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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西北书写青春华章——老上海银行员工支援大西北55周年回放

2013年6月21日 20:08

来源: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选稿:刘亨

  【人物小传】

  袁宝麟,1952年9月,自愿参加西北建设,到陕西人民银行工作。历任陕西金融研究所、外汇管理办公室负责人,曾参与编辑《中国金融通史》、《陕西省志·金融志》。

  踊跃报名

  1952年金秋,随着一声声汽笛鸣响,5趟专列先后在上海北站启动,满载着几千名参加西北建设的上海金融业志愿者和他们的家属,直驰西安。我,就是这支志愿者队伍中的一员。

  这一壮举,开创了建国后上海向内地大规模输送建设人才的先河。由于历史原因,西北地区金融人才十分匮乏,无法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经人民银行西北区行与华东区行协商,决定从人才济济的上海金融业中组织部分年富力强、有业务才能和工作经验的员工支援西北。

  但是,“人往高处走”,如何说服一大批长期生活在“蜜罐”里的上海人愉快地背井离乡到贫困落后的地区去,是一个难题。于是,副市长潘汉年亲自向近万名金融员工作了动员。上海财政金融工会在党的指挥下,运用自己的报纸和健全的组织系统,循循善诱、和风细雨地对广大金融员工进行思想教育,用革命理想和爱国主义去启迪他们的心扉,终于,成功地把这一艰巨任务转化为广大员工的自觉要求。许多人的心比当时的“秋老虎”还要热,他们像准备冲锋的战士一样在焦急地等待着。

  “金融员工支援大西北,现在开始报名!”号令终于下达了。一些小伙子闻讯,立刻放下工作奔向报名站去夺头魁,谁知早已被“近水楼台”的人捷足先登。一连几日,报名站里人头攒动,一个个年轻人怀着报国之志,站出来让祖国挑选。仅仅几天工夫,报名的人数达6200多。经过挑选,批准了2059人到陕、甘、青、新四省区和西安市(西安市此时属西北局直辖)人民银行工作。其中,分配到陕西省和西安市的共800人。当时,传颂着这样一些感人的故事:魏耕年,五十开外,已经失去支援西北的“资格”,谁知,他的儿子报名后他紧跟着也去报名,“报国不分老少,谁说没我的份?!”就这样软磨硬泡,父子双双获得批准,被分配到陕西兴平支行;几十位正在热恋中的小伙子、大姑娘为了支援西北,纷纷说服对象,闪电般地喜结良缘,双双到西北“安家立业”,行前不久,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行长陈穆亲自为他们主持了集体婚礼。

  这批志愿者为了扎根黄土高原,行前纷纷“破釜沉舟”,变卖家产。我也不甘落后。当我报名被批准后,曾有人劝我把房子、家具留下,万一西北苦得受不了,回来还有个窝,但我义无反顾,连电扇、收音机都一股脑儿给处理了,只带了些四季衣衫和生活用具,扶老携幼,登上征程。从此,新的人生道路在大西北铺开。

  曾经有人不解地问,上海是个令人留恋的地方,是什么使你们这些人一号召支援西北就一个个跟着走了?答案很简单,是党的教育使我们懂得:人生价值的实现要同祖国富强、民族振兴结合在一起;既然国家需要我们这一粒粒种子撒在西北,我们就在西北生根、开花。大家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精神支柱,才心甘情愿地告别上海,走上大西北的征途,而且一干就是一辈子。

  建设“第二故乡”

  我们到了西北以后,各地银行同志想方设法把我们的生活安排好,凡是能做到的全都做了。但不可否认,从最繁华的大都市到贫瘠的黄土高原,我们的生活犹如跳伞,一下子从天空降到了地上,起居远不及上海舒适和方便,吃喝拉撒都成了难题。当时,我家三代人住了两间土坯房,屋檐下搭块油毡当作厨房,蹲的是土茅坑,用水还得自己去挑。几个月后,大家的工资按当地标准重新定级,收入砍去了一大半。但艰苦的条件并没有动摇我们献身西北的决心,大家的心里都很坦然:西北的同志过得下去,我们为什么不能?不正是由于西北穷困落后,才需要我们来建设的吗?随着西北建设的发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靠着这种朴素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我们愉快地闯过了“生活关”,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建设“第二故乡”中去。

  西北的工作条件比起上海来也艰苦得多。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下边,下去时还得背铺盖。因为交通不便,有时跋山涉水一走就是几十里。有时蹲在农村几个月,别说洗澡,就连洗脚都成了奢望。但是,艰苦的工作环境磨炼了我们,也教育了我们。1954年暮春,我与朱之均(一同来自上海)、孙嘉猷应支行之邀去陕南的宁陕出差。宁陕地处秦岭腹地,交通闭塞,省分行从未派人去过那个山旮旯。当时,我们三个书生平生第一回足蹬草鞋,从石泉县出发,沿着蜿蜒的羊肠小道上上下下,淌过被称为“七十二条脚不干”的无数小溪,在人迹罕见的深山里足足转了两天,每人磨破了两三双草鞋,满脚起了泡,次日黄昏才蹒跚地摸到那个巴掌大的县城。我们一进支行,全行上下忙着烧热水让我们烫脚,为我们蒸了熏肉和白米饭,还给我们准备了簇新的被褥。我们为大家的热情所鼓舞,顾不得旅途劳顿,就和他们切磋起工作来,大家把我们当成了“香饽饽”,整天围着我们,我们也把肚子里的“半瓶子醋”全倒了出来。那次出差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我看到了基层同志的渴望和对我们的认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价值,我深深地感到,大西北为我们提供了展现自我的舞台,这里虽然比上海苦得多,却像一块磁石紧紧地吸引着我,我决心把未来融入到西北金融事业发展的历史洪流中去。

  从1952年分配陕西,到1991年离岗,我在省分行足足干了40年,在许多岗位上做过各种工作:组建金融研究所,筹组陕西金融学会和钱币学会,创办《陕西金融研究》,参与编著《中国金融通史》、《陕西金融志》……这些工作虽然平淡无奇,但都是我用青春谱写成的奉献之歌。

  无悔的青春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们这一批来自上海的志愿者全都是这样:一个个从平凡和艰苦中走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辛勤地耕耘,实现了人生价值与党的事业的融合,大家向上海和西北的父老乡亲交了一份份合格的答卷,不少人还成了“台柱子”和“标杆”。在我的脑海里,常常浮现着这样一些令我敬慕的人的身影:张熙、舒家声、丁志进;张彭年,全国信贷结算先进工作者,在中南海见过毛泽东、朱德、邓小平;冯象超,全省“点钞状元”,全国“三八”红旗手;杨希天,陕西金融系统第一位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陈俊明,西安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冯健龙,西安外国语学院教授等等。

  曾在人民银行西北区行工作的原总行副行长乔培新这样评价上海这批志愿者:“西北地区金融业原来的基础很差,有些银行营业所、信用社连账也不会记,上海这批有经验的同志来了以后,言传身教,面貌一下子大变了样。上海这批同志功不可没。”

  “你们来大西北后悔吗?”多少年来,不时有人好奇地问。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既然我们选择了大西北,即使有多困难也不会后悔。大西北需要我们,大西北也哺育了我们,我们将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献给大西北,值。”来自上海的原人民银行西安市分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徐文华,临终前自豪地对人说:“我这辈子是对得起组织,无愧于人民的。”他道出了所有来自大上海的志愿者的共同心声。

  弹指一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大西北发生了巨变,我们这批来自大上海的志愿者亲历了它的巨变,虽然我们只是大西北建设中的一砖一瓦,上面却凝聚着我们的心血,镌刻着我们的忠诚。我们也分享了大西北改革和发展的成果,随着大西北的巨变,我们的住房越来越宽敞,收入越来越多,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舒坦。

  如今,我们这批人都离了岗,有些同志已经作古,但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儿孙正紧握着接力棒汇入建设大西北的洪流中,奔跑向前。我们对大西北的未来充满着期盼和憧憬,大西北,正像罗大佑的歌中所唱的:“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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