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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上海帮会 第八章 显露亮光(附图)

2013年6月26日 09:35

来源:上海档案信息网 作者:陆其国 选稿:朱恬

  17.戴笠与上海帮会

上海租界的外国士兵和日本占领军

  张树声离开了沦陷的上海,先到开封,后至重庆,本着“慨国难之严重,痛民族之颠危,知帮会往昔复国御侮之精神如能加以调整足为抗建大业之助”的理念,先后编写了《民族精神》(又名《通漕道义》)、《民族精神续录》。

  1937年7月24日《申报》有这样一段文字:“君等搞战,忠勇激发,无忝于我民族英雄之本色,今者政府态度坚决,人民万众一心,前线士气,必益涨起,杀敌图存,千钧一发。海潜韬晦沪滨仍愿本总理反清复明精神,率海内素以保障民族为职志之在乡健儿,请缨政府,群起与彼周旋,粉身碎骨,亦所弗辞,谨布衷忱,用以互勉。”

  此是当时寓居上海的洪门五圣山主向海潜,在这一年的7月21日发给北平宋哲元将军暨二十九军全体将士的部分电文。7月25日向海潜致电蒋介石:“潜虽不才,愿以在野之身,统率海内健儿,与暴日一决生死,一息尚存,义无反顾,悲愤待命,无任屏营”。

  另一位青洪帮首领张树声离开了沦陷的上海,先到开封,后至重庆,本着“慨国难之严重,痛民族之颠危,知帮会往昔复国御侮之精神如能加以调整足为抗建大业之助”的理念,先后编写了《民族精神》(又名《通漕道义》)、《民族精神续录》。张在书中指出:“民族精神团结之根本,在‘义气千秋’四字。……今则国难当前!声也不敏,生逢斯时,愿我同道,本基督救世博爱之精神,并以老庄之静虚、利他济物为体;以禹墨之勤苦,立身行道为用。人人却私奉公,勇于赴义,庶几唤醒人心,挽救狂澜,济此国难,或有裨益也。”为了表达内心强烈的仇敌情绪,张还作了一首歌词:“君不见撼山河,冲牛斗,叱咤风云,一当千,举世震惊,怒狮吼。又不见古城要隘沦为墟,肉作弹兮,臂当车。百万将士拼一死,百万头颅筑一垒。炮火猛,寇入深,凭我支撑宇宙心。核心何所丽,惟此大侠魂,能把乾坤紧……”

  此时,杜月笙积极协助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杜月笙和其门徒陆京士、汪曼云等人都是这个后援会常委,杨虎、张啸林等人系监察委员。杜月笙还担任抗敌后援会筹募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啸林、金廷荪、黄金荣、徐寄庼等帮会中人任委员,负责筹募支援各抗日部队的经费。

  1947年出版的《上海时人志》记载:“八·一三”抗战期间,仁社社员、五行山成员崔锡麟出任国民党三十二师少将参议兼三十二师司令部驻沪办事处处长,负责劝募抗日军用物资。仁社、五行山青洪帮对此大力支持。在一个多月血战期间,源源不断地将汽车、石油、无线电器材、军衣及罐头食品等送到三十二师办事处,托崔送往前线。恒社骨干、上海邮政总工会常委张克昌在闸北一带救护伤兵,并在难民救济协会担任遣送难民的工作。黄金荣在战后“集资收容难民,施给医药米面”。

  这时候,戴笠受蒋介石委派,到上海找杜月笙、向海潜、王晓籁、钱新之等人商议将帮会力量组成别动队。蒋介石在一份电报中令戴笠与杜月笙合作,限一月内组成一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即别动队,任务是配合国军作战,在上海近郊牵制狙击日军,并协同保安部队,严防和肃清敌谍、汉奸的骚扰活动。蒋介石还给这支游击部队以“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名义,直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

  苏浙行动委员会委员有杜月笙、戴笠,还有时任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上海金融界代表贝祖贻、钱新之、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方代表俞作柏、张治中,以及张啸林、杨虎、向海潜等。

  蒋介石让戴笠出面找杜月笙,也是考虑到戴笠与杜月笙等上海青帮头子的关系。戴笠于1926年进入黄埔军校后,一直追随蒋介石。之前戴笠曾在上海待过,寄居在在商务印书馆当职员的表姐夫张冠夫家中。戴笠不务正业,混迹于流氓群中,因此与杜月笙相识,杜月笙比戴笠大八岁,两人结拜为兄弟。此事被戴笠表姐知道后,开始反感这个表弟继续寄居在自己家里,这也从另一方面促成了戴笠萌念离开上海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的决心。

  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赴日,戴笠也闲居上海,在经济上得到过杜月笙的帮助。1932年戴笠担任国民党的特务处处长,在上海成立了一个秘密工作的“上海区”。由于特务无法在租界进行活动,戴笠就利用杜月笙的青帮势力协助自己。而真正让戴、杜二人结为生死之交,是缘于一起贩运毒品案发。

  那是杜月笙被蒋介石委任为禁烟委员会负责人期间,戴笠的特工人员在上海南市破获了一起贩运毒品大案,毒枭是杜月笙手下人。杜月笙得知此事后,心生焦虑。显然,事情揭开,杜月笙会大丢面子,甚至被清出禁毒委员会。尽管杜月笙与戴笠是结拜兄弟,但这毕竟是大案,杜月笙也不知戴笠究竟会如何处置。思来想去,杜月笙决定托杨虎向戴笠送上三十万元支票。

  不料支票送去后,不仅被戴笠原封退回,而且将破获的毒品也一起退还。杜月笙心里七上八下了,不知道戴笠是什么意思。于是就请自己的律师出面,邀请戴笠赴宴,想当面问个明白。不料此举又被戴笠谢绝。杜月笙觉得戴笠太不给他面子了。

  就在杜月笙心神不定的时候,戴笠却秘密去见了杜月笙的律师,说他拒收支票,不赴杜宴,都是出于他和杜月笙是知心朋友才如此做,是为了避人耳目。至于毒品一案,他不会上报,也不会泄露。

  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为纵队编制,设总指挥部,下辖五个支队,以帮会和工人为基础,其中杜月笙的门徒几占一半。别动队组建后分布于浦东奉贤、南汇和上海县等地,接替国民党正规军驻防。由于缺少系统的军事训练和作战经验,在与日军的作战中遭遇败绩。资料记载,1937年11月9日,第一、二、三支队开始投入狙击日军精锐部队的进攻,第三、五支队配合国民党五十五师某旅坚守南市三天。11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后,第三支队第九大队在国民党正规军撤退的情况下,在青浦狙击日军遭溃败。此役别动队四支队在苏州河北岸全部阵亡,五支队化整为零转入地下,一、二支队赴浦东打游击,三支队一部分撤回租界。别动队在“八·一三”抗战中牺牲一千五百多人,伤者约五百。

  别动队在上海抗战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也暴露出帮会分子身上的劣根性。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205号情报员关于上海青帮等流氓集团活动情况的报告(1939年2月23日)》,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之初,一名国民党情报人员即致函戴笠:“上海流氓,恶习甚深,今日我军在上海获胜,彼等假爱国之名,讹诈人民,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作威作福,无所不为。明日我军放弃上海,彼等即做汉奸工作。”事实果如这名情报员所料,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被日军击溃后,“弃械逃至租界,被法租界捕房搜出国币达十余万之多”。这名情报员说:“试问如此巨款,从何而来?彼辈流氓之榨压平民,抢劫财物,当无疑义”。

  上海沦陷后,别动队还有残部撤至皖南屯溪、歙县附近。1938年1月,戴笠将淞沪抗战溃散的正规军八千多人与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皖南部队合并,宣布改编为“忠义救国军”教导一团(又称第一支队),戴笠兼任团长。忠义救国军初时虽也袭击日伪军,但更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搞磨擦抢地盘;到后来干脆暗中勾结日伪军攻打新四军,与抗日渐行渐远。

  上海沦陷前,杜月笙去了香港,把秘书徐采丞、管家万墨林、总账房黄国栋、帐房朱文德等人留在上海。据黄国栋回忆,临走前杜月笙说抗日战争已更紧张,估计日本人将对他有所举动,所以不得不离开。吩咐留下来的人要胆大心细,仍按他的指示办事,并规定朱文德代万墨林写信和发电报。

  黄国栋说:“杜到香港后电报给我们四人,嘱咐所有事情应照他昨晚所谈的办理,如有人到上海来找我们,只要有他的介绍信,都要好好接待,所托办的事,都要一一照办。”

  杜月笙在香港,就任国民党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1939年11月,杜月笙从来港的徐采丞那里得知高宗武、陶希圣欲脱离汪精卫汉奸集团,重新投奔重庆,即飞赴重庆向蒋汇报此事。蒋给高宗武写了亲笔信,由杜月笙转交高宗武。最后由杜月笙具体策划,高、陶二人在青帮势力掩护下,秘密离沪赴渝。

  徐铸成在《杜月笙正传》中说,陶希圣系北大毕业生,曾在上海一所大学任教;高宗武从事外交工作,因文章为汪精卫赏识,而被罗致汪伪政府内阁外交部。“七·七”芦沟桥事变后,高宗武秘密去过几次东京,奉蒋、汪之命,和日方暗中商谈条件。当时汪精卫等人称主张积极抗战的人为唱高调,自命他们这些人为“低调俱乐部”,陶、高皆系此中健将。“1938年12月,汪秘密逃出重庆,在河内发‘艳电’(艳是廿九日的代日韵目),公开响应日本近卫内阁的招降声明,主张谈‘和’。接着便秘密到了上海,公开投敌。许多‘低调俱乐部’的成员和汪的死党,如周佛海、陈公博及陶、高等也分头溜出了‘大后方’,到上海投奔敌伪,纷纷落水。”后来陶、高二人为什么忽然翻然大悟,弃暗投明呢?“据了解内情的人说,‘日汪密约’商订前后,汪伪政府就准备开锣登场。安排席位时,前几把交椅,都由汪及陈公博、周佛海等占了。余下的,凡有实权实利的,也都由汪的亲信如林柏生之流霸占,还要分配给一些‘前汉’(指王揖唐、梁鸿志等汉奸)。留给这两位‘书生’的,是‘教育部长’、‘外交部次长’等冷交椅,因此,落水一场,有些后悔了。没有这一点‘内因’,无论蒋、杜花多大气力,恐怕也是拉不动的。”

  杜月笙在香港还为蒋介石充当说客,想让中国民主同盟常委梁漱溟改变抨蒋立场。1941年,梁漱溟在香港创办《光明报》,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影响很大。是年9月,蒋介石趁参政会即将开会,想通过王云五、李石曾邀请梁漱溟赴渝晤谈,遭梁漱溟拒绝。蒋介石无奈,只得让杜月笙出面。杜两次将梁请到香港大洒店饮茶,说:你与其将言论发表于报端,不如当面向蒋先生陈明。杜还表示愿意陪梁同行,担保蒋不会将他扣留。杜越说越激动,后来干脆拿青帮信义向梁保证。梁则表示,他的言论主张不外是民盟大家共同的主张,民盟总部现在重庆,故他没有必要去重庆。

  但凡在香港有什么要紧事,蒋介石愿意叫杜月笙去办。

  孙中山的亲密战友、早期同盟会会员、四川辛亥革命主要领导人杨沧白居住在上海,汪精卫千方百计想让杨沧白出任南京伪政府要职,先派丁默村当说客,遭杨沧白严正拒绝后,又改派褚民谊当说客,杨沧白更是连面都不见。杨沧白对家人说:“就是死,我也不会到南京去做官,我的骨头没有那么贱!汪精卫是什么东西!”又说:“这些家伙以为我穷就会当汉奸,我早看穿了,连国民党的官我还不想做,还会当汉奸!”

  汪精卫还是不放过杨沧白,干脆和日本人勾结,想拉杨沧白落水。杨沧白意识到处境的危险,对家人说:“看样子,汪精卫之流和日本人是不会放过我的了,我总不能一年四季在上海过躲躲藏藏的日子呀!为了不当汉奸,为了这条老命,我只有和你们分手,一个人先逃了!”

  此时蒋介石担心杨沧白为汪精卫利用,于重庆政府不利,遂让孔祥熙派人保护杨沧白乘船赴香港,同时致电在港的杜月笙迎接杨沧白。杜月笙很乐意做好这件事,不料那天,蒋介石紧急电召杜月笙赶赴重庆。杜月笙与杨沧白缘铿一面,杨由老友许崇智迎接。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杜月笙恰巧离港驻渝,于是就寓居下来。杜月笙不清楚自己此次在渝会住多久,不甘做一个平庸的寓公,要在重庆成立恒社分社,并将总社从上海迁至重庆临江路10号。他在重庆发展的恒社社员除了各业名士,更吸收了一批军统特务。其间杜月笙还依靠恒社的帮会势力,在重庆开设中国通商银行分行。

  抗战期间,受国民党控制的帮会在武装抗敌、策反肃奸、物资运输等方面做了一些有益于民族的事情。但应该指出的是,在国难深重、民族危亡之际,也是上述帮会,却依然不改旧习,从事非法经济活动,危害社会,并与中共为敌,破坏民族统一战线,又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全民族的抗日救亡大业。

  杜月笙在香港时与戴笠挂钩,成立港记公司,在重庆和香港分别设有机构。1939年,杜月笙结识四川省银行董事长潘昌猷,经杜月笙向蒋介石说项,潘昌猷被封存在涪陵白岩洞的三千八百多担烟土获准启封,全部交由港记公司销售。为此,戴笠派出武装押送装载鸦片的四十辆卡车通过战区,迂回运至广东,最后销售到香港和沦陷区。发国难财的还有前面提到的言辞铿锵的向海潜,1941年他利用帮会势力从事单帮走私,自上海运出大批棉纱及其他物资,经金华、江山转运至桂林牟利。

  18.抗战中的青洪帮

坐落在枫林桥的国民党上海市政府

  1937年10月,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致函尚未离沪赴港、时任上海抗敌后援会主席的杜月笙,说八路军“开入晋北,血战经月,已迭予日寇重创”,目前因“经费限制,防毒装备缺乏”,要求杜月笙提供帮助。杜月笙没有让潘汉年失望,雪中送炭。提供八路军所需。

  由于外敌入侵,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受到刺激,帮会最初作为城堡意义的“原意识”也随即被一下子激醒,帮会曾经给社会留下的不良印象,也多少得到了一些挽回。

  抗战爆发前,上海洪门天华山主龙襄三为帮会手册《海底》作序时指出:“及‘九·一八’后,洪门前辈志士,以国土丧失,民族意识消沉殆尽,洪门团体仍有再行组织之必要,长江各埠纷纷倡议,尤以海外各埠及南洋群岛诸志士,咸主张严密组织,加紧团员训练,为政府后援。”

  1934年冬,青、洪帮分子徐逸民、范文照、杨宝璜、邱汉平、韦敬周、崔锡麟等人在上海筹建洪门五行山,意为用金木水火土的一切物质力量来消灭侵华日军。这六人中,除了崔,其他五人均在美国留过学。徐是外科医生;范是建筑工程师,上海青年会宾馆、上海音乐厅等建筑皆出自他的设计;杨是英国怡和公司上海海洋轮船部经理;邱是律师;韦是中央造币厂厂长。1935年3月6日夜,五行山在上海法租界某寺庙中秘密举行开山仪式,推举汪禹丞为山主。汪1916年左右加入青帮,大字辈,安徽人,参加过辛亥革命,当过南京临时总统府孙中山的卫队长,并在淞沪警察厅任过职,又在申报馆负责总务工作多年,1931年出任安徽旅沪同乡会主席。汪禹丞改写了一些洪门传统诗句,将抗日爱国的内容加入其中。如:“高烧红烛照山堂,洪门义气万年长,中华儿女心如火,民族前途放异光。”“五祖堂前万载香,同心合力定家邦,凯歌高唱班师日,痛饮黄龙喜更狂。”

  邱平汉将洪门十条十款作了修改,改后的十条为:“一、打倒日本小鬼;二、继续反清复汉;三、收复东三省;四、消灭满洲国;五、反对投降卖国;六、铲除一切汉奸;七、反对外国侵略;八、不做外国奴隶;九、义气团结,互相帮助;十、有福同享,有祸同挡”。十款中也有“不准屈服投敌”,“不准私通敌伪”,“不准卖友求荣”等新内容。

  当时洪门各山头互不联络,在社会上影响有限。汪禹丞开山后不久,提议筹建一个洪门联合体,得到各洪门团体的赞同和支持。日后在上海老西门关帝庙召开了“洪兴协会”成立大会。鉴于洪门内汪禹丞声望最高,向海潜势力最强,大家公推汪、向二人会协会理事长。抗战爆发前,向海潜常派代表到英商上海电车公司向洪帮工人们讲洪门革命的故事,宣传抗日,还召集申新五、六、七厂,怡和洋行,和平洋行等企业的洪门弟兄,向他们灌输团结抗战,不仅要抱洪门义气,还要抱中国人的义气的思想。

  姜豪在《洪门历史初探》中写道:“八·一三上海抗战期间,洪门中很多人支援抗敌,如开办伤兵医院,慰劳前线将士,救济难民等工作。也有搞游击队的,如五行山的汪禹丞和我搞过东南国民抗日自卫军。当时五行山有些弟兄在上海县、嘉定县和江阴县等处联络地方保卫团遗留下来的一部分部队,准备搞游击队,汪禹丞和我计划把他们集中起来统一指挥,曾用东南国民抗日自卫军名义,派杨鸣孝下乡联系,我并把情况通过秘密电台向国民党中央汇报。其后重庆军事委员会派人来沪同我联系,我就把几个地方的关系介绍给他们,其中江阴部队有三百多人,枪百余枝,主要是原来地方保卫团人员。后来听说这些部队都参加了新四军。”

  再说说青帮。1932年3月,杜月笙、黄金荣等人受聘为国民党政府定于4月7日召开的国难会议会员。杜月笙与王造时等国难会议会员签署了一个要求抗日到底,结束党治,实行民治的提案。

  也是这一年,杜月笙、张啸林、陈亚夫、朱学范、王晓籁联合李公朴、史量才、刘湛恩、李登辉等人组织“废止内战大同盟会”。杜是该会的五个常委之一,他和张啸林又是该会经济委员会的委员。经济委员会有十名委员,专门负责筹集反内战的捐款。“集合全国人民为废止内战之运动”为该会宗旨,章程中说:“如有政治纠纷发生足以引起内战时本会应劝告双方信任若何民意机关(正式国民代表机关未成立前法定民间职业团体可替代之)调处之。任何一方绝对不得以武力解决。”“不幸内战竟发生时,本会团体会员及个人会员应一致拒绝合作,更得采用非武力之适宜方法制止之。”

  1936年,恒社成立三周年时,杜月笙向社员提出的八点希望中,第一点就是希望“忠国家”。他认为:“强邻虎视,朝不保夕,于此非常时期中,凡属中国国民,皆当卧薪尝胆,忠于国家……恒社诸友,鉴此危亡,其各发挥能力以复兴民族为己任必矣。”

  据《恒社月刊》纪念号,恒社社员陆殿栋如是说:“目前中国的问题……是要如何挽救危亡,如何共图生存,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把为个人为家庭为少数人谋利益的力量,全部转移到大多数人民与整个国家的身上去……我们全体同人,放弃个人利益,为国家为民族着想,牺牲奋斗,一致抗敌,我们中国才有出路,我们恒社才能恒久。”

  恒社常务理事陈达哉说道:“不可生依赖之念。论者恒谓日本并吞中国,列强亦有利害关系,当不能坐视,此误解也。列强认并吞不当,而发空洞之公道主张,固也,然何济实用。”

  1936年4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李立三等人,在苏联秘密会见出席第二十届国际劳工大会的中国劳动协会负责人朱学范,提出为了工人利益,双方合作联合抗日的主张。

  朱学范于1924年考进上海邮局当邮务生,后来投入杜月笙门下,利用帮会在工人中开展活动。中国劳动协会是1935年2月成立的,在该组织七名常务理事中,有四人是杜月笙门徒。据朱学范的《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一文,李立三在回忆1924年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时曾说:上海工人工作中最大的问题是帮会问题。第一次搞工人工作时不理青帮,结果资本家利用青帮使浦东日华纱厂的斗争失败。第二次李启汉加入了青帮,但过于相信青帮,结果被青帮头子出卖,也失败了。朱学范坦陈他自己也是在加入青帮后,“对帮会与工人运动的关系有了相当认识,对立三同志的话有了实际的体会,而且在与世界各国工会交往中,深感中国工人运动中遇到的帮会问题及其复杂性,在世界各国工人运动中是罕见的”。

  加入杜门青帮后,朱学范还组织毅社,吸收大批职工入社。朱学范意识到:“因为抗日救亡运动兴起,职工大众更加关心社会活动,感到抵御外侮,反抗中外资本家压迫,已有的兄弟会、姐妹会等组织的力量太小,迫切要求扩大联合,参加爱国运动和一些进步活动。”

  193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负总责的张闻天提出:“可以供我们活动的公开组织为数是很多的。……各种封建的秘密结社,……只要是有群众的团体,我们就应该进去工作。”

  1937年10月,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致函尚未离沪赴港、时任上海抗敌后援会主席的杜月笙,说八路军“开入晋北,血战经月,已迭予日寇重创”,目前因“经费限制,防毒装备缺乏”,要求杜月笙提供帮助。

  杜月笙没有让潘汉年失望,雪中送炭。提供八路军所需。不仅在物质上,据《扬帆自述》,1938年11月,中共党组织想方设法出版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和《鲁迅全集》等书籍,此时尚滞留在租界“孤岛”的杜月笙买下不少,烫上“杜月笙赠”的金字送给各大图书馆。在扬帆看来,杜月笙这样做的目的,是“以标榜‘抗日’并与中共拉关系”。徐铸成在《杜月笙正传》中说,杜月笙到了香港后,曾向中共代表潘汉年表示,决不让他的门徒妨碍中共的救国活动,言之凿凿。

  1938年春,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兼主任徐特立,在长沙会见了准备筹组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的朱学范,向他表示赞同和支持。

  帮会中有人同仇敌忾,也有人与敌声气相投。正如在上海邮局有朱学范团结职工抗日救亡,也有人走向反面。据朱学范回忆,上海邮局的张克昌曾组织畅社,后来张克昌投向敌伪。1938年,张派人在上海组织汉奸工会,畅社中多数人深明大义,不愿附敌,但也有人产生动摇。此时,中共地下党及时出面,推动部分畅社成员,以“畅社热血分子”的名义发表公开信《告畅社弟兄书》——

  仁侠好义,守信不移的畅社弟兄们:

  吾人自参加本社的第一天,即宣誓为家尽孝,为国尽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弟兄们义气通天,有福同享,有祸同当。本社门生,个个应该在家为孝子,在国为良民,投名师,访义友,修桥补路,养老济贫。因为我们光明正大的宗旨,山高水长的义气,所以弟兄们相敬相爱,社务也因之而扩大。乃今竟有不肖分子,利用本社之名,招摇撞骗,假借会宾楼聚餐,引伪中华工人福益会秘书者高丽人林资炯,宣传投降,企图蒙昧众弟兄,危害邮政主权,既有害于国家,又陷弟兄于不义。念吾社一贯清白,今竟沦为汉奸,遗臭万年,应速警醒,表明自己“忠孝节义,誓不做汉奸”的立场,对于勾结敌寇,认贼作父之沈某、戴某,鸣鼓而攻之,永远不使我光明磊落之社,容有此辈无耻之徒!凡我黄帝子孙,中华民族的儿女,均得擒而诛之,专此告白。

  这封公开信发表后,极大地震动了畅社成员,再经过畅社中的中共地下党做工作,使其中大多数人坚定地站在了“为国尽忠”、“不做汉奸”的立场上,孤立和打击了少数变节分子。

  说起变节分子,提一下青帮通字辈常玉清。

  曾经在法租界公董局任职的薛耕莘在《我接触过的上海帮会人物》一文中回忆,1930年代初,日本特务川岛芳子来上海、南京收集国民党内部的情报,并唆使日本和尚在上海虹口虬江路放火,烧毁抵制日货有效的三友实业社,最终引发“一·二八”淞沪战争。这时候,常玉清秉承川岛芳子的命令,派人到苏北盐城等地物色了五十名十岁左右的男孩子到上海,然后送往日本黑龙会培训。

  1937年初,“这些孩子全部以日侨身份调回虹口,到江浙沿海调查中国军队驻防情况及海防布置。‘八·一三’中日开火后,这些孩子伪装卖棒冰,到南市、浦东、闸北中国军队驻防的地点收集各种有关情况。南市地区的集中地设在原法租界东新桥大街爱多亚路口面朝东的一爿冷饮店内,店主姓吴,小名阿毛,前浦东陆家嘴日华纱厂工人。每天晚上十时,孩子们将收集的情况汇总后,由吴乘云飞出租汽车送往住在公共租界爱文义路117号的一个日本人。”

  1937年8月下旬的一天,法租界东新桥民国路租界铁门口,巡捕搜查出入租界的居民时,发现三个卖棒冰的男孩身上有很多日本银元,遂把他们送进公董局,审讯者是薛耕莘。于是吴阿毛被捕,后来枪毙;被日寇利用的这些男孩全部遣送回苏北。

  至于常玉清的下场,薛耕莘说:日军占领闸北后,常玉清担任闸北地区维持会会长,又在日军特务机关长楠本大佐领导下,组织黄道会,企图假发扬黄种人的道德来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抗战胜利后,常玉清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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