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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上海帮会 第一章 殊途同归(附图)

2013年6月26日 09:35

来源:上海档案信息网 作者:陆其国 选稿:朱恬

  3.起义队伍中的人声帮影

1845年,英领事巴富尔与上海道台宫慕久订立《租地章程》

  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合影  

  只见城外芦草丛中一下子冒出了无数头裹红布的脑袋,像一蓬蓬燃烧的火苗映照在灰暗的大地上……这些红布冲进洞开的城门,很快汇成一片红色的光焰,仿佛要把一切他们容不得的东西彻底焚毁!

  上海出现了帮会的影子。

  但这块土地暂时还没有为帮会,尤其是青帮的生成发展,提供足够的先决条件。这样的契机出现在租界产生以后。

  第一次鸦片战争终于以清政府的失败宣告结束。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是这场战争的直接后果。它使中国沿海的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口岸的门户全部向英国人敞开。条约第二条还规定,英国人带同家属家眷寄居上海贸易通商无碍。大英君主可派领事驻沪,专理商贾事宜。

  1843年10月,中英《虎门附加条约》第七款进一步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地区租地建房。于是,这年11月8日,时任印度陆战队炮兵上尉的巴富尔偕同随员来到上海,成为首任英国驻沪领事。巴富尔到任后,很快谒见上海道台宫慕久,并和后者商定在上海县城借姚家大宅设立领事馆。

  上海宣布开埠后,部分在广州的英国商人首先来到上海。这些英国商人一进入上海县城,就喜欢上了这里。他们要求在这里购地建房。但这一要求没能如愿,因为县城民众不愿意将土地和房屋出卖给外国人。英商们于是就去领事馆找巴富尔。后者又只得去找上海道台。宫慕久听明白后,也只能两手一摊,说,房产和土地是老百姓的私家财产,官府不能强迫他们出卖。

  英国商人尽管心有不甘,但一时又无可奈何,最后只能在城外乡间先找了个地方将就住下。巴富尔劝慰他们暂且忍耐,并保证,他会在最短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

  不料英商们的居住问题尚没解决,巴富尔对领事馆的着落又大伤起脑筋。原来姚氏大宅作领事馆用房仅仅让巴富尔满意了几天,在后来的几天里,那里几乎成了上海县城老百姓的参观地。那些英国人从早上起床洗漱、刮胡子、用早餐,以及抽雪茄、喝咖啡等等,都引起落后闭塞的上海县城老百姓强烈的好奇心和窥视欲。

  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成了上海县城老百姓的“参观内容”,巴富尔大为恼火,下令平时也将门一律关上,严禁外人擅自进入。

  “外人”可以不进入,但领事馆里的英国人却不能不出去。这不,那天巴富尔和宫慕久一人乘一顶大轿出了领事馆大门,就被人群围了好一会才得以脱身。巴富尔大为不满地朝上海道台发火道:“这里的老百姓太野蛮了,你应该严厉惩治这些刁民!”

  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上海道台回答了一句:“不是老百姓进入领事馆,是你出现在他们面前,你能阻止他们看你吗?”

  话是这么说,但作为地方官,宫慕久看着英国人频繁出入上海县城,他也有点担忧,县城治安不是很好,真出了什么事,他也担待不了。

  这时候,巴富尔要求宫慕久根据条款划出一块土地作为专供英国侨民使用的“居留地”,巴富尔希望这块“居留地”是在县城外面。

  宫慕久觉得这样也好,华人和洋人分居两处,可以避免发生纠纷。于是,经过谈判,并呈请两江总督核准,1845年11月,宫慕久以一纸《上海土地章程》的出台,公布了和巴富尔的最终谈判结果:将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以南的土地租给英商,英国人可以用简单的市政设施如道路、码头、雇用更夫等维持居留地。但中国政府保留土地管辖权、行政管理权、司法审判权。

  中国第一块外国人居留地——英租界就此产生。根据《上海土地章程》,外侨在居留地内租赁土地属于“永租”性质,并由上海道在租地契纸上加盖钤印。契纸原为“出租地契”,盖上上海道官印后,即称“道契”。

  步英国后尘,相继出现在上海的另两处租界是:美国在今虹口区域设立美租界;法国在今卢湾设立法租界。

  上海出现租界,除了给居住在租界内的外国人带来各种便利,也给日后上海帮会,尤其是青帮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我们在后面的故事中会发现,上海青帮发展到后来,已如一个毒瘤。而毒瘤必有所依附才能生成,它依附的最佳土壤就是租界。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土壤,它才得以生成发展,乃至壮大。

  租界一经确立,即日益成为独立于中国行政法律体系之外的国中之国。租界的特殊地位,使它成为摆脱中国封建社会控制、躲避中国连年战祸和各种灾祸的一块“乐土”。住在中国的外国人自然而然会把他们国家的物质和文化引入租界,最能体现这方面内容的,当数市政建设和娱乐业。前者体现了西方生活观念中人的生存质量,而后者的文明色彩,则显出租界生活情状的另一种层次。于是,人们就相继看到了租界辟筑道路、建造地下管道、设立路灯、栽种行道树等市政设施。后来又出现了煤气、自来水、电灯、电话、电报。再后来,西方国家马路上的电车、汽车也行驶在了上海街头。乘在行驶中的电车上、汽车上,透过车窗,眼前不时掠过电影院、戏馆、游乐场、舞厅、弹子房等,这些内容吸引着那些下野军阀、失意政客、逃亡地主和富家子弟趋之如鹜,纷至沓来。

  陆续出现在这块“乐土”上的,还有心怀各自目的和不同念想的来自西方国家的各式各样“冒险家”。民国时期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他们是相关的。开埠后的上海,由于外国廉价工业品的倾销,洋布排挤土布,洋船驱逐沙船,东南沿海农村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遭到了破坏。随着原先通过运河北运的漕粮改由海运,大批水手因此被遣散,但见漕运所经之地,到处聚集着失业水手。因生计无着,他们有的哀声叹气,有的抱怨咒骂,更有人情绪愤激,摩拳擦掌……

  上海租界人口数量日益增加,城市规模逐步扩大,上海在一步步迈向大城市的行列。

  这样的情状固然给民国时期的上海注入了某种活力,但同时也给这座城市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生活无着的原漕运水手、农民、手工业者,为了生存,成群结队涌入上海谋求生路,就给上海出了难题。

  不错,上海确实需要有人来为它服务,但这样的人是有讲究和数量限制的,这就注定了在涌入上海的人群中,会有一大批人找不到工作。而这部分人又不甘心失去机会,于是就滞留在城市碰运气。天长日久运气依然无着,他们中的许多人便沦为乞丐和流浪者。最后有人被逼急了,就铤而走险,开始偷盗、抢劫或绑架。从事这样的勾当,一般会自发地结成帮,团伙作案,他们知道这样更容易得手。选择目标还往往是外国人出没的处所。当年的洋泾浜大桥(今延安东路外滩)旁的法国领事馆就曾是他们翻墙而入,进行偷窃的地方。法国人梅朋、傅立德合著的《上海法租界史》一书中还写道,有一个上百人的团伙得知徐家汇天主教神父寓所藏有大量食物,便准备对此下手。后来因为走漏消息,法国领事进行了干预,那个团伙才没能得手。

  上海县城也出现了抢劫偷盗,甚至绑架杀人的事件。针对的对象多是老百姓。老百姓没多少钱,但他们一般多子女,绑架这些人家的孩子竟成了这些团伙的生财之道。

  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经济的活跃,这样的团伙越来越多,成分也越来越复杂。提出这一点很重要,上海在历史上就与沿海各省及内地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自五口通商后,这种密切的经济联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使上海迅速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各地商人、买办、运输工人,甚至游民纷纷涌入。游民多为广东、福建,还有宁波、江西等客籍居民。游民中许多人原先都曾加入过当地帮会,到上海后,他们先前以乡土关系作为纽带的帮会组织,便借着上海这块土壤迅速发展起来。如小刀会最初出现于福建帮,1850年前后在厦门重建后传入上海,其创始人为李仙云。他是兴安会馆的董事,1851年7月,英国殖民者为在上海建造跑马厅,强占兴安泉漳会馆公墓,李仙云曾领导对英抗议。

  再如刘丽川。刘丽川于1820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一户农民家庭。鸦片战争后曾去香港谋生,1845年在香港加入反清的秘密结社天地会。1849年刘丽川来到上海,在上海当过经济人,做过丝茶栈的职员。由于他乐善好施,有一副侠义心肠,又懂医术,常为人看病,所以深得乡党推重,广有人缘,不久就成为上海地区广东籍天地会成员的首领。后来他的影响远远越出了广东帮。这些帮声人影,在著名的上海小刀会起义中,得到了一次痛快淋漓的亮相机会。

  小刀会起义发生前,参与各种帮会的游民在上海留下的口碑,说一句众怨人怒,决不为过。史料记载,南方小刀会、天地会中的游民进入上海以后,不少人从事偷窃或抢劫,也有人贩卖鸦片和聚众赌博,并以此为生计。除此之外,他们还“聚党成群,索诈铺户”,“甚至白日持刀,抢劫行旅”。这已不是一般的打家劫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分明像土匪强盗了。再如我们前文提及的福建帮主李仙云,“出入乘舆,拥众自卫,……各牙行商号每有货物到埠,必先纳银与李处,上岸时始免掳抢。”这样的作派,这样的腔势,哪有半点为民请命的征候,有的只是帮会头目耀武扬威,前呼后拥,不可一世的架式。尤其是以护送鸦片烟土为业的游民,往往为争抢生意,结成帮派,互相争夺,刀棍相向,鲜血飞溅,折射出游民身上沾染着的帮会恶俗顽劣因子。

  与外来帮会比较起来,上海本土乡帮中人,则收敛许多,不仅毫不张扬,有的甚至还有点温良恭俭让。土著帮会主要有罗汉党、庙帮、塘桥帮和百龙党等。罗汉党是以嘉定南翔为基地的会党。庙帮是以宝山县彭浦镇为中心的帮会组织,因镇上有彭大王庙而得名,故又称彭王庙党,头目叫潘起亮。塘桥帮是以南汇县塘桥为中心的帮会组织。百龙党的名号,系因上海县招募乡勇而得名,《青浦县志》记载:“时兵备道吴健彰招广勇,私号双刀会党。知县袁祖德招闽勇,私号乌党。邑绅招乡勇,私号百龙党。”可见作为官场中人的吴健彰和袁祖德,也都借助控制帮会力量,以供自己使唤。

  前面说过,上海小刀会起义使各路帮会中人有了一次痛快淋漓的亮相机会。而引发这些身影出现的一个人物,倒并非出自帮会,而是青浦农村,他就是青浦县塘湾农民周立春。周立春为人热情,乐于助人,其女儿周秀英也颇有乃父之风,路见不平,好打抱不平。周秀英从小习练武术,有这底气。

  1852年的一天,青浦知县余龙先极不明智地突然下令,强令农民补交三年以前已张榜公告免交的钱粮。那次免交是因为青浦遭遇了一场天灾,几乎导致庄稼颗粒无收。虽事隔三年,青浦农民依然没有缓过劲来;一点可怜的收成,缴了租,还了债,所剩无多,好多人家正为以后的日子缺粮犯愁。此时余县令一纸钱粮补交令,对他们简直就是雪上加霜。连续好几天,周立春到处都听到乡亲们唉声叹气。周家尽管眼下还不缺粮,但也并不充裕。本来他就不平于县令的出尔反尔,看着已是家徒四壁的乡亲们叫苦连天,周立春决定率领众乡亲抗交钱粮。抗交钱粮就是向清政府叫板,肯定为清政府不容,没好果子吃。但周立春已顾不得了。

  周立春振臂一呼,那些正处于绝境中的农民便应声云集到了他的麾下。他们胜利击退了前来催粮和镇压的差役、清军。周立春在四邻八乡一下子名声大振,更多的农民团结在了他周围。

  一场更大规模的官民冲突紧接着爆发。这样的冲突换一种说法,就是农民起义。当时上海县城的刘丽川他们也正在酝酿起义。他们选择的季节是冬天。因为冬天到来的时候,清政府要从上海往北方运漕米,刘丽川他们决定截下这批漕米作军粮,同时宣布起义。起义名称都想好了,就叫小刀会起义。现在上海刚刚入秋,冬天还没到,既然青浦农民周立春已经揭竿而起,他们应该声援周立春,来个东西呼应,让清政府措手不及。

  周立春揭竿而起两天后的1852年9月7日,是阴历八月初五,这天正是孔子诞辰。按以往祭孔程式,这天凌晨县城里的官吏、士绅都要前往文庙祭孔。

  天尚未大亮,先行到达的人们都在恭候上海道台吴健彰大驾光临。这时候,驻扎在小东门,作为小刀会内应的清军,悄悄打开了森严沉重的城门。只见城外芦草丛中一下子冒出了无数头裹红布的脑袋,像一蓬蓬燃烧的火苗映照在灰暗的大地上。他们正是刘丽川率领的小刀会起义军。这些头裹红布的起义军冲进洞开的城门,很快在城里汇成一片红色的光焰,似乎要把一切他们容不得的东西彻底焚毁!

  他们首选攻击目标就是县衙。知县姓袁,袁知县这天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居然没有出现在文庙恭候吴道台的祭孔队伍中,而是一个人待在县衙。他还没有弄明白他治下的县城发生了什么事,已成了小刀会起义军的俘虏。

  在被押出县衙的时候,袁知县眉头紧蹙,神情凝重,若有所思,他似乎正在思考如何应对眼前的突发事件,说不定还在后悔此前为什么不准备一些应急预案。袁知县万万没有料到,他平时恃强凌弱,凶狠百姓的劣迹已为小刀会义军掌握,后者根本无意让他活着走出这座象征着他权势和威仪的县衙大门。袁知县刚走到门口,双脚还没有迈出他平时趾高气扬出入惯了的县衙前高高的台阶,手提砍刀走在他身后的起义军潘起亮,随着刘丽川一声令下,手起刀落,寒光闪处,袁知县的脑袋就像一颗离了秧的冬瓜,从他身上搬离了家……

  接着,刘丽川的队伍兵分两路,分别冲向文庙和道署。他们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让苏松太兵备道,即上海道吴健彰乖乖做了俘虏。刘丽川领导的小刀会起义至此全线告捷。他被推举为大元帅,元帅府就设在文庙。

  获胜后的刘丽川没有陶醉,而是立刻派人前往太平军大本营天京(南京)报告,他知道要想得到更大的胜利,必须得到太平军的支持和援助。交代好这件大事,刘丽川又连忙布置与周立春联合攻打附近各县城。之后两星期不到,就相继将青浦、宝山、川沙、南汇县城一一拿下。小刀会起义军绿色的旗帜,高高地飘扬在这些县城的城墙上。

  同时竖在城墙上的,还有“顺天行道”大旗,这时候的小刀会起义军纪律堪称严明。雄心勃勃,意气风发的刘丽川宣布立国号为“大明”,并发布告示,昭示小刀会“反清复明”的宗旨:“方今童君昏瞶,贪官污吏,布满市朝。鞑夷当灭,明复当兴。故此本帅兴仁义之师,为汝驱除。”并由平胡大都督李咸池申明军纪:“不听号令者斩,奸淫妇女者斩,掳掠财物者斩,偷盗猪狗者斩。”

  不一日,已和刘丽川率领的小刀会联络上的周立春,领命西进,攻占太仓。根据刘丽川的计划,下一步是和苏州小刀会会合,攻占苏州,然后与太平军取得联系。此时尽管尚没衔太平军之令,但刘丽川已经打出太平军的旗号,宣布上海小刀会政权系“奉行太平王的法令”。

  刘丽川的西进计划对清政府来说是致命的。上海小刀会起义破坏了清政府在江南的经济命脉。这时候上海海关关税收入,是清政府进攻太平军军饷的主要来源;每年冬天由上海北运的漕米,也是清政府一大粮食来源,如今这两项资源一被掐断,岂不乱了朝纲。所以咸丰皇帝当即下令江苏巡抚许乃钊和按察使吉尔杭阿前往镇压。

  还没来得及碰撞许乃钊和吉尔杭阿的军队,周立春先已遇到了强大的狙击。这股狙击力量来自吴县知县丁国恩率领的一支凶悍的抚勇,而且还有内应。周立春不得不节节败退,一路从太仓退至嘉定,最后在嘉定一战中被俘。丁国恩亲自手刃了周立春。史书记载,周立春牺牲前,面不改色心不跳,大有视死如归的气慨。

  周立春遇害后,其女儿周秀英随余部继续向上海县城方向败退。刘丽川眼看计划将要付之东流,连忙挥笔拟就一份构思许久,打算上奏太平军天王洪秀全的《未受职臣刘丽川上天王奏》奏文。他在奏文中写道:“伏乞我主上早命差官莅任,暨颁赐誊黄,以顺天心,以慰民望,臣不胜恳切待命之至。”写好奏文,为确保万无一失,刘丽川特意派快马从水陆两路双保险送往天京。

  尽管周全如此,结果还是出了偏差。水路送出的那份在镇江被清军截获;陆路送出的那份居然下落不明。奏文虽然没能送达太平军大本营,但上海小刀会后来还是与太平军取得了联系,太平军将领罗大纲,东王杨秀清,都曾努力想和上海小刀会相互呼应,但由于清军封锁和其他原因,最终没能如愿。

  占领上海县城后的小刀会既失太平军外援,内部地方帮派又出现严重分歧,如上海道台吴健彰被俘后,闽帮主张处死,遭到广东帮反对。因为吴健彰系广东潮州人,广东帮的帮际意识于此亦可见一斑。

  再如在处理道库40万两白银问题上,广东帮主张充作军饷,闽帮非但不予接受,而且把这些白银转移到船上,说一旦情势危急,可从海上携这些白银撤退。广东帮觉得闽帮太自私,双方矛盾愈益加深。在小刀会前途抉择上,闽帮主张攻城掠地,而广东帮则反对,甚至还有部分人主张与清政府妥协。

  太平军没能进入上海,但随着太平军攻占苏州、常州、无锡、杭州、昆山、太仓等地,造成这些地方的大批难民涌入上海。在这些扶老携幼的难民人群中,还有江苏巡抚、苏州知府、督办江南团练大臣等人的身影。这些涌入上海的身影,除少数属于有产阶级,大部为赤贫一族。后者打工无门,乞讨无着,生存维艰,有的就偷鸡摸狗;发展到后来,甚至与县城和租界地痞流氓沆瀣一气,为非作歹。“逃难”到此的江苏巡抚等人曾经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想到了利用这些游民对付太平军。于是就在游民中轻松地招募到数万人,组成了一支约六万人的所谓军队。稍事操练,就拉上战场与太平军过招。

  结果当然不堪一击。

  翌年夏天,华尔的洋枪队亦屡遭败绩,于是也在游民中招募亡命之徒,数十天招募到两千人,将原来的洋枪队编组成一支中外混合武装。

  战争使得江浙皖三省“几乎百里无人烟,其中大半人民死亡,室庐焚毁,田亩无主,荒弃不耕”。那些土地上的原住民,除了死亡者,多和战场上的失败者一起及其他人逃到了上海。这些身影中,有不少就是青红帮分子。1876年6月15日的《申报》曾报道:“安庆道友(即青帮)之为患久矣。其名目始于安庆帮之粮船。嘉道间,惟粮船过境时,其党必上岸滋事,或窃或盗,无恶不作。在后粮船停废,其族无以为生,即散处各州县,名曰站码头,萃聚亡命,藐法殃民。初犹淮海一带,千百成群,今则蔓延江南北郡县,无地无之。立字派,别尊卑,逞凶肆恶,结为死党。”

  除此之外,一些原小刀会成员和其他进入上海的粤籍人,也纷纷加入红帮。

  至此,青帮中人的身影正在越来越近地向我们走来。这些青帮中人多为太平军起事后的失业漕运水手,和长期依附漕船贩运私盐的盐枭所组成,在被人称作青帮之前,他们的一个共同名称,就叫安清道友。

  安清道友名称的由来有多种说法,同治元年(1862年)卞宝弟奏称:“江北聚匪甚多,有安清道友名目,多系安东、清河游民,私结党羽,号称师徒。”有研究者指出:“清河位于淮河与运河交界,安东则在清河的东边,地处淮河北岸。据此,最初的安清道友,似是以自身的活动地点命名的,它不具有政治内容和其他含义。”

  澳洲学者布赖恩?马丁在《上海青帮》一书中认为:“现在历史学家们通常都相信,首先明确以‘安清道友’来称呼青帮,是在官方档案中。然而安清会怎样演化为青帮仍不明了。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青帮的‘青’为安清的‘清’的误植。青皮这一名称也可能促成了这一错误。当然,青皮也可能是青帮这一名称的直接来源。”

  失去职业依托的青帮,水上生路被阻断后,转而开始在陆上寻找出路,以维持生计。于是就出现了如前述当时《申报》所描述的现象。这样的身影开始越来越多地麇集在了上海,尤其是上海的租界。

  上海一下子承载着如此众多的各式人等,它的各种弊端顿时频频显现,尤其其此间的犯罪现象,已具有萌芽时期的黑社会性质。随着鸦片输入进一步增大,后者更成为万恶之渊薮,严重侵蚀着民国时期的上海社会本来就先天不足的羸弱肌体。

  4.两个人与两种策略

陈其美

  孙中山(左二)和黄兴(左四)等人在上海

  那一阵,人们看到陈其美健硕的身影频繁出入上海的酒楼、茶馆、戏院、澡堂、妓院等场所,网罗结交青帮作为羽翼,他也俨然成为青帮在上海的头目;并创办精武武术学校,以霍元甲为总教习;还吸收大批江浙资本家如虞洽卿、王一亭、沈缦云等加入同盟会……

  帮会最初出现时,赖以自我保护的作用,就这样发生了异化。

  但即使在发生异化的过程中,它也并非全然是黑色。考察19、20世纪之交,帮会在中国大地上活动的身影,我们发现还有帮会自发的武装起事,和在义和团影响下的反洋教斗争,以及参与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领导的武装运动。蛰伏在原先城堡意义中的帮会,出现在这样的社会舞台上,蕴于其中匡扶社稷的人生情怀,心中不灭的圣火,使帮会的意义顿时便有了另一番全新的诠释。

  有一份《南番两县告示》的档案资料如是记载:“现有党匪,名曰孙文;结有匪党,曰杨衢云。起义谋叛,扰乱省城。分遣党羽,借名招勇,煽惑愚民:每人每月,十块洋钱。乡愚贪利,应募纷纷。”

  孙文即孙中山,官方对孙中山的蔑视的诋毁在“告示”中显而易见,但此中确实也道出了一些事实。当时不少绿林中人,就是冲着金钱来的,他们并不知革命为何物。他们反清也只是认为这样有饭吃。谁能让他们有饭吃,他们就受谁雇用。这就注定他们不可能成为社会革命的中坚。直至1905年,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从而使革命党人与会党联络形成的新颖城堡性质发生了变化。体现出的就是由革命党人发动和领导的会党起义。

  起义活动少不了经费,这些经费多通过海外华侨中的会党组织筹措,其中尤以海外洪门的支援最力。海外洪门成员多为工人、商人和苦力,一些重要的洪门会党往往出现在人员集中的华侨社区,他们拉帮结伙、占领矿场、地区,和一些职业部门,以获取生活资源。他们深知在异国他乡,如无这种城堡式的帮会,很难与异族移民集团或土著居民相抗衡。天地会就是他们活动联络的平台,也是他们维护自身安全的城堡。这样的城堡,退可保护自身,进可控制华侨社会。置身这样的城堡,不可能没有波澜,其中就不乏有人企图通过贩卖苦力、鸦片,勒索所谓保护费等方式聚敛财富。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那时有些华侨资本家何以一方面热心华侨公共事务,另一方面又残酷地损害甚至危害同胞利益。一部十数册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中,就不乏记有一些华侨资本家“遇有公益之事,辄踊跃赞成,而独于贩卖人口,悍然为之”的记载。

  但不管怎么样,国内革命确实需要海外洪门的资金资助。为此,孙中山也曾加入过“洪门”。《中国帮会史》(周育民、邵雍著)一书写道:“为了得到海外洪门的支持,1903年孙中山根据母舅洪门人士杨士纳的建议,由钟兆养介绍,于11月24日在檀香山国安会馆加入洪门,被封为‘洪棍’。”而海外洪门对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为国内的武装起义提供了大量经费。

  辛亥革命的枪声终于传到了上海!

  接着,上海也打响了辛亥年的枪声!

  硝烟散处,走来了一个英武俊朗的年轻人的身影,他就是陈其美。没有确切的档案史料证实陈其美加入过青帮,但在下面的叙述中,我们会领略到,陈其美与上海帮会有着怎样的生死联系。

  陈其美,字英士,1878年1月出生于浙江湖州一个商人家庭。读过七年私塾,在一个小镇当铺做过十多年学徒,27岁到上海做了两年同康泰丝栈的佐理会计。1906年春,他赴日本。是年加入同盟会,并介绍浙江同乡黄郛和蒋介石等人入会。他在日本先后学警察、法律和军事学。

  1908年陈其美回到上海。在同盟会成立以来,内部意见分歧,上层出现分裂的最困难时期,陈其美在上海重整旗鼓,打开了局面,正是陈其美实干家风格的作为,使“党势为之一振”,从而使他的身影开始真正进入了远在海外的孙中山的视线。那一阵,人们看到陈其美健硕的身影频繁出入上海的酒楼、茶馆、戏院、澡堂、妓院等场所,网罗结交青帮作为羽翼,他也俨然成为青帮在上海的头目;并创办精武武术学校,以霍元甲为总教习;还吸收大批江浙资本家如虞洽卿、王一亭、沈缦云等加入同盟会,通过他们结交李平书、朱葆三等商界闻人、社会名流,推动他们赞助革命,从而掌握了商会、商团武装等,这些人中,不少都是帮会中人。陈其美后来组织策动辛亥上海起义主要靠三支力量,一支为李燮和联络的吴淞、闸北的军队,还有两支就是陈其美亲自联络的上海商团和由帮会人员组成的敢死队。后者系由洪帮组成,首领原为曾国璋。曾国璋初系哥老会中人,在常州、江阴一带活动,继而与天目山聚众堂会合,活动于通州(今南通一带)。最后被降清的春宝山山主徐怀礼镇压。

  徐怀礼(1867—1913年),字宝山,江苏丹徒县人,后人多称其字。史料上说他:“业蔑工,由帮而盗,由盗而盐枭,为知县王伯芳(芝兰)两度捕禁,均逃逸获免,啸聚徒众,以对江六七濠为根据地。”可见徐宝山不仅系帮会中人,还是帮中强盗和盐枭,可见其非等闲之辈。徐宝山后来受清政府招抚,任管带。清政府重视利用帮会的意识于此可见,而且徐宝山确实镇压了曾国璋。

  曾国璋有个手下叫刘福彪,系青帮通字辈,曾国璋受挫逃亡到上海后,在上海租界发展起自己的势力,这也可说是青红帮在上海的一次合流。曾国璋死后,他的衣钵由刘福彪、孙绍武、王小弟等人继承。辛亥上海起义,陈其美就是利用他们,组织起了一支三百人的敢死队。1911年11月3日,这支敢死队奉陈其美命令,由同盟会员张承槱率领,向清军盘踞的江南制造局发起进攻。结果进攻受挫,敢死队员死伤五十多人。陈其美为减少流血牺牲,孤身入敌营,企图晓以大义,陈明利害,使敌人缴械投降。结果劝降不成反被拘押,如果不是得到敢死队内应张杏村掩护,差点命归黄泉。

  江南制造局被攻克,陈其美获救。接下来在成立新政府,推举都督一事上,上海商会、商团、救火会起了争执,最后刘福彪拍枪而起,挟威定夺,定下了由陈其美任都督。

  此事却使陈其美与李燮和结怨。

  李燮和在上海起义中的功绩显然被忽视了。李早年加入过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萍醴起义失败后亡命南洋,陶成章重组光复会深得李助力。李于辛亥革命前回国在上海策动新军,本来已与陈其美约定共同起事,夺功心切的陈其美以为上海起义唾手可得,竟不顾约定,提前一天进攻江南制造局。无论是否出于想抢头功的动机,在这样的大事上不守前约,贸然行事,无论于陈本人,还是就事件本身而言,都是不明智的,甚至是危险的。果然,后来事未成,陈其美差点连自己的性命都搭进去。是李燮和急令光复军全力驰援,这才为营救陈其美赢得了机会。正是凭着这一点,推举上海都督时,人们更多倾向于选李燮和。

  但结果在刘福彪枪口的威胁下,李燮和落选了。

  这时纷传此系李燮和自愿“让督”。对此传言,很多人并不认同。与他们同时代的冯自由,在所著《革命逸史》中也写道:“(李)燮和于辛亥上海让督一役,原非出自本愿。”

  是的,李燮和不服。于是他就在吴淞成立了军政分府,自任都督。这就是独立后的上海出现两个军政府的原因。

  陈其美的卧榻旁当然容不得李燮和酣睡。于是陈就对李使出了后来帮会中人惯用的伎俩——暗杀。但李燮和命大,陈的阴谋没能得逞。李最终还是离开了上海这块是非之地。

  安享光复上海胜利果实的陈其美,此刻肯定对上海帮会势力的归附于己而感到踌躇满志。这也难怪,如果不是这些帮会中人,上海起义能这样走向成功吗!即使起事后,如果不是有敢死队的内应张杏村,他的性命还能保无虞吗!想起这一点,陈其美应该意识到他和上海帮会结缘,绝对是明智之举。

  陈其美不但知道要利用帮会势力,更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限制帮会势力的发展和帮会中人的行动。

  上海很快凸显出了其在南方政治活动中心的地位。陈其美置身其间,他清楚地看到,任由帮会势力在上海坐大对他不利。1912年3月5日,陈其美曾在《时报》上用这样的文字表白道:“(帮)会非可私,可私者非会。顾世间不法之徒往往有借结党立会之名义,以蕲实行其自私自利之诡谋者。……近查得高昌庙附近一带地方,竟有号召劣徒私立邪会者,放票命名,勾结兵士,蓄意叵测。……若不预为防禁,将来蔓延不已,既无以谋治安,更何以论进化。”听音辨声,这分明是在下令取缔旧的帮会。

  而与此同时,陈其美又发起成立中华和平会,企图以新的社团形式,取代旧式会党。该会第四条章程规定:“本会附设崇正团。凡从前三点会、三合会、哥老会、天地会、八卦会、大刀会、小刀会、安清道友帮、红须帮、在理教,凡未光复以前种种党会,无非同抱复仇主义。今目的已达,俱须一律取消旧会名目,改为本会崇正团团员以合成一大团体。……倘仍各分党派,扰害公安、或并秘密结盟,行为不轨,即系甘堕下流,为民国公敌,本会既负维持和平之责,即有保卫治安之权,得以公共法律制裁之,迫令改(解)散。”章程第十七条还提出:“凡各党会首领既已取消以前一切名目,收入本会,自不得再有发生私立党会情事。”

  但客观情势的发展似乎并不像陈其美预计的那么自得。1912年6月,青帮首领应桂馨就筹划将青帮、红帮和哥老会公口三帮联合组成中华国民共进会。是月19日,《民立报》还刊登了中华国民共进会的广告,向帮会弟兄说明发起该会缘由:“我同志等于推翻专制时,切同胞之大谊,坚扶汉之初衷,其托挺身任事者,热心毅力,固属可泣可歌;其伏处草茅者,拨乱保安,亦有声有色。乃自大功告蒇,转觉涣处四方,对于社会之设施,不能不集思以广益。是以本会发起就各地原有同志实行联合共议进行,以期交换知识,增进道德,维持国内和平,振兴各项实业,聚兹民气,蔚为国光。”这样的缘由,已迹近于宣言。大凡宣言总不乏鼓动性。

  1912年7月21日《申报》披露应桂馨致沪军都督陈其美呈文中称,组成中华国民共进会的目的,在于“组织纯粹民党,实行取缔会员,各处支部成立后,不准在外私开香堂,另立码头,剪除其旧染之习惯,免致与民国法律相抵触。总期立图改良,维持国内和平,增进国民道德,业经三党公决”。鉴于该会自列于民党,且对帮会的无序发展有抑制之意,应桂馨又曾任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与陈其美相熟,故对该会发起,陈非但没有反对,还“为之赞助,因青红诸帮,革命出力不少,以黑暗之境,导入光明,取名共进,亦此主义”。

  中华国民共进会于1912年7月1日在上海成立。发起人之一张尧卿到会讲话。他说青帮、红帮和哥老会公口“今既三家合而为一,成一大团体,自应协同共济,振作精神,启沃固有之良能,研求旧遗道德为切要,不可稍存私利之心,破坏团体”,并“深望同胞痛改前非,从兹为善,共守法律,同享自由”。

  是年9月,会长应桂馨因参与策动倒黎(元洪)活动,遭到黎元洪通缉;又由于江浙一带会党纷纷以共进会名义进行活动,引起袁世凯注意。袁后来之所以发布《大总统令》取缔秘密会社,也许不一定直接针对中华国民共进会,但肯定和该会的活动和影响有关。袁世凯曾宣称:“我国国体甫更,人心未定,此等秘密之集会结社若无事先预防,小之则流毒社会,大之则危及国家,应由各省都督、民政长督饬军警严行查访。各该地方如有秘密组织,意图聚众骚乱者,不问是何名称,均即按照刑律命令解散。自经解散以后倘再秘密组织,意图聚众骚扰甚或有阴谋内乱及妨害秩序各情事,则刑律均列有专章,尽可随时逮捕,按法惩办。”

  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后,袁世凯下令通缉参与起事的张尧卿等会党首领,并接连下令严禁秘密结社。如1913年10月3日,袁世凯发布《严禁解散湖南会党令》;1914年1月9日,发布《严禁哥老会令》等等。在袁世凯政府的高压政策下,有的会党人物如张尧卿、徐朗西等流亡日本;有的会党人物如王金发变节投袁,并带领官探捉拿其时正在上海从事讨袁活动的蒋介石,迫使蒋逃亡日本。

  在袁世凯力主取缔共进会时,陈其美显然不想开罪于老袁。为了摆脱与共进会的干系,以示清白,陈还因此与应桂馨渐行渐远。

  但不管怎样,陈其美在孙中山二次流亡日本,协助孙建立中华革命党的立场是坚定的,而且中华革命党所采取的帮会秘密结社的一整套方式方法就是他向孙中山建议,并为孙中山所接纳。这显然和陈其美对上海帮会的了解及与之交往有关。而正因为如此,有这层渊源,它的弊端也因此蕴含其中——中华革命党党章规定,入党要填写誓约,其中“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贰心,甘受极刑”之类的文字,其语言的色彩显见要盖过于革命誓约的光泽。

  不仅如此,孙中山还坚持入党者必须服从他本人并留下指模,说“歃血结盟,如啮指割臂,皆古时所引用。现今不用血印而用指模,是要本人于盖指模之顷,将誓约印入脑际,历久不渝”。谁如有叛党行为,本人处极刑外,介绍人也要连坐问罪。所以从组织形式上看,中华革命党似乎更迹近帮会,而不像革命政党,难怪黄兴要拒绝参加,而且对陈其美俨然以青帮头领的身份与手段操纵党务也深为不满。

  革命党人在共进会陷入困境,尤其是会长应桂馨被通缉的时候,没有向他们伸出援手,这使应桂馨为之心寒;对同盟会和国民党合并后,将从前的青红帮兄弟置之脑后,甚至反对青红帮的做法十分不满。这种情绪在共进会为回答社会舆论的责难,发表于9月25日《神州日报》上的公开信中展露无遗。信中说,共进会自“成立以来,时未数月,以数万人极大之团体,于此短促之时间,既无外界妨碍,欲尽汰旧时各种之阙点,组成完全之团体,已属大难,何期成立至今凡社会上之种种不法行为,均指为共进会人之行动”。为此特敬告记者们“稍留余地,弗因莫须有之事即加苛责,使吾人有振顿进行之余暇,为民国种无量之善因”。

  让人感到讽刺的是,后来应桂馨自己也被袁世凯收买,致使共进会被袁世凯利用。由此可见,袁世凯的反对和取缔秘密会社,只是嫉恨于这样的秘密会社没有为他的政权或统治所利用,一旦为他所利用,他还会那么激烈地反对吗!

  共进会上海总部在《神州日报》上发表了那封公开信后,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各地会员的无序行为,应桂馨本人对革命党人在他们困难的时候袖手旁观,不施援手,一直耿耿于怀,于是,这正好被袁世凯趁机利用。

  袁派出内务部秘书、密探头目洪述祖去上海,以商谈解散共进会之名,约见应桂馨。两人进行了秘密交谈。其实称他们是秘密交谈,不如说更像是一场秘密交易。这次交谈虽然没有留下详细档案,但不难想见洪述祖圆满地完成了袁世凯交代给他的任务。10月16日,洪述祖带应桂馨前往南京面见江苏都督程德全。

  送走洪、应二人后,程即通过密电向袁世凯汇报,会见应桂馨时,他“当即晓以利害,动以大义,应亦自承情愿效力……现已委应夔丞(桂馨)为驻沪巡查长……察其情形似非月给三千元不能应付,此间因财政支绌,现仅许月给巡查公费一千元”,程德全希望二千元缺额由中央拨款。

  袁世凯自然不会在乎区区二千元。毕竟是政治家,袁首先考虑的并不是钱,而是此时的应桂馨还是黎元洪布告天下的“通缉犯”。所以收到程德全的电文后,他即给程复电:“不敷之二千元,可由中央拨付。唯此人迭接武昌文电通缉,须加特赦,统俟洪述祖回京再商办法。”

  看来一切均按程序在走。27日,在袁世凯示意下,黎元洪致电国务总理,称:“据程都督电,应夔丞情愿效力自赎,并担任解散共进会及武汉党徒,请将通缉原案取消。”

  两天后,袁世凯遂“将应夔丞一名,特予赦典,取消通缉,嗣后该共进会如有不法,唯应夔丞是问”。

  至此,袁世凯收买应桂馨和应桂馨投靠袁世凯,整个过程终于画上了句号。

  归顺袁政府的应桂馨果然不负所望,尽心尽职调处各处土匪和军队闹事,得到程德全激赏。财政总长赵秉钧也觉得应桂馨能使“中央命令出自公个人感情,于各方面不落着痕迹,至佩服”。应桂馨投靠袁世凯,也出卖了共进会。1912年12月16日,应在北京受袁世凯和赵秉钧传见时,“力言共进会党均系青红两帮,抚无可抚,诛不胜诛,惟宜设法解散以杀其势”,并表示,只要给他五万元,他就可以作遣散共进会的费用。此举得到袁世凯首肯,同意让内务部支出这笔费用。江苏都督程德全也发布训令:中华国民共进会实系青红帮组织,如果查有共进会会所,着即勒令解散。

  此时的应桂馨可谓志得意满。

  袁世凯对应桂馨的效忠很满意。袁既满意,赵秉钧自然更视应为心腹。1913年春天,宋教仁在全国各地演说,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大有出任下一届内阁总理之势,引起了袁世凯的极度嫉恨和恐慌。

  袁世凯的烦躁和不安,赵秉钧自然都看在眼里,瞅准时机,他当然也会小心翼翼向袁表白自己的观点。只是不知袁世凯出于什么心理,没有对赵的表白作出什么明确表示。但即使这样,自以为聪明的赵秉钧竟觉得自己这是得到了袁的暗示和默许。于是,自以为揣摸到老袁心事的赵秉钧,为了让老袁有个意外惊喜,讨老袁欢心,便和洪述祖等人策划在上海暗杀宋教仁。他们将暗杀任务理所当然地交办给了“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应桂馨。后者也自认为“责无旁贷”。

  应桂馨将杀手锁定在一个名叫武士英,长得身材矮小的人身上。武士英原名吴福铭,由应介绍加入共进会。应为了让武为自己效力、卖命,不仅与武交换兰谱,还经常带他出入妓院酒楼,尽情享乐。

  武士英并不认识宋教仁,他在领受应桂馨的暗杀指示时,同时接过了一千块钱,一张宋教仁近照,以及一把手枪和六发子弹。射向宋教仁的子弹于1913年3月20日晚上10点40分在上海北火车站飞出,宋教仁应声倒地。现场除了留下几粒弹壳,杀手武士英几乎没落下什么痕迹顺利逃脱。

  两天后,宋教仁不治身死。

  宋教仁惨遭暗杀,举国震惊。为了摆脱干系,袁世凯先发制人,诬陷凶手系受沪军都督陈其美指使。此时陈正陷于失去良友的悲痛之中,受此中伤,愤慨不已,遂下决心联络各方,一定要全力侦破此案,揪出幕后凶手。

  “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应桂馨太过自信了,他以为自己在上海可以一手遮天,至少他太不把上海帮会的能量放在眼里了,尤其是其中一个虽非青帮中人,但其影响力和号召力远在一般青帮头目之上的人的能量。

  此人就是时任法租界巡捕房的包打听头目、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流氓大亨黄金荣。

  宋教仁遇刺不到一星期,3月23日,应桂馨便在上海湖北路迎春坊一个名叫李桂玉的妓女家中,栽在了英租界巡捕房总监卜罗斯手里。

  黄金荣是于当天深夜接到徒弟金九龄、程子卿电话,得知英租界巡捕房已将抓到应桂馨的消息通知法租界,希望法租界第二天一早即去应宅搜查,或可找到一些证据。

  既然有了消息,黄金荣可不想等到第二天再行动,弄得不好,还会让他人捷足先登抢此功劳。他当即穿衣起身,率领五六名巡捕赶到法租界文元坊应桂馨住处,将藏身在那里正要出逃的武士英逮了个正着。

  宋教仁被刺案终于浮出水面。

  上海地方法院原定4月25日正式开庭审理应桂馨、武士英行凶杀人案。但4月24日晚,羁押在狱的武士英突然不明不白地“自杀”身亡。因侦破刺宋案而名声大振的黄金荣,正为武士英的意外“自杀”在恼恨,忽又传来应桂馨成功越狱的消息,更让黄金荣郁闷不已。

  应桂馨越狱后逃往青岛,在租界藏身。想想这样的日子也不好过,不知是想到解铃还需系铃人,还是觉得自己可以和袁世凯讨价还价,应桂馨于是年11月电请袁世凯为他昭雪。见袁世凯没有理会,应干脆于1914年初赴京见袁,并向袁索要刺宋酬金。遭袁断然拒绝,并否认他与应有任何关系。

  几天后,应桂馨乘上一列由北京开往天津的列车,在头等车厢,他突遭一陌生人的子弹袭击,当即命赴黄泉。至此,中华国民共进会即使不为袁世凯抛弃,也随着应桂馨的一命呜呼而一起消失了。

  距应桂馨遇刺不到一个月,刺宋案的又一策划者赵秉钧在天津督军衙门宴客时,也不明不白地“中毒身亡”。

  此时的袁世凯,或许可以松一口气了。

  但袁世凯可曾想到,当他在北京感到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远在上海反对他的帮会中人正在重新聚集。

  1914年10月27日,孙中山委任上海青洪帮首领徐朗西(青帮大字辈、洪门峪云山山主)为中华革命党党务第五局局长;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其美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帮会式的十三兄弟组织,其成员有蒋介石、杨虎、韩恢等,任务多为执行暗杀。此时的陈其美对帮会中“英雄好汉”有求必应,几乎做到“要钱有钱,要名义给名义,不问真假”。韩恢还在法租界霞飞路仁和里十三号设立工党机关总部,作为中华革命党同袁世凯斗争的外围组织,组织日本纱厂工人罢工,策动和收买北洋军阀部队反对袁世凯。

  当袁世凯得知这一切以后,他也毫不犹豫地将手伸向了帮会。此时的各式帮会已从最初的城堡作用,不折不扣地异化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对垒双方都需要利用这个工具。在袁世凯分化、收买下,中华革命党中帮会头目张尧卿、何海鸣先后倒向袁的怀抱。

  对于已和革命党结仇的帮会首领,袁世凯则加以收编利用。徐宝山于1913年5月在自己寓所被炸死后,其部下张仁奎在帮会事务方面继承了春宝山堂,接管了徐宝山旧部。袁世凯政府后来收编张仁奎为江苏陆军第76混成旅旅长兼通海镇守使。这些人物后来和上海帮会势力,尤其是青帮势力的崛起,皆发生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盘根错节的关系。

  袁世凯这时候已想除掉陈其美。

  袁任大总统后,取消沪军都督府,陈的都督一职自然不存。宋教仁被刺,二次革命失败,1915年,孙中山任命陈其美为淞沪司令长官,设总机关于法租界渔阳里5号,准备继续发动讨袁斗争。当时上海镇守使是效忠于袁的悍将郑汝成,陈其美策划刺郑,顺利得手,接着又领导发动肇和舰起义。后者事虽未成,但在袁驻有重兵的上海,接连发生这两起大事,使袁对陈其美恼羞成怒,决定除掉陈。

  且说当时陈其美正为缺少活动经费而担忧,袁氏爪牙许国霖等人利用革命党叛徒李海秋,以请陈出面做“鸿丰煤矿公司”向日本人押矿借款的担保人为由,许诺将借款的十分之四划作革命经费。陈其美急于筹款,遂入圈套。1916年5月18日下午,陈其美在法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4号寓所接待李海秋等所谓的“鸿丰公司”客人时,预先埋伏好的刺客趁机闯入。

  枪响过后,年仅40岁的陈其美倒在了血泊中,心脏停止了跳动。

  陈其美死于袁手,似乎也表明了会党力量在政治角逐中的乏力。会党凸显出的更多的还是帮会集团的影子,是一种封建的秘密结社性质,是虚拟的血缘关系,充斥在他们之间的是江湖义气,这对唤起他们内心深层意识的觉醒,无疑起着阻碍作用。

  然而,陈其美的遇刺,却因此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进而影响到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这是谁都始料不及的。这个人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曾是陈其美的心腹,上海光复后,曾任沪军都督府中校团长。陈死后,蒋顿时失去政治靠山,一度在上海物品交易所任差,并做投机买卖。后耳闻目睹黄金荣在上海的势力,蒋亦想有个靠山,便请商业巨头虞洽卿介绍,拜黄金荣为先生,并举行了拜师仪式,投了门生帖子。

  尽管有了黄金荣这个靠山,但志向远大的蒋介石在上海总感到不如意,加之1921年他在交易所投机又失败,还背上债务,遂萌念离开上海赴广州投奔孙中山。蒋介石知道孙中山在上海时,曾与黄金荣有过交往。黄金荣认识孙中山是由徒弟徐福生牵的线。而徐福生因随黄金荣做鸦片生意,认识了一些广东人,由这些广东人介绍,认识了孙中山,并曾一度跟随孙中山。1920年代初,孙中山来到上海,想利用黄金荣在法租界的势力,为革命做些工作,遂由徐福生牵线,在一个夏日陪同孙中山踏访位于法租界钧培里的黄府。

  在黄府会客室,孙中山对黄金荣说,知道黄先生在上海法租界有很多关系,今后我的同志和朋友到上海,请黄先生多加帮助和保护。

  黄金荣爽快答应。

  后来孙中山还在给黄金荣的信中,指出帝国主义支持军阀制造内战是造成民生凋敝的根源,只有革命才能消除军阀混战,解救民众,而革命需要人才和经济援助,孙中山请黄金荣联系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以上两方面多伸援手。

  黄金荣读信后,即拿出一千元让徐福生转送孙中山,还动员虞洽卿也援助了孙中山一笔钱。后来北伐胜利,黄金荣的多名徒弟听他这样表白过,我一生讲义气,重朋友,连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我也曾出过一些力。

  知道蒋介石想投奔孙中山,黄金荣大力支持,不仅与虞洽卿出面了结了蒋介石的债务,还送他200元路费。也许在黄金荣看来,这也是对孙中山人才援助的一种响应吧。但不管怎么样,蒋介石毕竟就此走上了“国民革命”的道路。只是黄金荣、蒋介石二人都不会想到,六年以后,他们会在上海联手上演一出震惊中外的“血腥事件”。那次事件,我们将在后文详述。

  此时,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海,尽管不断发生流血事件,但帮会势力在上海非但没有削弱,还呈现愈演愈烈之势。无论是马永贞血案,还是徐宝山、陈其美遇刺,帮会带来的暴力污染,正在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民国时期的上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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