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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量才、鲁迅与《申报·自由谈》

2013年6月25日 15:29

来源:上海档案信息网 作者:王锡荣 选稿:顾卓丹

  契合时代改革《申报》

  《申报》是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影响最大的现代报纸,而《自由谈》是中国二

  十世纪最负盛名的报纸副刊。《自由谈》创刊于19l1年8月,而史量才接办《申报》在1912年。虽然《自由谈》并非史量才所创办,但是,《自由谈》的革新却与史量才密切相关。

  史量才是一个有强烈爱国心的文化实业家。当外族入侵、民族命运发生危机的时候,史量才旗帜鲜明地要求抗日救亡,反对内战,甚至要求结束国民党的独裁。在这当中,《申报》的面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抗战的呼声明显地高了起来。当然,这也是时代的呼声。其中,最突出的变化,就是《自由谈》的改革。

  《自由谈》原来是“鸳鸯蝴蝶派”的阵地之一,虽然也有暴露社会黑暗的内容,但总体上仍较保守。《自由谈》的改革,标志着《申报》的彻底转向——由无病呻吟、苍白颓废的死文学转向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文学。

  史量才采纳了黄炎培、陶行知、戈公振等人的建议,为《申报》的改革定了方向:“探究社会问题,代表公众舆论,引导并扶掖青年”以及“肩荷此社会先驱与推动时代之重责。”他要求《自由谈》“注重触及社会时事和生活现实的杂文、短论”,“务以不违时代潮流与大众化”。实际上,从陶行知为《申报》撰写了100多篇锋芒毕露的文字后,该报的姿态已经明显激进。

  左翼文化运动的激活

  1932年11月,史量才聘请年仅28岁、刚从法国归来的黎烈文担纲《自由谈》主编。

  黎烈文本人并不是一个左翼组织的成员。他是一个进步的自由知识分子,曾是文学研究会成员。但其最接近的、对他影响最大的,却大多属于左翼知识分子,如鲁迅、茅盾等,以至他本人实际上迅速左倾。对他个人来说,史量才对他的起用,给了他一个发挥才干的机会,也给了他一个投入左翼阵营的契机。

  1932年是左翼新文化运动较为低落的时期,从“左联五烈士”被害后,左翼新文化运动就进入了低潮,左翼文化人受到的压迫十分严重,处境艰难。即如鲁迅,在白色恐怖和“一二八”战争混乱中,1932年仅发表文章18篇,而1933年却达到了190篇,其中大部份是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

  从1933年起,在《自由谈》上发表文章较多的作家,如郁达夫、叶圣陶、陈望道、胡愈之、夏丐尊、巴金、老舍、李辉英、张天翼、唐锼、徐懋庸、王任叔等等,都是左翼的人,甚至连陈子展、曹聚仁等虽非左翼组织中人,也都倾向进步。可以说,左翼作家几乎是蜂拥而来。左翼作家的活力得到了释放和发挥,左翼新文化运动被再次激活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郁达夫跟鲁迅关于《自由谈》的对话很能说明问题。郁说:“我们一定要维护它,因为在中国最老不过《申报》,它晓得要用新文学了,就是新文学的胜利。”鲁迅也说:“我们应该支持他,这是从敌人那里夺过一个阵地来!我是向来不在名牌大报上写文章的……”而茅盾的说法更透彻:“……左翼作家能在这上海的第一大报、著名的保守势力《申报》上撕破一角,占领一席阵地,无疑是个大胜利。”

  与《自由谈》的革新同步,左翼新文学从1933年起又开始蓬勃发展。国民党御用的《社会新闻》惊呼:“左翼文化运动抬头!”该刊曾有这样一句话:《申报》的《自由谈》……现在也在左联的手中了。鲁迅与沈雁冰,现在已成了《自由谈》的两大台柱了。又说: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文章尤多,署名“何家干”。除鲁迅与沈雁冰外,其他作品,亦什九系左翼作家之作。

  《自由谈》的改革,为中国二十世纪杂文史留下了一批经典杂文。茅盾曾经因此说过:“回顾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黎烈文在革新《自由谈》上的这份功劳”,但其实,我们更不应该忘记史量才的功劳。

  其实,在黎烈文接手《自由谈》的开始,他也走过弯路。他先找了“创造社”的早期成员张资平,请他为之撰稿。张写了《时代与爱的岐路》,这还造成了后来一段所谓“腰斩张资平”风波。如果当初黎烈文沿着张资平的方向走下去,那么《自由谈》的改革就不会取得后来的成功。通过摸索和尝试,加上黎烈文的聪明睿智,也由于他幸运地(也几乎是必然地)接近了鲁迅等人,使他有机会果断地纠正了这种偏向,又使《自由谈》获得了左翼作家的强有力支持,从而沿着健康的发展道路,成为引领潮流的新文化阵地,成为影响中国二十世纪文化发展的最重要文化载体之一。

  文化合力与血的抗争

  应该说,左翼新文化运动的倾向性与史量才的倾向性是有一定距离的。但史量才可能也已感觉到了:惟有引进理念有所不同的左翼新文化,《申报》才能得到突破性的改革成效。在某种程度上说,史量才本人也受到了左翼文化的影响。在《自由谈》改革后,史量才对当局的态度似乎更加强硬了。他对吴醒亚等人的威胁的顶撞,对蒋介石的当面顶撞,都是在这之后。还有他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蔡号召的“报界应当发表宣言,请政府严办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的积极响应,都显出义无反顾的坚定。

  由于充满内在张力的《自由谈》和充满被压抑的激情与活力的左翼文化界的结合,必然地产生了进发的合力,这是l933年左翼文化运动抬头的重要动力。

  正如上面所说,国民党当局几乎是在《自由谈》改革、左翼作家进入这一阵地的第一时间,就敏感地嗅到了其中的战机,从而几乎是出于本能地加强了新的压迫。于是,一场血腥的火拚在所难免。

  双方的交锋事实上进入了更加惨烈的状态。年初,不少共产党人被捕(陈赓、廖承志、罗登贤、余文化等);5月,应修人被害、丁玲被捕;6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被害,左翼作家的作品大多被查禁……其实,《自由谈》改革刚开始了半年,就受到了压力。当时,社会局长吴醒亚上门警告史量才,要求撤换黎烈文,起用章衣萍。史量才则毅然回答:“《申报》是我个人产业,用人的事不劳外人操心,我自有主张。章衣萍决不聘用,黎烈文决不撤换”,甚至语带讽刺地说:“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成不‘自由谈’吧!”

  史量才对当局的顶撞是令人捏一把汗的。他想用“硬功”对付过去。但他对黎烈文却是温和的,让他用一个简短的声明对付过去。直到1934年5月,史量才不得不请黎烈文暂避一下。事实上,史量才所冒的风险可能比别人想象的还要大。1933年6月杨铨被害后,史量才购买了防弹轿车和手枪,并练习射击,已作好了决一死战的充分准备。

  尽管人们猜测史量才被害与他当面顶撞蒋介石有关。但毫无疑问,《申报》本身的改革及其杀伤力,使当局忍无可忍,恐怕是更加深层的原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史量才对《申报》的改革,把他自己与鲁迅和左翼作家群联系到了一起,也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联系到了一起,而他旗帜鲜明的反抗黑暗的态度,刚直不阿的性格,使他过早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尽管鲁迅比他晚去世两年,但两人可以说都为民族的解放燃尽了自己最后一息。他们是殊途同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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