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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西迁断忆

2013年6月21日 20:03

来源: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选稿:刘亨

  【人物小传】

  凌雨轩,1952年初调交通大学工作,1957年随校迁西安,曾任交通大学党委委员、宣传部长,西安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党委副书记兼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等职,1983年调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

  王敏颐,1952年初调交通大学工作,1957年随校迁西安,曾任西安交通大学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处副处长、处长等职,1980年调任西北纺织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中央作出迁校决定

  交大内迁西安,是在1955年4月由中央正式决定的。经过4月下旬召开的全国高等工业学校、综合大学校院长座谈会和5月份召开的全国文化教育工作会议讨论,7月份高等教育部正式下发通知学校称:经我部研究并经国务院批准,决定你校自1956年开始内迁西安,并提前于1955年开始进行基本建设工程。当时为什么决定交大内迁,周恩来总理在主持解决交大迁校问题的会议上,明确指出:“在1956年以前不能不照顾到两点:国际形势及对旧的弱点的注意,那是方针。工业布局是放在内地,沿海紧缩,工业内迁,交大内迁就是根据西北工业基地建设的要求,和离开国防前线的条件下提出来的。”对于中央的决定和有关精神,交大党委领导同志都及时传达,并积极组织实施。1955年5月召开校务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一致通过了“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关于迁校问题的决议”。11月下旬,再经校务委员会讨论,通过了“交通大学迁校方案”,并向全校公布。对迁校的任务、工作进程、宣传、人事、总务、招生等各项工作作出具体安排,确定了1956年和1957年分批西迁的教师、职工和学生。整个迁校工作进入了积极准备和具体实施阶段。

  迁校工作的实施,在1956年暑假以前的阶段,进行得相当顺利。西安方面从新校址的选定到紧张的基本建设;从教学设备的安排、生活设施的完善到物资供应的调配;从接待、安排陆续抵达的师生到提供必要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条件,都经过紧张而繁忙的工作得以完成。上海方面从思想动员的深入到组织工作的落实;从人员的调配迁移到大量物资设备的搬迁;从不能中断的教学、科研到经常性工作和生活的安排,也都在全校通力协作下,有序而顺利地进行。到1956年暑假,西安新校址已完成10万平方米的基建,可以满足一、二年级的教学和生活之用。到西安报到的学生共有3906人,西迁的教职工815人(其中教师243人),家属1200人。9月10日在西安首次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一、二年级学生在新校址正式上课。

  迁校工作经历曲折

  迁校前一阶段的顺利实施,并不表明在认识上完全一致。随着1956年冬到1957年春全国形势的变化,中央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并作出党内整风的决定。围绕迁校问题在校内形成了不同观点的争论。由于当时校系的大多数机构和专业教研室都还在上海,学校党委和校务委员会多数成员也在上海,是否继续搬迁又是仍在上海师生员工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因此对迁校问题的讨论在上海校园内就特别紧迫而热烈。我们当时就参加了从基层到全校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以至多次校务委员会的讨论。虽然事隔40多年,当时多种会议中热烈讨论的民主气氛,至今仍历历在目。尤其是在文治礼堂召开的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历时七八天,代表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充分地、自由地反映各种意见。我们总的印象是:发言者中多数代表不赞成迁校;也有几位代表认为迁校决定是正确的,应按原计划继续西迁;也有几位代表提出事已至此,如果不迁,何以向西北人民作交代?再接着召开的校务委员会扩大会上,经过多次讨论,形成了多数“认为以不迁为宜”的结论。此后,问题就提到高教部和国务院讨论、决定。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处理交大的迁校问题。他在国事繁忙、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以很大的精力对交大内外各方面作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发表了许多精辟的意见和正确的指示,充分表明了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和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周总理亲自处理交大迁校问题所作的大量工作和多次的重要讲话,在凌安谷等编著、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交通大学内迁西安史实》一书中均有详细的记录,这是留给交大校史的一份极珍贵的生动史料。

  从1957年6月上旬开始,在上海、西安校内分别传达、讨论周总理的讲话,举行了几十次的各种座谈会和会议,进行了大量紧张繁忙的工作。上海方面,在党内经过充分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后,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通过各种渠道作解释和说服工作,积极配合高教部、上海市委在校内外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们记得,当时在上海炎夏的6月,几乎每晚在彭康校长的康平路寓所,都有党委和总支负责人的碰头会,汇报交流情况和讨论决定问题,经常与西安方面通话联系,掌握各种动态。在大量深入细致工作的基础上,到6月下旬,形成了交大分设西安、上海两地,两部分为一个系统,统一领导,专业设置统筹安排方案。学校正式上报了迁校方案和实施办法,经高教部报国务院批准。此后,即按国务院批准的方案,继续完成迁校和并校的各项工作,时间从1957年暑期延续到1958年暑期。

  服从需要扎根西北

  前后两次大批迁校,我们作为参与者和见证人,留下了很深的感受,至今难以忘怀。一是广大教师、干部、职工都能以大局为重,克服各种困难,自觉地随校西迁。从校级领导到一批中层领导干部,发扬革命传统,做到一声令下“打起背包就出发”,以自身行动作出表率。教师中一批知名教授、老教师和大批中青年教学骨干,毅然离开长期生活和工作的上海,奔赴西北,重新安家和创业,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体现了广大知识分子对党和政府的信赖、对国家方针的拥护。这是顺利完成交大迁校的中坚力量和群众基础。二是在短期内完成像交大这样一所著名老校的搬迁,确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在当时的条件下,依靠国家高效能和强有力的领导和支持,依靠有关地方、部门和单位的配合协作,依靠发动和组织校内各方面力量,群策群力,保证了繁重的搬迁工作紧张而顺利地进行。这从一个侧面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万余人分两批迁往西安,加之机器、仪器、家具、行李等物资共装运近千车厢,集中装运期间每天约有100至200吨物资由上海启运到达西安;还有,1956年和1957年,调往西安的教职工中,要解决调动配偶、家属去安家和工作的有近300人。他们分布在各个省市,经国家部门发出的通知,由学校人事部门和有关系、室派出专人,长途跋涉,辛勤工作,得到支持,陆续调往西安,并安排好生活和工作。显然,如果没有国家提供的条件和各方的支持协作,要在短期内顺利完成迁校的繁重任务,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是在1957年9月至10月间举家随同第二批迁校的教职工迁抵西安的。当时,学校对迁校工作安排得井然有序,特别是总务部门的有关供应和服务,都做得很周到。例如,我们搬家时所用的木箱、纸盒,以至捆扎器物的废纸、绳索等,都按需要及时送到。并有工务班工人同志到户打包,一直搬运至车站,减少了我们搬家的许多麻烦和辛劳。每忆及此,我们都衷心感谢那些不辞辛苦热情为大家服务的工人同志们。同样,我们到西安安家,学校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尽力作了各种安排。按当时的情况,西安的生活条件与上海相比有相当差距,但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学校的努力下,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快安顿下来。例如,吃的大米,对南方的教职工按特需供给,烧的煤球由上海搬去的煤球厂保证供应,蔬菜也由学校从外地运来作补充。还建起条件相当不错的幼儿园和子弟小学,供孩子进园入学。校园建设已初具规模,基本符合西迁人员的教学和住宿的需要。当然,因系初建,不免有简陋之处,有待进一步配套、充实和完善。当时印象较深的是:教学区内及北门、东门外,不少地方雨雪天气一片泥泞,生活区内更是如此,带来行动的不便。室内大多尚未安装取暖设施,冬季进入教室、会议室等,均要全副冬装。特别是在风雪交加时,在临时搭建的草棚大礼堂开会、作报告,真得经受严寒的考验。时隔多年,遇到当年的同学,还常听他们说:“我们在大草棚内听过凌老师的报告。”由此常引起对当年的回忆及今昔的对比。如今西安交大不论是校园建设的规模,或是教室、实验室、会议室和各种活动的设施,与当年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仅此,也足以证明学校西迁几十年的巨大变化和发展了。

  抚今追昔,我们这些交大西迁的亲历者,总是希望后来者能经常重温学校那段弥足珍贵的历史,不要忘记当年迁校的艰辛和前人所作的奉献。更衷心祝愿交大的事业后继有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国家各项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的鼓舞下,在跻身创建世界高水平大学的征途中踏实前进,为国家开发大西北的宏伟战略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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