通过共产国际的指示传到中共中央。193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红军第一方面军中进行反对“AB团”的大规模肃反,但并没有波及其他苏区和红军。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指示下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亲自控制下,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六届四中全会,组成了以忠实执行国际路线的、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从而,第三次“左”倾路线通过中共中央迅速控制了各个中央分局、各个苏区和红军。在进行肃反的问题上,中共中央进一步指令各个苏区和红军要加紧“为着肃清AB团与一切反革命派而斗争”,同时,派张国焘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夏曦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在组织上采取了措施。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损失的肃反,从此就在苏区和红军中全面地展开了。

  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的肃反,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展开的。

  在这前后,中共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多次发来内容涉及“肃反”的指示。关于当时湘鄂西党组织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凡是对中央派来的分局书记夏曦提出政策、方针方面尖锐分歧意见的,中央都笼统地认为是“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和“机会主义派别、两面派”对党、对中央分局和国际路线的进攻。说在湘鄂西“苏区内还隐蔽着不少反革命派别——国民党、改组派、北极会、硬肚会等”,湘鄂西的党组织“还未开始有系统的大的破获”,应该“很好利用鄂豫皖苏区肃反的经验”,“发动群众先发制人地迅速消灭”反革命组织,“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肃反工作”。

  贺龙回忆说: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所展开的“肃反”,是中央三令五申后,并且批评湘鄂西中央分局执行不力之后才迅速展开的。不过就湘鄂西情况而言,也有其自身的原因,党内矛盾早已尖锐化了。

  夏曦作为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的积极拥护者、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春到湘鄂西,下车伊始,就全面否定了原来的党、政、军卓有成效的建树,引起了除去两三个领导人之外所有的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的批评,引起了苏区各级领导人的不满。

  当时,夏曦虽受到广大干部的批评,却固执己见,自认为正确,矛盾日益尖锐,湘鄂西省委只好派人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请求指示。而中共中央仅仅在几个具体问题上纠正了夏曦的错误,如纠正了撤销红三军各师师部等等,但在总的方针、政策、路线方面是完全支持夏曦的,甚至指责批评夏曦的同志是:“一部分敌人以至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立三主义者、邓中夏信徒,必然会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错误来作复仇的斗争,来攻击中央分局的整个路线,以致攻击国际与中央。”还要中央分局对那些怀疑、不同意、不满和不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同志,进行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这自然给夏曦打了气,助长了他错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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